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拿下戛纳金棕榈,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获此殊荣的韩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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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它再度收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创造了亚洲历史。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亲自发文祝贺,说这是“无上的荣耀”,还邀请主创团队去青瓦台共进午餐。

《寄生虫》不仅引发观众对社会现状的思考,还真正地改变了社会现状。有韩国媒体报道,《寄生虫》上映后,韩国穷人居住的半地下室受到关注,首尔政府拨款,为半地下室住户改善住房条件,符合条件的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接近人民币1.9万元)的资助。

奉俊昊从2013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起初,他想以对称的方式来描写穷富两个家庭的生活,后来发现“穷的家庭更有内容”,所以选择以贫困家庭的视角切入,让他们侵入豪宅。最后,《寄生虫》也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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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电影开始制作,实际的拍摄时间,只有77天。

剧透警告:接下来是剧情简介,如果还没有观看过本片的,可以先点收藏,稍后再看,以防被剧透。

在与韩国影评人李东振的对谈中,奉俊昊同意电影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人公一家四口,居住在肮脏拥挤的半地下室里,只能靠包披萨盒之类的零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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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哥哥基宇的好友出国留学,拜托他暂时接手家教,于是他伪造名校学历,顺利蒙混过关,成为朴家千金的英文老师。随后,他先是把妹妹基婷介绍给夫人,做朴家小儿子的美术老师,又和家人谋划,诬陷为朴家工作的司机、女佣,一步步顶替了他们的位置,像寄生虫一般进入了朴家豪宅。

看上去,他们的生活改善,也实现了阶级跨越,但在社长一家出门露营后的雨夜,被辞退的女佣按下门铃那一刻,在豪宅里肆意妄为的主角一家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在影片后半部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化,原来,豪宅的地下室中,还藏着第三个家庭,女佣的丈夫因投资失败,逃避债务,一直被女佣供养在地下室中。两对穷人互相争斗之际,社长一家又因大雨提前回家,主人公只能像见光的蟑螂一样四处躲藏……风波过后,女佣的丈夫在社长哥哥的生日派对上,捅死了妹妹基婷,而富裕的社长一家,对大出血的妹妹坐视不管,只关心送昏迷的小儿子去医院,当父亲把车钥匙扔给社长时,他因为闻到“穷人身上的气味”,下意识捏住了鼻子。这一幕被父亲看在眼里,随后他突然暴起,拿刀捅死了所谓的“上流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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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结尾,父亲由于被通缉躲到了地下室,在逆光下,哥哥幻想着赚钱买下大宅,让父亲从地下室光明正大地走出来,两人拥抱在一起,但这个美好的“韩国梦”,真的能实现吗?

《寄生虫》是奉俊昊的第七部电影,在这部电影里,奉俊昊依然将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试图探讨当代韩国民众的心理特征。反映、追问、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代韩国电影的特点之一,但奉俊昊不同于那种大声疾呼的导演,他试图保持理性和适度,在以《杀人回忆》为代表的过往作品中,这种风格就已经很明显,《寄生虫》也继承了这个特点。

背景介绍到此结束,正式开始我们这期的《万字解读》——《寄生虫》。

电影第一个镜头,始于半地下室的视角,随后镜头下移,窗外风景淡出画面,地下室的房间入镜,告诉了我们主人公一家的生活状态:他们住的不是普通的公寓,而是灰暗破旧的地下室。紧接着,哥哥基宇和妹妹基婷因无法上网而发愁,两人找遍全屋,找不到一个有WiFi的地方,最后在拥挤的厕所,才蹭上咖啡店的公用网络。这个情节,是一家人生活状态直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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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展示网上搜到的视频,说模仿视频中的女人,可以提高效率、赚更多钱。镜头给到全家人,他们背后堆了好几摞披萨盒,原来,一家人靠包披萨盒为生,这种不固定的零工,也是标准底层谋生的手段。

