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词人，最为“调转”的大约要属史达祖了------“调转”的到非指其平生如何颠沛，而是其在词史的地位实在是有些“急转直下”的意思。众所周知，词学自隋唐而起，两宋而兴、元明而敝，复又清代中兴，然在这千年的嬗变中，词家的审美潮流此起彼落，元、明、清三代所标举的唐宋词人也是不胜枚举------但我们注意到，在后世所标举的两宋名家，只有史达祖一人是盛极而衰，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衰”很大程度不是因为词学之外的东西。
史达祖在词家地位转折的关捩，实是自清代常州词派伊始。在常州之前，尤其是与史达祖同代的词坛名家对于史达祖词是持充分肯定态度：南宋姜夔《梅溪词·序》称其词是：“梅溪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张镃《题梅溪词》则云：“端可以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而纷纷三变行辈，几不足比数”，虽然张、姜二评是因为题、序之故，是却有褒扬过甚的地方，但并取后来张炎《词源》之所谓：“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又“宋人多以姜、史并称”之说，足见史达祖词学技艺之高蹈，然一入清代常州，词体要以“比兴”为尊，史达祖因其“堂吏”的身份，为常州诸公所捐弃，甚至于在此后的词学史上，史达祖之地位便再无擢升之日，而本文之所意，便是浅论个中因由，略以正其名，即名教旨意下“非君子”的梅溪词，实是词家咏物技法之冠。
张炎《词源》称史达祖的《梅溪词》在咏物、节序二题上造诣最高，其评史达祖咏物词是云：“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且张炎是讲史达祖词与姜夔词同举-----------按姜夔在张炎心中的地位，史达祖能与其同席列位，已经足证史达祖咏物词的高度了。
笔者在论南北宋咏物词：“侔色揣称”到“因寄所托”的发展与词体擢升一文中曾提到了两宋咏物词的嬗变过程，北宋时期，咏物词讲究的是“惟妙惟肖”，但转过南宋的咏物，尤其是南宋季的咏物词，却因为有“故国哀思”的寄托，所以显得“思想境界更高”，故而，仅是以文学性、技巧性的咏物词，两宋之间，确当以史达祖为冕冠-------------这种技巧体现在哪呢？一曰炼字，一曰句法。
高观国《竹屋痴语》，高、史并称于世
陈造《竹屋痴语序》云：“高竹屋与史梅溪，皆周、秦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亦未及也”；陈造所谓的“皆周、秦之词”，确切的来说，就是集中在对诗家句法的脱化（周）与赋笔的运用（秦），沈义父举周词句法便提到了此点，其云“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诗句之所以“不生硬”，是因体裁的限制，尤其以律诗为例，律诗共四句八联，体制变化不足，但在四句中要起跌宕顿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句式的灵活变化。若求诸于词作，史达祖咏燕词《双双燕》最宜师范，其词如下：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双双燕》史达祖
《双双燕》这个词牌句法参差，有三五敦促，又间有四六对句，是非常考校句法功力的，史达祖此词上片多用赋笔，但收尾“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一句，却能通过对画面颜色的构建，以及意象特性的捕捉，已是工极而近自然了；下片“看足柳昏花暝”则用诗家句法，过通感而双关，“看足”上续“归晚”，“昏”、“暝”取措雅丽，凡此种种，句法之变化，字词之贴练，意象之触感，足可当两宋咏物技法之巅峰。故黄苏《蓼园词选》称此词是“词旨倩丽，句句慰贴，匠心独造，不愧清新之目”；王士祯《花草蒙拾》更是说“咏物至此，人巧极天工错矣”。
