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春秋》有三传，读了《左传》两遍之后，觉得《春秋》其他两传应该不能媲美《左传》，所以一直没有读《公羊传》的打算。直到五月份做了一个梦，梦中人推荐我读《公羊传》。前文已述。
当时觉得甚是奇异，也许我应该读一下《公羊传》看看到底说些什么？读完《左传》之后，一时放空，除了晚上翻读两篇《周易尚氏学》暂没有其他读书安排。这空虚中读《公羊传》的想法就强烈起来。手头暂没有书籍，但现在读书不比以前——在我父亲读书年代，想读一本书，先要买到或者借到这本书，现在有了网络，一切变得便捷许多。即便没有纸质版的书，电脑联网很快能扒出来想看的内容。
昨日在网上把《公羊传》找出来读了，才明白原来《春秋》里那么多“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原来是那样来的。后人为什么认为《公羊传》是拨乱反正，云云，读了《公羊传》才若有所悟。把鲁隐公在位的十一年读完又读了鲁桓公十年，觉得该写点东西。
感觉故事和趣味性没有《左传》强烈，但能透过《公羊传》能看到更多春秋时期礼法。以及能体会到孔子写《春秋》的迫切感，使命感。
《史记》记载了孔子为什么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春秋》以及《春秋》对后世的影响。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这也是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原因。
在《论语》中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认为人来到世间带着天然的使命感，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其实这一句应该是儒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带着这样的使命，孔子要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了，也正因为他太优秀，而不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齐景公怕他把鲁国治理强大成为自己对手，所以贿赂季桓子，季桓子放逐孔子于列国。列国因孔子有圣人之才，不敢轻易许其政事，怕他如周文王一样成就自己伟业，所以导致孔子在列国之间略无所用。不能得用于列国，抱负难道就不能实现了吗？
《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孔子把一腔情怀倾注在《春秋》之中，在《春秋》文字的基础上中建立了一个思想意识中的王朝。或者说在鲁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王朝体系，用正道的礼来评判天下之事。后人称孔子为“素王”的原因可能来源于此。
《春秋》编写之后，孔子传于卜商，《史记》中记录：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赞为添加，赞的古意现在还在用，赞助。
能不能往《春秋》里添加句子这个我个人很难考证，但孔子编撰《春秋》是有原则的：
一、常事不书。“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不平常者称乎异。平常所事，春祠、夏礿、秋尝、冬烝。事之常态，天地无灾，民人不饥，国事无常，则不必书写。
二、鲁国之外诸侯国非大恶不书。在《左传》中僖公二十四年，重耳重返晋国，开辟霸主基业，《左传》在前后多章浓重书写。在《春秋》中，只记下“晋侯夷吾卒”。而其实晋惠公夷吾是死在僖公二十三的事情。《左传》记在二十三年，《春秋》将此事记在僖公二十四年，这也是因为所传闻异辞的原因。毕竟距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久远，所以月份日期都没有书写。另外，诸侯死，不告不书。可能当晋侯夷吾死的时候，没有来告鲁国，到了僖公二十四年，晋人来告鲁国，晋连死两君，自隐其恶，只说了晋惠公，没有言及晋怀公。而对于弑君非礼的恶事，很有必要书写在《春秋》上。
三、鲁国大奸恶事不书。避讳也，君父有大恶，子女必然会有隐讳，人情之理。鲁隐公被弑杀，《春秋》只写“公薨”。鲁桓公在齐国被彭生杀害，《春秋》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四、诸侯国之大丧事不来告，于鲁无礼不书。
孔子的治学态度很是严谨，在《春秋》中，因为他的书写原则，所以用字记录很少。我认为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原因是，子夏理解并遵行孔子的理念，以至于《春秋》之记事无所添加，至于遣词造句，《春秋》用字精当，更无所改。