这时,窗外开始喷洒杀虫剂,妹妹让哥哥去关窗,父亲却制止了,说“就当给家里免费消毒”。白色烟雾在整个地下室弥漫,其他人被呛得直咳嗽,父亲却端坐不动,继续包披萨盒。处在社会底层的他们,就是如同“虫”一样低微的存在,被杀虫剂所喷杀,而父亲作为“虫”已经习惯、无感,继续安于底层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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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披萨工钱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正要举杯庆祝时,父亲发现,窗外有个醉汉在门口小便,而他们却只是坐视咒骂:“看这杂种,天还没黑呢。”妹妹让哥哥去警告一下醉汉,哥哥却说:“不要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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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之前被喷杀虫剂的反应一模一样,位于半地下的底层阶级,在遭遇“地上”的不公平对待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抗行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地下室里生活,认同了自己所处的阶级,很难有主动改变的积极性。

反而是哥哥的朋友突然出现,呵斥走了醉汉,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由于出国留学,朋友要把家教的女学生托付给哥哥,她今年高二,是富贵人家的千金。这不仅是哥哥接触上流阶级的跳板,也是一家人获得阶级晋升的机会,现实中,穷人和富人吃不一样的饭,去不一样的地方,生活轨迹可能不会有交叉,但这个情节的设置,为主题表达带来了新的变化。

当这家人去到高等阶层的环境后,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是对高等阶层的生活展现出占有欲、对回归下等阶层产生愤怒,还是无动于衷?从母亲的嘟囔里,奉俊昊暗示了他们此时的心态:面对大学生送来的、象征财富和好运的石头,母亲嘀咕“还不如送点吃的”,她并没有太多生活进步的意愿,只想解决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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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哥哥伪造名校学历面试过关,一家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改变。基宇对父亲保证,“明年我就会考上这所学校”,在他看来,大学生的身份、体面的家教收入、甚至包括代替朋友与社长女儿恋爱,都是他未来即将获得的扎实东西,而非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妹妹、父亲、母亲,也都一一凭借美术、开车、做家务的本领,举家“进驻”了社长的豪宅。两个年轻人在教育问题上,与上流的夫人侃侃而谈,表现得落落大方,父母二人也迅速适应了新身份,展现出了不错的业务能力。

并且,当醉汉再一次小便时,哥哥不再沉默忍受,而是学起了朋友,愤然抗争,女儿还特意录像纪念。这就表示,主角一家人对于自身所处生活状态,从“默认、习惯”的态度转向了“反抗、不满”,他们不想再安于现状、浑浑噩噩,而是想往上爬。

即使抛开剧情,我们也可以从奉俊昊的镜头手法中,感受到这一点。基宇去面试时,镜头先是扫到阴影中站立的父亲,随后才平移到走向光明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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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宇进入豪宅时,镜头跟随他走到庭院,这时,光线从刺眼的过度曝光,逐渐变成适应亮度的清晰,对他来说,富贵的生活即将从遥不可及变为唾手可得。随后,他被社长夫人带往二楼,在一个全景镜头中,基宇走上二楼,而女佣出现在一楼右侧。在社长女儿偷听的场景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楼梯构图,这些场景都暗示着,相对以前,主人公一家处于上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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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到哥哥担任家教这里,一切还相对单纯,他只是为了多赚点生活费,但当他把妹妹基婷推荐到朴社长家当美术老师之后,事情开始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妹妹首次家教时,连蒙带骗,提出了“艺术治疗”的理论,唬住了社长夫人,恰好社长回家,叫司机送她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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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内,妹妹脱掉内裤,试图陷害司机,自己的工作已经稳了,但她还不满足,想把父亲也弄进朴家。与此同时,镜头给到了车窗外正在打架的出租车司机,车窗隔绝了妹妹与那两人,点出了她此时试图与所处阶级分化的意愿。之后,这家人变本加厉,得知女佣对桃子过敏后,污蔑她有肺结核,让母亲取代她,到朴家当了保姆,至此,一家人全部“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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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镜头、明亮的打光、漂亮的构图,表现出一家人即将迎来美好新生活的前景。但准确地说,从妹妹以“脱内裤”的过火举动掺和进来之后,导演加入了一些负面信息的传达:穷人所谓的阶级晋升,不是想着自己如何去努力赚取财富,而是去窃取富人的果实。

