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拿下戛纳金棕榈，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获此殊荣的韩国电影。
一年之后，它再度收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创造了亚洲历史。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亲自发文祝贺，说这是“无上的荣耀”，还邀请主创团队去青瓦台共进午餐。
《寄生虫》不仅引发观众对社会现状的思考，还真正地改变了社会现状。有韩国媒体报道，《寄生虫》上映后，韩国穷人居住的半地下室受到关注，首尔政府拨款，为半地下室住户改善住房条件，符合条件的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接近人民币1.9万元）的资助。
奉俊昊从2013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起初，他想以对称的方式来描写穷富两个家庭的生活，后来发现“穷的家庭更有内容”，所以选择以贫困家庭的视角切入，让他们侵入豪宅。最后，《寄生虫》也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2018年，电影开始制作，实际的拍摄时间，只有77天。
剧透警告：接下来是剧情简介，如果还没有观看过本片的，可以先点收藏，稍后再看，以防被剧透。
在与韩国影评人李东振的对谈中，奉俊昊同意电影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人公一家四口，居住在肮脏拥挤的半地下室里，只能靠包披萨盒之类的零工维持生计。
由于哥哥基宇的好友出国留学，拜托他暂时接手家教，于是他伪造名校学历，顺利蒙混过关，成为朴家千金的英文老师。随后，他先是把妹妹基婷介绍给夫人，做朴家小儿子的美术老师，又和家人谋划，诬陷为朴家工作的司机、女佣，一步步顶替了他们的位置，像寄生虫一般进入了朴家豪宅。
看上去，他们的生活改善，也实现了阶级跨越，但在社长一家出门露营后的雨夜，被辞退的女佣按下门铃那一刻，在豪宅里肆意妄为的主角一家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在影片后半部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化，原来，豪宅的地下室中，还藏着第三个家庭，女佣的丈夫因投资失败，逃避债务，一直被女佣供养在地下室中。两对穷人互相争斗之际，社长一家又因大雨提前回家，主人公只能像见光的蟑螂一样四处躲藏……风波过后，女佣的丈夫在社长哥哥的生日派对上，捅死了妹妹基婷，而富裕的社长一家，对大出血的妹妹坐视不管，只关心送昏迷的小儿子去医院，当父亲把车钥匙扔给社长时，他因为闻到“穷人身上的气味”，下意识捏住了鼻子。这一幕被父亲看在眼里，随后他突然暴起，拿刀捅死了所谓的“上流阶级”。
影片结尾，父亲由于被通缉躲到了地下室，在逆光下，哥哥幻想着赚钱买下大宅，让父亲从地下室光明正大地走出来，两人拥抱在一起，但这个美好的“韩国梦”，真的能实现吗？
《寄生虫》是奉俊昊的第七部电影，在这部电影里，奉俊昊依然将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试图探讨当代韩国民众的心理特征。反映、追问、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代韩国电影的特点之一，但奉俊昊不同于那种大声疾呼的导演，他试图保持理性和适度，在以《杀人回忆》为代表的过往作品中，这种风格就已经很明显，《寄生虫》也继承了这个特点。
背景介绍到此结束，正式开始我们这期的《万字解读》——《寄生虫》。