宋人之于史达祖词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且元、明二代也不曾低过多少。元人陆辅之《词旨》全移张炎之评，以其句法为高；明代则因为审美的趋向使然，重小令而轻长调慢词，重“词辞”而轻“章法”，但即便如此，有明一代对于史达祖的评价亦在褒扬之内。明王世贞论词讲究的是“神韵天然”，但与史达祖却说出“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这种评价，尤其想见其“工稳”处，杨慎也称其词是：“语精字炼，岂易 及耶”，其《词品》云：
春雪词云： 行天入镜，都做出、轻松纤软。寒炉重暖，便放慢春衫针线。 恐凤鞋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 此句尤为姜尧章拈出。轻松纤软，元人小令藉以咏美人足云。又元夕词：〔羞醉玉， 少年丰度。怀艳雪，旧家伴侣。〕醉玉生春出兰畹词，艳雪出韦诗，语精字炼，岂易 及耶。
逮至清代，之于史达祖的评价便发生了非常大的改，且是“盛转到极衰”的过程。清初彭孙遹对于史达祖词的评价直追张镃，在其《金粟词话》中直推史达祖为南宋第一：“南宋词人，如白石、梅溪、竹屋、梦窗、竹山诸家之中，当以史邦卿为第一”，但随着浙西词派之兴盛，史达祖从“南宋第一”变成了姜夔的羽翼（“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词综·发凡》）当然，浙西词派，史达祖的“风评”仍算正面，而随着常州诸家的崛起，史达祖之词家地位便陡然直下。
常州词派倡始于张惠言而发扬于周济，以“比兴”、“寄托”为词学理念，是清代也是词史最后、且声势最为浩大的词派，按龙榆生所言，即“词至清代，原已发露无遗；得惠言而其体遂尊，学者竞崇“比兴”，别开涂术，因得重放光明；此常州词派之所以盛极一时，而竟夺浙派之席也”（《中国韵文史》），据此，词家论“比兴”，便是权舆在“名教”与“诗教”之间，是要在词中体现“教化”之功，能与《风》、《雅》同颂的-----------------史达祖依附权相的堂吏出身，在宋史中都被“恨乌及乌”，到了高标“君子”的常州词派，更是有“因人废词”之恨。
常州中业之砥柱周济，便用一“偷”字定史达祖的“词品”，其云：“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纤巧。粗俗之病易见；纤巧之习难除，颖悟子第，尤易受其熏染。余选梅溪词，多所割爱，盖慎之又慎云。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又云“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刘熙载《艺概》也遵循着“非大方家数”的评论原则，认为史达祖词“非君子之词”：“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这种对史达祖“语涉尖巧”的评价大多来源于“词无寄托”（龙瑜生作《韵文史》甚至将其点明是“史词描摹物态，信极工巧；特无甚寄托耳”）且非常偏颇，要知道，其同代张镃的评价与周、刘的评价可谓截然相反--------张评可是称梅溪词是“有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污淫之失”！（《题梅溪词》）
总而言之，若平心而论，史达祖虽不能真与姜夔持平，但仍是要略过宋季四家，且史达祖弥祖清真，下启碧山，是为咏物词之中枢，在词史中仍是“举足轻重”的一家，但随常州词派在名教旨意下的厚诬古人，终使得史达祖推出两宋一流名家的席位当中了。
结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常州词派以及道咸之后的词坛中，对于史达祖的褒扬之音也不算全然消绝，清末邓廷桢认为史达祖的词并非毫无寄托，所谓：“大抵写怨铜驼，寄怀毳幕，非止流连光景，浪作艳歌也”；同样的，陈廷焯也称其是“独怪史梅溪之沉郁顿挫，温厚缠绵，似其人气节文章，可以并传不朽”（《白雨斋词话》）
但可惜的是，清末四家同气连枝，皆为常州嫡传，且彼时《宋四家词选》为当世第一词家选本，其序言影响之大，几已成词学门径之圭臬，被厚诬的词家非但仅有史达祖，还有苏轼----------更可惜的是，苏轼饶是有朱祖谋作《宋词三百首》为新示学人轨范而重振其名，而史达祖却在周、姜、吴三家之下永无擢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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