除了主人公一家,奉俊昊也没有忽视对社长一家的刻画。当社长和夫人发现司机“偷情”后留在后排座位的内裤时,流露出了明显的厌恶,还恶意揣摩他:“可能吸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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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夫人戴上一次性手套捏住内裤”的特写镜头,加上社长的话,“非要将液体留在我的座位上吗?”表现出两人对司机之物的排斥,上等阶级的夫妻俩,对司机这种下等阶层的人,天然就存在着隔离的倾向,所以主人公一家的把戏才屡屡得逞。

在更换司机和保姆后,父亲为社长开车,两人谈论到下馆子,社长提起离职的女佣,表示她人很好,不仅做饭好吃,还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最重要的是做事从不越界,“我喜欢懂得分寸的人”。结果,在社长抱怨完自己夫人的种种缺点之后,父亲的一句“你还是爱她吧”,让全程愉快交流的二人,陷入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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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话音未落时,奉俊昊马上给了社长一个反打,加快了剪辑节奏,强化了这种紧张的气氛,突然并道插队的卡车,进一步烘托了这层尴尬。最后,社长对父亲说“你看前边吧”,强行终结了话题,也彻底确立了他的态度:虽然平日里司机和主人可以和谐相处、似乎没有阶级之分,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不越阶级的分寸”,一旦逾越了那条红线,上等阶级的一切善意,马上就荡然无存了。

女佣这个人物也是一个亮点。在电影中,她的存在,可以说是主角一家人的“标杆”和“前辈”。原本身处下等阶层的她,连续侍奉豪宅的两代主人,得以让自己长久居住在优越的环境中。平日里,她与夫人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甚至与主人的小儿子建立了感情,似乎已经成为了上流家庭中的一员。

电影中,她首次登场,是以女主人的姿态迎接前来面试的哥哥,以至于被他错认为"夫人",之后,她引领哥哥进入屋内时,持续不停的拍打虫子——对应开头被杀虫剂“杀”的主角一家人,象征着女佣相对于主角一家,更为“上等”,从结构上看,她也是主角一家人完成自身晋升计划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

但她真的属于上流阶层吗?社长一家开除她的原因,和开除司机的理由高度一致:子虚乌有的肺结核。这种下等阶级的病,让社长夫妻俩产生了反感。导致夫人崩溃,下决心开除掉她的导火索,正是女佣吐出的“血”,对应司机的“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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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社长首次出场的段落中,镜头先是给到从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狗,再切到同样从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女佣,已然揭示了她的实质身份。

通过司机和保姆的情节,奉俊昊着力强调的,依旧是社长的那句“分寸”: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的和蔼,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平视下等阶级,也不意味着允许下等阶级向上跨越,而是在双方各安其位的前提下,“得当”共处。他们拒绝对方任何“逾越分寸”的接触,这在物质上表现为如体液和血液;在非物质上,表现为打探家事、妄言感情。

既然女佣的“上流”假象被戳破,与之对应,取代了她位置的主角一家人,也顺理成章变成了一种“不得晋升”的存在。初次进入豪宅时,基宇透过二楼的窗户,看到女佣对着打瞌睡的夫人拍巴掌,用失礼的举动唤醒了夫人,随后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晋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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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女佣被解雇时,二楼窗户边站着的变成了社长的小儿子多颂,当他眺望时,庭院里依旧是女佣和夫人,只是这一次女佣被解雇。最终,身居上位、力量更强的,依然是夫人,女佣只能接受自己被辞的命运,这也预示了哥哥行动的必然失败。