电影第一个镜头，始于半地下室的视角，随后镜头下移，窗外风景淡出画面，地下室的房间入镜，告诉了我们主人公一家的生活状态：他们住的不是普通的公寓，而是灰暗破旧的地下室。紧接着，哥哥基宇和妹妹基婷因无法上网而发愁，两人找遍全屋，找不到一个有WiFi的地方，最后在拥挤的厕所，才蹭上咖啡店的公用网络。这个情节，是一家人生活状态直观的体现。
哥哥展示网上搜到的视频，说模仿视频中的女人，可以提高效率、赚更多钱。镜头给到全家人，他们背后堆了好几摞披萨盒，原来，一家人靠包披萨盒为生，这种不固定的零工，也是标准底层谋生的手段。
这时，窗外开始喷洒杀虫剂，妹妹让哥哥去关窗，父亲却制止了，说“就当给家里免费消毒”。白色烟雾在整个地下室弥漫，其他人被呛得直咳嗽，父亲却端坐不动，继续包披萨盒。处在社会底层的他们，就是如同“虫”一样低微的存在，被杀虫剂所喷杀，而父亲作为“虫”已经习惯、无感，继续安于底层生计。
拿到披萨工钱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正要举杯庆祝时，父亲发现，窗外有个醉汉在门口小便，而他们却只是坐视咒骂：“看这杂种，天还没黑呢。”妹妹让哥哥去警告一下醉汉，哥哥却说：“不要惹是生非。”
这和之前被喷杀虫剂的反应一模一样，位于半地下的底层阶级，在遭遇“地上”的不公平对待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抗行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地下室里生活，认同了自己所处的阶级，很难有主动改变的积极性。
反而是哥哥的朋友突然出现，呵斥走了醉汉，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由于出国留学，朋友要把家教的女学生托付给哥哥，她今年高二，是富贵人家的千金。这不仅是哥哥接触上流阶级的跳板，也是一家人获得阶级晋升的机会，现实中，穷人和富人吃不一样的饭，去不一样的地方，生活轨迹可能不会有交叉，但这个情节的设置，为主题表达带来了新的变化。
当这家人去到高等阶层的环境后，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是对高等阶层的生活展现出占有欲、对回归下等阶层产生愤怒，还是无动于衷？从母亲的嘟囔里，奉俊昊暗示了他们此时的心态：面对大学生送来的、象征财富和好运的石头，母亲嘀咕“还不如送点吃的”，她并没有太多生活进步的意愿，只想解决温饱问题。
不过，当哥哥伪造名校学历面试过关，一家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改变。基宇对父亲保证，“明年我就会考上这所学校”，在他看来，大学生的身份、体面的家教收入、甚至包括代替朋友与社长女儿恋爱，都是他未来即将获得的扎实东西，而非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妹妹、父亲、母亲，也都一一凭借美术、开车、做家务的本领，举家“进驻”了社长的豪宅。两个年轻人在教育问题上，与上流的夫人侃侃而谈，表现得落落大方，父母二人也迅速适应了新身份，展现出了不错的业务能力。
并且，当醉汉再一次小便时，哥哥不再沉默忍受，而是学起了朋友，愤然抗争，女儿还特意录像纪念。这就表示，主角一家人对于自身所处生活状态，从“默认、习惯”的态度转向了“反抗、不满”，他们不想再安于现状、浑浑噩噩，而是想往上爬。
即使抛开剧情，我们也可以从奉俊昊的镜头手法中，感受到这一点。基宇去面试时，镜头先是扫到阴影中站立的父亲，随后才平移到走向光明的哥哥。
当基宇进入豪宅时，镜头跟随他走到庭院，这时，光线从刺眼的过度曝光，逐渐变成适应亮度的清晰，对他来说，富贵的生活即将从遥不可及变为唾手可得。随后，他被社长夫人带往二楼，在一个全景镜头中，基宇走上二楼，而女佣出现在一楼右侧。在社长女儿偷听的场景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楼梯构图，这些场景都暗示着，相对以前，主人公一家处于上升状态。