子夏从孔子那里接受了《周易》和《春秋》，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作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弟子根据他的教授传了《子夏易传》和《春秋》。《公羊传》基本可以看作是子夏及其门人对于《春秋》的解读，比较准确的阐释了经旨，即微言大义。
以前读《左传》很容易略过《春秋》直读传记，今天读《公羊传》发现，《春秋》其文辞简约，旨奥深邃，确实不能删减一词。比如随便在《春秋》中寻找一句。桓公八年最后一句：“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就这一句任何一个字都不能删减，天子安排祭公到鲁国，和鲁国之人一起到纪国迎娶王后。原文如果删减一字，意思就改变了。
注意到，在《左传》中多处读到龙，但在《春秋》中没有见到关于龙的字眼。也可能是《左传》用了传说。《春秋》奇异之事不过是鼷鼠食郊牛及日月星相。
正史里也经常有传说，《左传》有，《资治通鉴》有，《史记》也有，举个例子，就说“赵氏孤儿”吧，这就是个民间传说，被太史公像小说一样写录在史书之中，后人于是觉得真有其事。和《左传》一对比，就发现很多问题，屠岸贾这个人名不在经传之中。以前我对比考证了这段历史，觉得屠岸谷这个人的名字来源于“栾书”，因为当时栾氏家族势力很大，在栾氏主政时期，为了排除异己，制造了“下宫之难”斩杀了赵同赵括，除了赵武还是婴儿，基本灭赵氏之门。引起了民愤，但是民人不敢指名道姓言说栾书，就因其名子，编篡了一个屠岸贾（音古），读一读会发现，屠岸谷音近于栾书。TUANGU和LUANSHU仔细拼读体会一下，民间有高人为了控诉栾书为赵氏鸣不平而编撰的故事。所以屠岸贾就是栾书。太史公根据民间传闻收录了这段半真半假的故事当作史料。
在《春秋》最短一章出现在哀公十四年，记了一件令今人称奇之事：“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其实该年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书写，但寥落几字足显圣人之哀伤。《史记》记载，孔子见获麟而感叹“吾道穷矣。”于是罢笔。因为后世之人，从来没有见过麒麟这种瑞兽，所以猜测圣人用“获麟”结尾的目的，至今未能详明。《左传》到此并没有搁笔，仍以经传方式书写持续到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有人认为孔子去世之后哀公吊唁，子贡恶哀公刚愎自用而厉言刺之，使其忿怒，经所以不能续写。《左传》继续前边传的方式记事到哀公二十七年。个人以为，经这种记事方式诸侯国由来久也，至于它的断绝，则是因为《春秋》明义，王道已备纲常已举，所以无需延续，亦堪为后世圣王治世准绳。
《中庸》里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可以认为，孔子所讲授的学问也不可远离人之常情，远离人之常情的经道，孔子也不会书写讲述。之所以我们现在读不懂《春秋》是时间久远，文字记载的方式略有改变，多读几遍，设身处地想一想，就能想明白，不读《公羊传》，《春秋》是干巴巴的，无从下口，读了《公羊传》《春秋》立马有了灵魂。是因为领悟不同了。
另外不能尽信于书，后人的解释能不能说得通，其实就看符不符合人间常理就行了。比如《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人解释为：学过了再复习不是很快乐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学习再复习这有什么快乐？快乐是学到的东西运用在生活中，比如学了个正骨手艺，一上手就把胳膊断了的人给接好了，高兴吗？肯定高兴。这才是学而时习之得来的快乐。《春秋》所述道理，也当由此验证。
最后觉得《左传》和《公羊传》都值得一读，不读《公羊传》，不明白微言大义说到到底是哪里。在《左传》中，开篇郑伯克段于鄢，后边简单的讲了一下春秋笔法，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详细读来，这一篇不像是左丘明的笔风，倒像后边君子曰的文笔。估计写下这句话的人是受了《公羊传》的影响，毕竟这三部书成书年代相近，后世有人考证，三传均出自子夏门人。我个人认为《左传》是一个自孔子时代到汉初之间作者大杂烩，你写一笔，我加一句，成为今天的样子，不过里面经的内容除了后边三篇有所增加，其他都还如《春秋》原文。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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