除了这组对照,哥哥和社长小儿子多颂,在位置上也构成了对等关系。多颂的画作和疯癫,是由于遭到了惊吓,他不是光鲜的艺术天才,只是单纯的精神病。哥哥基宇也是,看上去他实现了阶级晋升、实则他只是财富窃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下等人。站在二楼的制高点俯瞰庭院的人,也悄悄从基宇变成了多颂:虽然寄生虫一时登上高位,但终究要被上流人物踢掉,打回原形。

在电影前半部分,奉俊昊有意无意地,始终没有完全揭示主角一家行动失败的必然性。前半部分,一家人有三次聚餐,第一次是电影开头,众人贫困潦倒,在半地下室喝着啤酒就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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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哥哥和女儿当上家教,晋升计划慢慢推进,众人经济好转,在司机餐厅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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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一家人集体入驻豪宅,晋升计划似乎成功,他们望着庭院喝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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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次就餐之中,他们的生活状态一直在提高,但父亲却永远用着同一个表情,说着同样的开场祝词。对他来说,这种改善并没有很大的触动,即使身处豪宅,有了份体面工作,父亲内心的自我认知,还是保持着开头穷困的状态。

当父亲前去社长公司面试时,他坐在会议室外边等待社长,镜头从会议室里拍摄外边的父亲,其他人的对焦虚化,镜头对准了父亲的脸,而社长与父亲被窗户隔离开,暗示了两人之间的壁垒。面对透明的玻璃墙,父亲做出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类似他们被杀虫剂喷射,以及容忍醉汉在家门口尿尿时的场景,对于自身和社长等人的阶级差距,他内心是默认且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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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哥哥这一边,开头时,穷困潦倒的他通过耍滑头,拿到了披萨店的钞票,镜头给到披萨店长拿出钞票的特写。随后,他当上家教时,同样有一个夫人拿出钞票的特写,无论生活状态有没有改善,他的本质并没有变,依然是“金钱的被赐予者”。

还有一个细节,一家人虽然收入已经不菲,但依然没有改换住房,蜗居在地下室,即使社长儿子闻到四人身上相同的“穷味”,险些引起社长怀疑时,他们想到的方法,也只是更换不同的肥皂。在他们的认知里,类似于“味道”的个人气质,是不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影片前半部分,奉俊昊对穷富阶级的分隔,以及主人公一家的心理倾向,做了铺垫,之后,他设置了一个标准的“转向”场景:社长一家人为了给小儿子庆祝生日,开车出门露营,给主角一家创造了短暂“拥有”豪宅的机会。父母两人如释重负地瘫倒在沙发上,哥哥在外面的草坪晒太阳看书,女儿在大浴缸里,一边泡澡一边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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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家人的对话内容很有意思。夜幕降临,他们坐在豪宅中央的沙发上,面朝庭院。父亲感慨“真是有格调啊”,妹妹基婷打趣哥哥偷看社长女儿的日记,基宇却一本正经地展望,说两人将来可是要结婚的。

接着,他们开始讨论“富人为什么善良”的问题。父亲说,这家人实在太好骗了,他们这么轻易地就完成了入住,尤其是社长太太,她那么天真。父亲的结论是:她那么有钱,却仍然那么善良,母亲却“一语惊醒梦中人”:不是有钱了仍然那么善良,而是因为有钱才那么善良。有钱人都天真没烦恼,有钱人家的孩子,衣服上都没有褶皱,钱就是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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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角一家人来说,没钱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因此他们觉得,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让人变得善良,但这只是穷人阶级对富人的想象,或者说臆测。

随后,一家人为丢掉工作的司机担忧,又表现出了一种同为下等阶级的惺惺相惜,妹妹基婷却说“我们管他干嘛,管自己就好”。哥哥让妹妹选,如果这栋豪宅变成他们自己的,她要住哪间?父亲说“这里现在就是我们的家,很温馨不是吗”,母亲却清醒发言,如果朴社长回来了,他们一家就像半夜遇到开灯的蟑螂一样,全部都要躲起来。在一家人畅想着哥哥入赘豪门时,天空一阵电闪雷鸣,虽然他们刚刚像主人一样,在庭院里肆意玩乐,但现实中,一切都不属于他们。女佣的出现打破了一切的假象,也让紧张的情绪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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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扮不再端庄,站在门外,被雨淋成了落汤鸡,说东西忘了拿,恳求母亲给她开门。女佣进屋后,母亲合力帮她打开柜子后的暗门,随后两人钻入了地下室。