可以说，到哥哥担任家教这里，一切还相对单纯，他只是为了多赚点生活费，但当他把妹妹基婷推荐到朴社长家当美术老师之后，事情开始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妹妹首次家教时，连蒙带骗，提出了“艺术治疗”的理论，唬住了社长夫人，恰好社长回家，叫司机送她一程。
在车内，妹妹脱掉内裤，试图陷害司机，自己的工作已经稳了，但她还不满足，想把父亲也弄进朴家。与此同时，镜头给到了车窗外正在打架的出租车司机，车窗隔绝了妹妹与那两人，点出了她此时试图与所处阶级分化的意愿。之后，这家人变本加厉，得知女佣对桃子过敏后，污蔑她有肺结核，让母亲取代她，到朴家当了保姆，至此，一家人全部“上位”。
慢镜头、明亮的打光、漂亮的构图，表现出一家人即将迎来美好新生活的前景。但准确地说，从妹妹以“脱内裤”的过火举动掺和进来之后，导演加入了一些负面信息的传达：穷人所谓的阶级晋升，不是想着自己如何去努力赚取财富，而是去窃取富人的果实。
除了主人公一家，奉俊昊也没有忽视对社长一家的刻画。当社长和夫人发现司机“偷情”后留在后排座位的内裤时，流露出了明显的厌恶，还恶意揣摩他：“可能吸毒了”。
几个“夫人戴上一次性手套捏住内裤”的特写镜头，加上社长的话，“非要将液体留在我的座位上吗？”表现出两人对司机之物的排斥，上等阶级的夫妻俩，对司机这种下等阶层的人，天然就存在着隔离的倾向，所以主人公一家的把戏才屡屡得逞。
在更换司机和保姆后，父亲为社长开车，两人谈论到下馆子，社长提起离职的女佣，表示她人很好，不仅做饭好吃，还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最重要的是做事从不越界，“我喜欢懂得分寸的人”。结果，在社长抱怨完自己夫人的种种缺点之后，父亲的一句“你还是爱她吧”，让全程愉快交流的二人，陷入了尴尬。
在他话音未落时，奉俊昊马上给了社长一个反打，加快了剪辑节奏，强化了这种紧张的气氛，突然并道插队的卡车，进一步烘托了这层尴尬。最后，社长对父亲说“你看前边吧”，强行终结了话题，也彻底确立了他的态度：虽然平日里司机和主人可以和谐相处、似乎没有阶级之分，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不越阶级的分寸”，一旦逾越了那条红线，上等阶级的一切善意，马上就荡然无存了。
女佣这个人物也是一个亮点。在电影中，她的存在，可以说是主角一家人的“标杆”和“前辈”。原本身处下等阶层的她，连续侍奉豪宅的两代主人，得以让自己长久居住在优越的环境中。平日里，她与夫人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甚至与主人的小儿子建立了感情，似乎已经成为了上流家庭中的一员。
电影中，她首次登场，是以女主人的姿态迎接前来面试的哥哥，以至于被他错认为"夫人"，之后，她引领哥哥进入屋内时，持续不停的拍打虫子——对应开头被杀虫剂“杀”的主角一家人，象征着女佣相对于主角一家，更为“上等”，从结构上看，她也是主角一家人完成自身晋升计划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
但她真的属于上流阶层吗？社长一家开除她的原因，和开除司机的理由高度一致：子虚乌有的肺结核。这种下等阶级的病，让社长夫妻俩产生了反感。导致夫人崩溃，下决心开除掉她的导火索，正是女佣吐出的“血”，对应司机的“体液”。
其实，在社长首次出场的段落中，镜头先是给到从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狗，再切到同样从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女佣，已然揭示了她的实质身份。
