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作“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夏朝时已有夏礼，而后的殷商亦有殷礼。到了周朝的周公时代，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此时的周礼已经趋于完善。但是随后的春秋战国导致了“礼乐崩坏”，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又有了“焚书坑儒”的惨祸，一时间儒家的诗书礼乐等六经缺失，周礼再不复往日之盛，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加强自己的统治选择了”焚书坑儒“，但并未收到预期中的效果，反而还导致了秦朝的”
“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礼”是不可或缺的。《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刘邦灭暴秦，败项羽，建立汉朝后，一改秦始皇”坑儒“的作风，开始”尊儒“，推行礼法。礼法一经推行，臣子守礼，百姓和顺，上下一心，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和礼仪就是儒家的要义之一。在见到礼法对人民、臣子的巨大作用后，身居高位的刘邦都不禁感慨道：“吾今日方知为皇帝之贵也”。后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朝已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了。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即为“德治”或“礼治
中国礼仪以周为最，汉朝在周礼的基础上，配合儒家的治国理念，融合创新出了”汉礼“，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剑礼”。佩剑作为汉代诸多礼仪中的重要礼器，其地位在汉代礼仪中无可替代，是其他兵器所望尘莫及的，在汉代礼仪制度及其等级制度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由于有诸多以佩剑为礼器的礼仪存在，渐渐地也就构造出了一套以佩剑为礼器的礼仪制度。“剑礼”的出现正是佩剑在汉代趋于贵族化的最佳证明，这一过程在西汉后期佩刀的兴起而达到顶峰。剑在战场上和实际使用中渐渐被刀所替代，但这也正是佩剑在礼器中地位急速上升的过程，其象征意义已经远大于实用性。汉代佩剑承三代及其秦朝之遗俗，结合了汉代的礼仪文化和佩刀在实战中地位上升的史实，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等级差异，成为了汉代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
▲汉剑剑身平直，剑刃狭长，剑锋尖锐，外圆内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款战场用剑。
汉朝佩剑风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佩剑为荣，所谓“剑者，君子武备，所以防身”。通过人们腰间的佩剑，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可享受的礼仪、特权就有如掌上观纹。因为在当时，佩剑的规矩是非常严格的，等级不同，剑也就不同。汉人佩剑就如同现代买车，你的剑越好，车越贵，你的地位就越高。萧何有功，便得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刘邦登基，原亭长时的”三尺剑“就变为代表皇权的”七尺剑“；彭宠权重，于是刘秀特赐其随身佩剑以示信任。
▲崔豹《古今注》载：“当高祖为亭长，理应提三尺剑耳；及贵，当别得七尺金剑。”可见三尺和七尺之别。
佩剑的剑装、长度甚至配色等因人而异，还有着一系列的“行剑礼”，千万马虎不得，要是不小心弄错……不说官府等着你，就连行人也会“路见不平一声吼”，直接“替天行道”。
▲《晋书·舆服制》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
汉朝佩剑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剑装的差异，剑装也就是汉剑剑柄之上的装饰。根据剑装的等级差异，可以将其分为櫑（ léi）具剑、驳犀具剑、金装剑、玉具剑，排序由低到高。
中小官吏和有钱人所佩之剑——櫑（ léi）具剑
《汉书隽不疑》载：“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应助曰：‘櫑具，木标首之剑，櫑落壮大也。’”櫑具剑即是木首剑柄形制的汉剑，在柄上有蓓蕾形玉饰，是当时可“冠进贤冠”的普通官员或是平民百姓可携带的佩剑。当然，百姓想要佩櫑具剑，得有钱，毕竟櫑具剑的价格一般在六百钱左右，多的则要上千钱，几乎是普通家庭一年的存款了。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櫑具剑，完全符合《汉书》中的描述，“木标首之剑，櫑落壮大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实物
抗虏名将所佩之剑——驳犀具剑
《汉书·冯石传》载：“帝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赐驳犀具剑、佩刀、紫艾绶、玉玦各一”。驳犀具剑是一种以斑犀皮为装饰的剑，被赐此剑的人大多都是抗击外虏，如匈奴这类少数民族有功的军官，《东汉观记·陈遵传》载：“陈遵破匈奴,诏赐驳犀剑。” 马王堆汉墓中有出土驳犀具剑，墓穴主人的姓名不详，但通过墓葬的规格来看，此人地位颇高，位同封侯。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令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为之震惊，是研究汉朝文化的重要资源。
少数民族首领所佩之剑——金装剑
汉朝以玉为尊，故此不多使用金饰，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出土的墓穴情况来看，汉朝时期周边的蛮夷中仍以金装剑为尊，在滇王墓葬中即有多把金装剑出土，这说明金装剑在汉代多为蛮夷首领的佩剑。
▲现代工艺制作的鎏金大櫑具剑。
王侯贵族所佩之剑——玉具剑
汉代视玉为国之重器，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自古我国皆以玉比德，故此玉具剑的地位应该是在各种佩剑中最高的。为了突出这点，玉具剑不仅“摞首潭卫尽用玉为之”，而且还被装以金丝，加以纹饰，无一不在彰显我国崇尚礼义的君子之德、大国之风。
▲第一代昌邑王刘髆的玉具剑，其首、格、攝、秘都是玉制，纹样上多用龙等神兽，由此可看出剑主身份之尊。
汉朝以孝治天下，礼仪方面遵循“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核心思想，佩剑方面也是如此，剑和人的身份必须符合，不然不成体统。《谢承书》载：“帝赐舆马衣服剑珮刀，钱二万，南阳计吏归，具以启延。延知衍华不副实，行不配容。”
在这样严格而详细的汉礼中，佩剑作为汉代所流行的重要武器、礼器，虽然因环首刀的出现，逐渐退出战场，至西汉后期时，原先的佩剑热都变成佩刀风。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汉剑不再战用，佩剑人数的减少，恰恰却是汉剑在汉朝礼制中地位上升的过程。后至隋唐时期，佩剑又再度盛行，《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号侯，皆只佩。绶亦如之。”
▲隋朝丙子椒林剑，虽名为剑，实则为唐代战刀，即如今俗称的唐刀形制。
等到明清时期，大众也以佩剑为尚，自皇帝以下，文武百官皆佩剑，连武将都是战时佩刀，平时佩剑，以表礼仪。也是因此，清剑存世较多，其中大多都是皇室和王公大臣的佩剑，可见在剑在当时的地位。
历经数千年，地位依然尊荣，不怪乎世称剑为“百兵之君”、“百兵之师”，果真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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