摄像机跟随着母亲的走动,展现出了地下室的黑暗、破败,和暗道入口处,摆满华丽酒水的柜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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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佣和主角来说,他们表面上占据了华丽的“柜子”,但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只有门后的黑暗。

到了这里,女佣和主角一家人的对等关系,更明显了。主角一家生活的半地下室,虽然能接受到些许阳光的照射,实际上,跟女佣丈夫生活的地下室也并无区别,这个男人和父亲一样,也曾投资过小生意,失败后躲避追债,再也没见过天日。

真正进入电影的后半段,奉俊昊挥舞起了他的大刀阔斧,从隐喻转向了直接,打破了为主人公一家布置的幻想。站在楼梯上偷听的其他人滚落,女佣夫妇识破了主角一家,用手机录像威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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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出现手机录像,是哥哥勇斗随地小便者,妹妹在一旁欢呼雀跃,这次的处境却完全不同。不过,就在女佣夫妻两人放松警惕的时候,主角团一起冲上来,压制住了两人,随后,妹妹又从冰箱里拿住杀手锏——桃子,往女佣脸上摩擦,两组人打斗之际,社长夫人又打电话到家里,说因暴雨取消露营,八分钟后就要到家,让母亲做好炸酱乌龙面等她。

一家人手忙脚乱,又要收拾屋子,又要把女佣二人拖回地下室,还要做好饭,女佣想要逃出地下室状告这家人,却被母亲一脚踢回,滚下楼梯,头部重重的砸在墙上,昏了过去。她的丈夫也被捆起来,扔回了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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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母亲所说,母亲之前说的一语成谶,富人一回来,他们这些下等的寄生虫,就和蟑螂一样四散溃逃。此时的背景音乐,正是前边主角一家人设计女佣、完成晋升时的变奏版本,当时的希冀与此时的狼狈,在音乐的呼应中,形成了强烈对比。

从剧情上看,女佣夫妇与主角一家人打斗,彰显了穷人心理。下等阶级,把精力放在与其他下等阶级的竞争中,所争抢的无非是富人的寄生虫位置。在女佣丈夫的幻想中,他更愿意和妻子窃取社长豪宅,再悠然自得地享受,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成为富人阶级,争取属于自己的豪宅。

而社长怎么看待这些“下等人”呢?在沙发上睡觉时,社长居高临下地评论父亲,说他是“越线者”——,身上还带着“地铁里常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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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经过走廊,地下室中的女佣丈夫遥控着走廊的感应灯,他却恍然未觉;社长夫人看到了一闪一闪的感应灯,却只是稍感奇怪,便不再追究,对于女佣丈夫的“传信”,社长夫妇根本无所察觉。女佣丈夫还把希望寄托在多颂身上,说他参加过童子军,一定能感应到讯息。

可以看到,富人对于穷人发出的信息,几乎是漠视的,甚至阻断了双方交流的可能性,这个状态,也吻合了社长的“分寸”之说,意识的固化,让富人排斥穷人的靠近,穷人也安居于下位。

这段小高潮中,奉俊昊对“方向”的元素也很巧妙。前半段中,主角进入豪宅庭院、登上楼梯,都是自下而上,象征主角一家人向上晋升的状态。而后半段,奉俊昊给出了一系列的“向下”运动:女佣和主角一家走下楼梯、进到地下室,社长夫妇睡在沙发,主角一家藏在沙发下,当他们逃离豪宅回到自家的过场中,也是不停在走下坡、下行的阶梯、下坡的通道,这一系列连续的“向下”运动,说明主人公一家向上跃升的尝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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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奉俊昊更是用略为粗暴的手段,强调了“下等人”的生活实情——大水淹没了地下室,哥哥抱着象征“发财”的石头,身影在坏掉的灯光中明暗不定,女儿坐在地下室的马桶上抽烟,堵住涌上来的臭水,传递出绝望的信息。另一边,豪宅地下室里,女佣因头部失血过多昏死过去,她的丈夫绝望地用头敲着摩斯电码,庭院之中,多颂注意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光,破译出了摩斯电码“救命”,但也并没有当回事。

