莫晓
“十年射虎心犹壮，今日烧羊酒正醺。雪地何妨中夜饮，竖儒谩笑傥将军。”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如中夜的匣中宝剑，铮铮鸣响。让本溪人想不到这样一首充满了英雄豪情的诗竟是写于本溪的东营房，在明代叫张其哈剌甸的地方。更让人想不到这首诗的作者竟然是明末的一代英雄熊廷弼。
熊廷弼公园内的熊廷弼塑像
熊廷弼是明朝兵部侍郎兼辽东经略。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是怎样来到本溪的，又为什么给本溪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一
10月18日，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房兰河峪一带青雪飘飞，矗立在新城子的《创筑孤山新堡记》显得苍凉和孤寂。《创筑孤山新堡记》是明代辽东总兵李成梁及辽东巡抚张学颜所立，记载了明代的一段历史。熊廷弼巡按辽东与此息息相关。
创筑孤山新堡记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8月，辽东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了辽东边墙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
修筑辽东边墙宽甸六堡的建议者恰恰就是李成梁。1573年，李成梁向前来辽东巡视防务的兵部侍郎汪道昆（戚继光的好朋友）建议，将边墙之内的险山堡、宁东堡、江沿台堡、大甸子堡、新安堡和孤山堡等6个城堡移于边墙之外的宽甸、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和张其哈喇甸，理由是：这些地方都处于冲要，有利于遏止女真的内犯，同时又可拓展土地七八百亩。但在修筑过程中，主持者认为张其哈喇甸不适宜筑堡屯兵，而移在今天的新城子建了孤山新堡。建成后立碑纪念。孤山新堡成了辽东边墙“新疆”段的起始点。六堡建成后，安置移民64000户。30年后，建议修筑“新疆”的李成梁又建议放弃六堡，缩守旧边。并强行驱赶百姓，一时间，近10万百姓流离失所，哀嚎声震动燕东大地。
建议修筑“新疆”段的是李成梁，建议毁弃“新疆”段的也是李成梁，前后不一的举动引发了朝野的质疑，朝廷的一些官员也上书弹劾，认为他是有意资敌。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前来辽东。
孤山新堡
二
先说一说熊廷弼的身世和为官经历。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朝名将。在明王朝末期，是文官中少有的几个懂军事的人才，他和当时的孙承宗、袁崇焕三人被称为军事家。熊廷弼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 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他和辽东、和本溪的关系从此开始。
三
看戏剧常听这样的台词“八府巡按到”，只觉得八府巡按威风凛凛，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其实，在明代，巡按也就是一个七品大的官，不过因为其职责是代天子巡狩，拥有纠察百官诸司的权力，而显得威势赫赫。
1608年夏季，熊廷弼开始了巡按辽东的生涯。从此，显示了他军事家的才能和勇于任事的才干。
来到辽东6 天后，熊廷弼即率有关人员开始了对辽东边墙的巡视。但他把这种巡视看作不仅止是对李成梁放弃宽甸6堡的调查，而是对辽东军事的一次考察，史籍记载，他率部下勘察边防，“夙夜驰驱，北抵黄龙（今开原），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坚关险阻，虽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历其极，无所不加以相度。”
初冬时节，他从抚顺关出发，开始了对本溪境内的长城段和宽甸6堡的考察。他边走边对每个堡、每个台进行估议。到了清河城，对清河城的修筑时间、地理位置对都做了详细了解，并把清河城当作对女真作战的战略要地予以估议，在日后提出在此地驻军3万的军事设想。看到了清河城战略位置的重要，他又到了对清河城有战略支撑作用的威宁营考察，并在之后对威宁营城堡进行了重修。
一路行来，当走到张其哈剌甸子时，已是隆冬时节，大雪飘飞，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熊廷弼满怀豪情，他和同行围猎驰射，打到了几只兔子，然后支起帐篷，夜宿帷帐，烧兔佐酒，还兴致勃勃地作诗助兴：“十年射虎心犹壮，今日烧羊酒正醺。雪地何妨中夜饮，竖儒谩笑傥将军。”
第二天清晨，沿着官道向孤山新堡走去。一路上，四野山峰一片雪白，马踢得得声，给沉寂的冰雪世界带来了生机。也许，熊廷弼这时想到了唐朝诗人《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的诗句：“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更是豪气干云，策马奔驰在茫茫雪原。
行到孤山，看到完好的城堡和平静的村民们，他感到欣慰。在放弃宽甸六堡中，孤山新堡位于边墙之内，百姓因而没遭到被强迫迁移的噩运。他仔细阅读了《创筑孤山新堡记》，并对周围的山形地势考察了一番，确认30年前把本来要修筑在张其哈剌甸的城堡移建此处是很有眼光的选择。
出了孤山，勘察到朵儿木岭（在今宽甸县北）时，重险深阻，林森树密，车骑不能通，熊廷弼去掉了马骑，和卫兵一起裹着毡子，攒着足，从冰雪滚下。如此十数日，至鸭绿江镇江堡（今丹东市九连城），完成了勘察任务。
四
经过实地勘界，熊廷弼上疏朝廷，指出李成梁、赵楫放弃宽甸六堡等于向建州女真送去了七八百里的土地，其行为构成了资敌之罪，“可胜诛耶”。
明王朝初年修筑辽东边墙之意，本为防御逃跑到内蒙的残元势力。历史上把从北京跑到内蒙的残元势力称为“北元”，明王朝一直视其为心腹大患。后来建真崛起，发生了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明王朝在给予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在辽河以东修筑边墙，因而有了清河城卫区七堡的建设。但即使是这样，很多人仍认为“北元”是主要敌人，说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还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
熊廷弼勘察辽东边墙时，女真努尔哈赤还没有背叛明王朝，对明王朝仍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但熊廷弼对于当时的形势有了敏锐的认识，他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
在防范女真的战略中，从没从事过军事的熊廷弼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干。他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
“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
“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
意思是说要屯田先修边墙。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
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他在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题为《修完沿边城堡台墙疏》中说：“众心齐备，众力毕举，壕墙之功以六月完，墩台及东路六堡城工以十月完，通计挑筑过壕墙六百八十五里，包砌过墩台九十九座，清河、一堵墙、草河、叆阳、长奠、熊岳堡七座，补修碱场、孤山、散羊峪马根单、威宁营城堡壕墙五座，遂使东路城堡雉堞连云，一旦缓急皆可为屯守。”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五
随着熊廷弼1611年的离任，他的防范女真的战略没能贯彻下去，但他在辽东表现出来的军事才干获得了公认。熊廷弼1611年6月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在家一呆就是七年。
这期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公然树起了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旗帜，攻城了略地，势如破竹，先克抚顺关，又下辽东军事重地清河城。1619年3月，明朝数十万大军分兵四路进攻后金，三路丧师。朝廷在震惊之余，又想到了熊廷弼。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这时，辽东形势岌岌可危。6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7月，铁岭失陷。此时的辽东重镇——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形势更不容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兵又无人统领，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有消息说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
临危受命的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先整顿军心，激励士气。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在军事布置上，他上疏朝廷，要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同时适当收缩兵力，将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调于辽阳。为赢得时间加固辽阳城的防御设施，他作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迷惑努尔哈赤。