通过司机和保姆的情节，奉俊昊着力强调的，依旧是社长的那句“分寸”：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的和蔼，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平视下等阶级，也不意味着允许下等阶级向上跨越，而是在双方各安其位的前提下，“得当”共处。他们拒绝对方任何“逾越分寸”的接触，这在物质上表现为如体液和血液；在非物质上，表现为打探家事、妄言感情。
既然女佣的“上流”假象被戳破，与之对应，取代了她位置的主角一家人，也顺理成章变成了一种“不得晋升”的存在。初次进入豪宅时，基宇透过二楼的窗户，看到女佣对着打瞌睡的夫人拍巴掌，用失礼的举动唤醒了夫人，随后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晋升”计划。
而在女佣被解雇时，二楼窗户边站着的变成了社长的小儿子多颂，当他眺望时，庭院里依旧是女佣和夫人，只是这一次女佣被解雇。最终，身居上位、力量更强的，依然是夫人，女佣只能接受自己被辞的命运，这也预示了哥哥行动的必然失败。
除了这组对照，哥哥和社长小儿子多颂，在位置上也构成了对等关系。多颂的画作和疯癫，是由于遭到了惊吓，他不是光鲜的艺术天才，只是单纯的精神病。哥哥基宇也是，看上去他实现了阶级晋升、实则他只是财富窃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下等人。站在二楼的制高点俯瞰庭院的人，也悄悄从基宇变成了多颂：虽然寄生虫一时登上高位，但终究要被上流人物踢掉，打回原形。
在电影前半部分，奉俊昊有意无意地，始终没有完全揭示主角一家行动失败的必然性。前半部分，一家人有三次聚餐，第一次是电影开头，众人贫困潦倒，在半地下室喝着啤酒就零食；
第二次是哥哥和女儿当上家教，晋升计划慢慢推进，众人经济好转，在司机餐厅就餐；
第三次是一家人集体入驻豪宅，晋升计划似乎成功，他们望着庭院喝威士忌。
在这三次就餐之中，他们的生活状态一直在提高，但父亲却永远用着同一个表情，说着同样的开场祝词。对他来说，这种改善并没有很大的触动，即使身处豪宅，有了份体面工作，父亲内心的自我认知，还是保持着开头穷困的状态。
当父亲前去社长公司面试时，他坐在会议室外边等待社长，镜头从会议室里拍摄外边的父亲，其他人的对焦虚化，镜头对准了父亲的脸，而社长与父亲被窗户隔离开，暗示了两人之间的壁垒。面对透明的玻璃墙，父亲做出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类似他们被杀虫剂喷射，以及容忍醉汉在家门口尿尿时的场景，对于自身和社长等人的阶级差距，他内心是默认且接受的。
而在哥哥这一边，开头时，穷困潦倒的他通过耍滑头，拿到了披萨店的钞票，镜头给到披萨店长拿出钞票的特写。随后，他当上家教时，同样有一个夫人拿出钞票的特写，无论生活状态有没有改善，他的本质并没有变，依然是“金钱的被赐予者”。
还有一个细节，一家人虽然收入已经不菲，但依然没有改换住房，蜗居在地下室，即使社长儿子闻到四人身上相同的“穷味”，险些引起社长怀疑时，他们想到的方法，也只是更换不同的肥皂。在他们的认知里，类似于“味道”的个人气质，是不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影片前半部分，奉俊昊对穷富阶级的分隔，以及主人公一家的心理倾向，做了铺垫，之后，他设置了一个标准的“转向”场景：社长一家人为了给小儿子庆祝生日，开车出门露营，给主角一家创造了短暂“拥有”豪宅的机会。父母两人如释重负地瘫倒在沙发上，哥哥在外面的草坪晒太阳看书，女儿在大浴缸里，一边泡澡一边看电视。
这里，一家人的对话内容很有意思。夜幕降临，他们坐在豪宅中央的沙发上，面朝庭院。父亲感慨“真是有格调啊”，妹妹基婷打趣哥哥偷看社长女儿的日记，基宇却一本正经地展望，说两人将来可是要结婚的。
接着，他们开始讨论“富人为什么善良”的问题。父亲说，这家人实在太好骗了，他们这么轻易地就完成了入住，尤其是社长太太，她那么天真。父亲的结论是：她那么有钱，却仍然那么善良，母亲却“一语惊醒梦中人”：不是有钱了却仍然那么善良，而是因为有钱才那么善良。有钱人都天真没烦恼，有钱人家的孩子，衣服上都没有褶皱，钱就是熨斗。