最终,主角一家人只能住到救济的体育馆,女佣因失血过多而死,穷人终究是穷人,只能生活在狼狈之中。而第二天早上,社长夫人打电话过来,说要为多颂举办生日派对,千金小姐又请求带上基宇,而为生日采买东西,又必然要叫上司机父亲。一路上,这个富家太太依然和以前一样天真,打电话叫这个人,叫那个人,又商量出席宴会的服装,但帮他推车的父亲,在经历了昨晚的一切之后,心态已经崩了。在车上,社长夫人又对父亲身上的气味表示了厌恶,先是用一根手指堵住鼻子,又把窗户摇下来,父亲感受到她的嫌弃之后,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服,宋康昊把那种委屈、愤怒掺杂的情绪演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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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结尾之时,奉俊昊用一个信息量极大、表达丰富的段落,再一次重申了所有的信息。基宇本想去地下室了解女佣丈夫的情况,反被他用发财石重击。失去妻子的他发了狂,冲到生日派对上,一刀捅在妹妹基婷的胸口,吓晕了社长小儿子。

混乱之中,社长不顾基婷即将死亡,催促父亲开车送小儿子前往医院,一旁的母亲救女心切,和女佣丈夫厮打在一起,用烧烤签扎进了他的腰部。一旁的父亲,带着印第安人头饰,在打斗的场景中显得十分滑稽,仿佛处在状态外,不理解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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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听见社长的呼唤,把钥匙扔给了他,但钥匙却精准掉落在女佣丈夫身旁,社长伸手去拿钥匙,听到女佣丈夫对自己表示“respect”的时候,闻到了熟悉的“地铁里的臭味”,下意识捏住了鼻子,父亲看到这一幕后,突然暴起,杀死了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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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的反应,是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下意识的排斥,而父亲对这种排斥感到了本能的愤怒,站在穷人的立场进行了反击。然后,父亲从明亮的庭院逃进了漆黑的地下室,在这里,导演特意给了监控一个特写:女佣在雨夜剪断摄像头,结果却保护了父亲,让他不被抓住,这个巧合,道出了下等人之间无形的抱团。女佣夫妇和主角一家人,拥有相同的阶级认知,所以当父亲感到无处可去时,地下室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导演没有表明社长小儿子的死活,只是明示了两个下等阶级的死者:妹妹基婷和女佣丈夫。代表下等阶级的角色里,只有这两个人,一直持续地释放着“越线”的气息,女佣丈夫一直很尊敬社长,想和社长“交流”,而妹妹从头到尾都积极行动,为自己争取利益。开头抓住披萨店老板软肋,是她通过朋友了解到的信息,脱下内裤,让计划开始走向恶性过火的,也是她。当一家人都对被解雇的司机表示担心时,只有妹妹表示冷漠,在哥哥眼里,她也是“看上去应该住在豪宅里的人,不像我们”。

但最终,也是这两人,面临了最坏的结局:死亡。

寄生虫韩国人才看得懂的(万字解读寄生虫)(38)

穷人有穷人的自我认知,富人也拥有富人的自我认知,两个阶级间的界线分寸被维护着,因此一切和谐。而当穷人阶级试图跨越界线时,则必然遭到诛杀。其即使发生意外,也不一定就会丧命,而“逾越者”,必死无疑。

结尾,奉俊昊又给了一个“包袱”。首先,父亲居于地下室,用摩斯电码和儿子达成了沟通,这一幕显然对应着此前女佣丈夫用摩斯电码向社长小儿子求救,而不得回应的段落。富人与穷人之间“有壁”,只有穷人与穷人之间,才可以畅通无阻。