他先是让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来他又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指点什么地点可以驻军，什么地点可以埋伏，什么地点可以作战，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后金果然疑虑，不但没有立即进攻辽阳，反而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则趁此时机，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
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1620年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6月12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8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又形成了事关辽东整个战略构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个能攻能守的战区，各路相互策应。战术布置则如下，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攻，消灭努尔哈赤。到1620年，9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火炮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熊廷弼被罢职，听勘。一个由危局扭转过来的大好军事形势又被断送。虽然，1621年2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熊廷弼离开辽东一个月后，沈阳、辽阳相继失守，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如果让熊廷弼驻守辽东，形势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但在一个末世的王朝中，熊廷弼的才干挽系不住走向灭亡的王朝的车轮。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逃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
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但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不受熊廷弼的节制。
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实际准备的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结果在与后金较量中，明朝失败了。熊廷弼也在1625年9月27日被这个末世王朝处死。
六
如今，走在本溪境内的边墙旁，偶尔会看到在堑沟的淤土中有铁蒺藜和磁雷。铁蒺藜是一种铁制的带有四个尖的若“蒺藜”状的东西。把它放在地上，总有一个尖向上直立着。也有称之为扎马钉的。磁雷是一种瓷质罐状东西，平底，直径0.15米，高0.12米，上有一个小口，约0.02米，用以装火药用；侧面有一个引火线小孔，和后来的雷管相似。这些皆是兵士所用武器，战时，每个兵士四十个，每十个为一串，用绳系之。用时撒地，以防止敌人进攻。在本溪县碱场公社西南原是有名“木栅墙”的地方，在碱厂和李家堡子的山峦上，其城墙旧址仍清晰可见。走在这些地方，就会让人想到熊廷弼当年顶风冒雪的身影，就会想到他留在本溪的豪放诗篇。
乾隆皇帝评价熊廷弼的碑文
乾隆在碑文中对熊廷弼的评价如下：有明一代通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如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那些自坏长城、弃祖宗之基业而不顾者，还能说有人心、有天良乎？熊廷弼自田间召还，出任辽东巡抚，日驰二百里，待国何勤，来之何速。然姚宗文腾谤于朝，刘国缙制肘于外，群小党伐，横议繁滋，致使志士扼腕，无能而为，明社以亡，究竟是谁之过？
熊廷弼:明末守疆大将是如何死于残酷的官场的
明朝末期，经守辽东疆土者有“三杰”，依次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然而，这三人均受到排挤打压，甚至死于非命，其中以熊廷弼为最早，其经守辽东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评价。但是，如此忠诚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场呢？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擢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47万大军惨败，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党争之害。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相利用。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
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到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形成了直接对抗。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所谓的“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都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埋下了祸根。
据《明史》记载：“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明史》评价曰：“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而握有实权的王化贞却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明史》中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
应该说，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下令处置败军之将，《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决议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要四万两。但熊廷弼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便指使人诬陷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于是“帝怒”。
第二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不太好，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此评价，甚为形象。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掼纱帽”。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也从不忌讳。但凡有人弹劾，他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他，但熹宗皇帝不会。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说得很难听，且不留余地。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熊廷弼却微笑着说：“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两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痛哭流涕，态度倒是端正。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有胸襟。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有“盖世之材”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辩冤疏”。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至死也没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道不白的。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自杀。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其墓在今武汉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王化贞却苟活到崇祯五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曾感叹：“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读之思之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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