对主角一家人来说，没钱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因此他们觉得，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让人变得善良，但这只是穷人阶级对富人的想象，或者说臆测。
随后，一家人为丢掉工作的司机担忧，又表现出了一种同为下等阶级的惺惺相惜，妹妹基婷却说“我们管他干嘛，管自己就好”。哥哥让妹妹选，如果这栋豪宅变成他们自己的，她要住哪间？父亲说“这里现在就是我们的家，很温馨不是吗”，母亲却清醒发言，如果朴社长回来了，他们一家就像半夜遇到开灯的蟑螂一样，全部都要躲起来。在一家人畅想着哥哥入赘豪门时，天空一阵电闪雷鸣，虽然他们刚刚像主人一样，在庭院里肆意玩乐，但现实中，一切都不属于他们。女佣的出现打破了一切的假象，也让紧张的情绪达到了巅峰。
她打扮不再端庄，站在门外，被雨淋成了落汤鸡，说东西忘了拿，恳求母亲给她开门。女佣进屋后，母亲合力帮她打开柜子后的暗门，随后两人钻入了地下室。
摄像机跟随着母亲的走动，展现出了地下室的黑暗、破败，和暗道入口处，摆满华丽酒水的柜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女佣和主角来说，他们表面上占据了华丽的“柜子”，但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只有门后的黑暗。
到了这里，女佣和主角一家人的对等关系，更明显了。主角一家生活的半地下室，虽然能接受到些许阳光的照射，实际上，跟女佣丈夫生活的地下室也并无区别，这个男人和父亲一样，也曾投资过小生意，失败后躲避追债，再也没见过天日。
真正进入电影的后半段，奉俊昊挥舞起了他的大刀阔斧，从隐喻转向了直接，打破了为主人公一家布置的幻想。站在楼梯上偷听的其他人滚落，女佣夫妇识破了主角一家，用手机录像威胁他们。
上一次出现手机录像，是哥哥勇斗随地小便者，妹妹在一旁欢呼雀跃，这次的处境却完全不同。不过，就在女佣夫妻两人放松警惕的时候，主角团一起冲上来，压制住了两人，随后，妹妹又从冰箱里拿住杀手锏——桃子，往女佣脸上摩擦，两组人打斗之际，社长夫人又打电话到家里，说因暴雨取消露营，八分钟后就要到家，让母亲做好炸酱乌龙面等她。
一家人手忙脚乱，又要收拾屋子，又要把女佣二人拖回地下室，还要做好饭，女佣想要逃出地下室状告这家人，却被母亲一脚踢回，滚下楼梯，头部重重的砸在墙上，昏了过去。她的丈夫也被捆起来，扔回了地下室。
如母亲所说，母亲之前说的一语成谶，富人一回来，他们这些下等的寄生虫，就和蟑螂一样四散溃逃。此时的背景音乐，正是前边主角一家人设计女佣、完成晋升时的变奏版本，当时的希冀与此时的狼狈，在音乐的呼应中，形成了强烈对比。
从剧情上看，女佣夫妇与主角一家人打斗，彰显了穷人心理。下等阶级，把精力放在与其他下等阶级的竞争中，所争抢的无非是富人的寄生虫位置。在女佣丈夫的幻想中，他更愿意和妻子窃取社长豪宅，再悠然自得地享受，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成为富人阶级，争取属于自己的豪宅。
而社长怎么看待这些“下等人”呢？在沙发上睡觉时，社长居高临下地评论父亲，说他是“越线者”——，身上还带着“地铁里常有的味道”。
社长经过走廊，地下室中的女佣丈夫遥控着走廊的感应灯，他却恍然未觉；社长夫人看到了一闪一闪的感应灯，却只是稍感奇怪，便不再追究，对于女佣丈夫的“传信”，社长夫妇根本无所察觉。女佣丈夫还把希望寄托在多颂身上，说他参加过童子军，一定能感应到讯息。
可以看到，富人对于穷人发出的信息，几乎是漠视的，甚至阻断了双方交流的可能性，这个状态，也吻合了社长的“分寸”之说，意识的固化，让富人排斥穷人的靠近，穷人也安居于下位。
这段小高潮中，奉俊昊对“方向”的元素也很巧妙。前半段中，主角进入豪宅庭院、登上楼梯，都是自下而上，象征主角一家人向上晋升的状态。而后半段，奉俊昊给出了一系列的“向下”运动：女佣和主角一家走下楼梯、进到地下室，社长夫妇睡在沙发，主角一家藏在沙发下，当他们逃离豪宅回到自家的过场中，也是不停在走下坡、下行的阶梯、下坡的通道，这一系列连续的“向下”运动，说明主人公一家向上跃升的尝试失败。