随后,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努力赚钱,成为富人,买下豪宅,让父亲堂堂正正地走出地下室。明亮的光线之中,哥哥功成名就,与父亲在庭院之中拥抱,曾经属于社长、他们只能窃用的庭院,属于了他们自己。

但马上,一切都破灭了。镜头再次回到了电影最开始,只不过这次,半地下室一片漆黑,显得窗外更加明亮。镜头也如同第一个画面那样,不断向下运动,最后落到了黑暗中的哥哥身上,他正在写“在那天来临之前,请多多保重”,而这封信能不能寄出,还是个未知数。这个开头结尾的呼应,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哥哥的愿望,和开始那句“明年我就会考上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大学生”一样,只是穷人的一时之想,无论重开多少次,白日梦都不会实现。

寄生虫韩国人才看得懂的(万字解读寄生虫)(39)

关于这一点,奉俊昊和剧组人员还认真计算过,如果哥哥真的要买这座房子,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以韩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可能需要547年。

可以说,在电影里,每个阶层由于固化的认知,都没有想要改变阶级的强烈愿望。富人不用说,穷人即便运用诡计,获得优质的生活,也只是像片名所揭示的,做上等阶级的“寄生虫”。

本片的不俗之处在于,奉俊昊并没有像其他韩国电影那样,着力展示上等阶级如何欺侮下等阶级,把他们的打压,作为下等阶级无法向上流动的原因,从而达到批判效果。

在电影中,社长夫妇对主人公一家,作为“相对反派”,也并非传统那种,有意欺压穷人、作威作福的脸谱形象,而是有理有节、和谐共处的,只是有个前提:分寸。在界线内,他们维持着体面与友好,让人想恨也恨不起来,反倒是主人公一家“霸占”豪宅后的嘴脸,细想令人有些恐惧。

富人阶级不是穷人阶级的加害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也是受害者,奉俊昊的矛头,指向的不是某一阶级,而是导致各阶级产生固化意识的社会现实本身,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越线”导致的下意识反应。女佣丈夫因为越线交流被无视而杀人,社长因为司机越线的交谈而不悦,作为上等人,他和妻子甚至无法忍受气味的越线,冒犯了拥有这种味道的父亲。底层的生活状态糟糕,源于其安于现状、寄生他人的意识,而上层对底层的漠视,迟早会遭到暴力的反噬。在奉俊昊的眼里,他们都是“坏人”,但又都不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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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众觉得,本片有点概念先行,为了这叠醋,包了这叠饺子。导演为了表达阶级斗争的主题,塑造了穷人入侵豪宅的情节,让角色变成了工具人。

的确,从客观现实逻辑出发,这部电影有很多bug,比如“社长一家怎么可能那么笨,把主角一窝放进了自己家”比如“主角有了钱为什么还住地下室”等问题,在影片后半段,“穷人互相搏杀”和“水淹地下室”的高潮段落中,奉俊昊为了强化主题,也有些用力过猛的嫌疑,导致影片变得有些粗糙直给,但综合整部电影,其中丰富的前后对应、紧凑的节奏和代入感,都可以看出导演的匠心。

总而言之,《寄生虫》并非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更像一则包含隐喻的当代寓言,非要从现实层面“硬刚”,用现实的逻辑对照电影内情节和人物的行为,反而是一种“文不对题”。电影的鉴赏,还是要从电影本身的系统、而非观者的视角出发,影片中人物的表层行为,并不是基于日常现实层面的合理,而是基于电影内部的人物心理和自我认知,它与现实是两套体系。

如果按照那种观点,恐怕《白日美人》、《八部半》、《狂人皮耶罗》等经典里的主角,其行为全都是不合逻辑、有缺陷的。在寓言的形式之下,《寄生虫》呈现出来的,是“无主观恶意的全员恶人”,以及对造成阶级固化的韩国社会的批判,从而达成了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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