随后，奉俊昊更是用略为粗暴的手段，强调了“下等人”的生活实情——大水淹没了地下室，哥哥抱着象征“发财”的石头，身影在坏掉的灯光中明暗不定，女儿坐在地下室的马桶上抽烟，堵住涌上来的臭水，传递出绝望的信息。另一边，豪宅地下室里，女佣因头部失血过多昏死过去，她的丈夫绝望地用头敲着摩斯电码，庭院之中，多颂注意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光，破译出了摩斯电码“救命”，但也并没有当回事。
最终，主角一家人只能住到救济的体育馆，女佣因失血过多而死，穷人终究是穷人，只能生活在狼狈之中。而第二天早上，社长夫人打电话过来，说要为多颂举办生日派对，千金小姐又请求带上基宇，而为生日采买东西，又必然要叫上司机父亲。一路上，这个富家太太依然和以前一样天真，打电话叫这个人，叫那个人，又商量出席宴会的服装，但帮他推车的父亲，在经历了昨晚的一切之后，心态已经崩了。在车上，社长夫人又对父亲身上的气味表示了厌恶，先是用一根手指堵住鼻子，又把窗户摇下来，父亲感受到她的嫌弃之后，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服，宋康昊把那种委屈、愤怒掺杂的情绪演活了。
快到结尾之时，奉俊昊用一个信息量极大、表达丰富的段落，再一次重申了所有的信息。基宇本想去地下室了解女佣丈夫的情况，反被他用发财石重击。失去妻子的他发了狂，冲到生日派对上，一刀捅在妹妹基婷的胸口，吓晕了社长小儿子。
混乱之中，社长不顾基婷即将死亡，催促父亲开车送小儿子前往医院，一旁的母亲救女心切，和女佣丈夫厮打在一起，用烧烤签扎进了他的腰部。一旁的父亲，带着印第安人头饰，在打斗的场景中显得十分滑稽，仿佛处在状态外，不理解发生了什么。
直到他听见社长的呼唤，把钥匙扔给了他，但钥匙却精准掉落在女佣丈夫身旁，社长伸手去拿钥匙，听到女佣丈夫对自己表示“respect”的时候，闻到了熟悉的“地铁里的臭味”，下意识捏住了鼻子，父亲看到这一幕后，突然暴起，杀死了社长。
社长的反应，是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下意识的排斥，而父亲对这种排斥感到了本能的愤怒，站在穷人的立场进行了反击。然后，父亲从明亮的庭院逃进了漆黑的地下室，在这里，导演特意给了监控一个特写：女佣在雨夜剪断摄像头，结果却保护了父亲，让他不被抓住，这个巧合，道出了下等人之间无形的抱团。女佣夫妇和主角一家人，拥有相同的阶级认知，所以当父亲感到无处可去时，地下室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导演没有表明社长小儿子的死活，只是明示了两个下等阶级的死者：妹妹基婷和女佣丈夫。代表下等阶级的角色里，只有这两个人，一直持续地释放着“越线”的气息，女佣丈夫一直很尊敬社长，想和社长“交流”，而妹妹从头到尾都积极行动，为自己争取利益。开头抓住披萨店老板软肋，是她通过朋友了解到的信息，脱下内裤，让计划开始走向恶性过火的，也是她。当一家人都对被解雇的司机表示担心时，只有妹妹表示冷漠，在哥哥眼里，她也是“看上去应该住在豪宅里的人，不像我们”。
但最终，也是这两人，面临了最坏的结局：死亡。
穷人有穷人的自我认知，富人也拥有富人的自我认知，两个阶级间的界线分寸被维护着，因此一切和谐。而当穷人阶级试图跨越界线时，则必然遭到诛杀。其即使发生意外，也不一定就会丧命，而“逾越者”，必死无疑。
结尾，奉俊昊又给了一个“包袱”。首先，父亲居于地下室，用摩斯电码和儿子达成了沟通，这一幕显然对应着此前女佣丈夫用摩斯电码向社长小儿子求救，而不得回应的段落。富人与穷人之间“有壁”，只有穷人与穷人之间，才可以畅通无阻。
随后，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努力赚钱，成为富人，买下豪宅，让父亲堂堂正正地走出地下室。明亮的光线之中，哥哥功成名就，与父亲在庭院之中拥抱，曾经属于社长、他们只能窃用的庭院，属于了他们自己。
但马上，一切都破灭了。镜头再次回到了电影最开始，只不过这次，半地下室一片漆黑，显得窗外更加明亮。镜头也如同第一个画面那样，不断向下运动，最后落到了黑暗中的哥哥身上，他正在写“在那天来临之前，请多多保重”，而这封信能不能寄出，还是个未知数。这个开头结尾的呼应，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哥哥的愿望，和开始那句“明年我就会考上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大学生”一样，只是穷人的一时之想，无论重开多少次，白日梦都不会实现。
关于这一点，奉俊昊和剧组人员还认真计算过，如果哥哥真的要买这座房子，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以韩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可能需要547年。
可以说，在电影里，每个阶层由于固化的认知，都没有想要改变阶级的强烈愿望。富人不用说，穷人即便运用诡计，获得优质的生活，也只是像片名所揭示的，做上等阶级的“寄生虫”。
本片的不俗之处在于，奉俊昊并没有像其他韩国电影那样，着力展示上等阶级如何欺侮下等阶级，把他们的打压，作为下等阶级无法向上流动的原因，从而达到批判效果。
在电影中，社长夫妇对主人公一家，作为“相对反派”，也并非传统那种，有意欺压穷人、作威作福的脸谱形象，而是有理有节、和谐共处的，只是有个前提：分寸。在界线内，他们维持着体面与友好，让人想恨也恨不起来，反倒是主人公一家“霸占”豪宅后的嘴脸，细想令人有些恐惧。
富人阶级不是穷人阶级的加害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也是受害者，奉俊昊的矛头，指向的不是某一阶级，而是导致各阶级产生固化意识的社会现实本身，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越线”导致的下意识反应。女佣丈夫因为越线交流被无视而杀人，社长因为司机越线的交谈而不悦，作为上等人，他和妻子甚至无法忍受气味的越线，冒犯了拥有这种味道的父亲。底层的生活状态糟糕，源于其安于现状、寄生他人的意识，而上层对底层的漠视，迟早会遭到暴力的反噬。在奉俊昊的眼里，他们都是“坏人”，但又都不是“坏人”。
一些观众觉得，本片有点概念先行，为了这叠醋，包了这叠饺子。导演为了表达阶级斗争的主题，塑造了穷人入侵豪宅的情节，让角色变成了工具人。
的确，从客观现实逻辑出发，这部电影有很多bug，比如“社长一家怎么可能那么笨，把主角一窝放进了自己家”比如“主角有了钱为什么还住地下室”等问题，在影片后半段，“穷人互相搏杀”和“水淹地下室”的高潮段落中，奉俊昊为了强化主题，也有些用力过猛的嫌疑，导致影片变得有些粗糙直给，但综合整部电影，其中丰富的前后对应、紧凑的节奏和代入感，都可以看出导演的匠心。
总而言之，《寄生虫》并非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更像一则包含隐喻的当代寓言，非要从现实层面“硬刚”，用现实的逻辑对照电影内情节和人物的行为，反而是一种“文不对题”。电影的鉴赏，还是要从电影本身的系统、而非观者的视角出发，影片中人物的表层行为，并不是基于日常现实层面的合理，而是基于电影内部的人物心理和自我认知，它与现实是两套体系。
如果按照那种观点，恐怕《白日美人》、《八部半》、《狂人皮耶罗》等经典里的主角，其行为全都是不合逻辑、有缺陷的。在寓言的形式之下，《寄生虫》呈现出来的，是“无主观恶意的全员恶人”，以及对造成阶级固化的韩国社会的批判，从而达成了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