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一种高效快捷的通讯方式，那就是由班主任指导学生建立起来的“联络网”。学校里要下发一个通知，通过联络网一般不到两个小时就会通知到每个学生。
这种“联络网”的建立，大致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首先是“熟人社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天津这样的直辖市，其实仍然保留着许多“乡土中国”的特色，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比今天近得多。各家各户彼此差不多都知根知底，这家来了一个亲戚，很快就成了全院子老老少少的亲戚。正是由于是“熟人社会”，所以人们之间，包括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家长之间都不陌生，这样一来大家互相传达一个消息会非常方便，即使本人不在，家里的人或同院的邻居都可以带个话。
第二个因素是“多子女”。我们那时的同学当中，独生子女是凤毛麟角，以我们那个班为例，全班47个学生，没有一个独生子女。这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不仅同学之间熟悉，而且家里的哥哥姐姐们往往也是同学，属于“亲上加亲”，彼此之间即使原来还有些许陌生，但一说是哥哥同学的弟弟，也一下子就熟络起来。
第三个因素是“就近入学”。我们那时候上学特别是小学阶段，是百分之百就近入学的，所以同学们之间从广义上都是邻居，无非是“远一点的邻居”和“近一点的邻居”而已。以我的小学同学而言，全部是天津五大道的孩子，从家里步行到学校不会超过20分钟。正是由于都是邻居，再加上差不多都住在大杂院里，所以同学们之间走动得比较勤快，这也给迅速地传达信息提供了便利。
第四个因素是“住宅的非封闭化”。尽管天津在上个世纪初就在五大道地区有了中国最早的单元式公寓楼，但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些单元楼里每个单元都住着两到三家，早就没有一家一户封闭的住宅了。在我的同学当中，家里有独立卫生间的只有三家，即使这三家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单元房。由于“住宅的非封闭化”，导致不会出现今天常见的邻里之间不相识的局面。
第五个因素是“通讯工具不发达”。这一条不用解释了，我的同学和老师当中家里没有装电话的，可以说“通讯基本靠吼”。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替代先进通讯方式最好的选择就是“面对面人传人”了。
基于以上几个因素，那时候大城市里的各个学校里都在学生中建立这种联络网。我们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由老师指定几个住得离学校最近的同学作为“网头”，然后根据其他同学的住址确定每个人在“联络网”中的位置，即消息由谁传给他，再由他传给谁。
一般情况下，联络网发挥作用最多的是调课信息。比如明天的课不上了，改成几点到学校集合去游行，又或者临时通知到附中去听报告，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由班主任老师找到“联络网”的“网头”，然后由“网头”转告下一个或几个人，下面的人再继续转告住在附近的同学，这样消息就从这里开始以最快的速度传下去。
那时候，学生们真的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几个住得离学校近的学生都争着当“网头”，觉得能让老师亲临家门是莫大的荣幸。虽然当“网头”意味着玩的时候不能离家太远，必须在可视的距离之内让老师可以找到，相对而言不那么自由，但大家都心甘情愿。
“联络网”也会出故障，偶尔会有断了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是某一个学生不在家，“上家”的同学把消息留给了这个同学的家人或邻居，导致后面的人收不到信息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因为这张“网”上的同学住得都很近，有的就是同院，所以一旦找不到这个同学，就可以直接告诉他的“下家”。
“联络网”平时运转都很规律，只有到了寒暑假的时候会有变化。一般来说，临近放假期间，老师都会统计同学们有没有外出的，都去哪里，怎样才能联系上，等等。这时大家都会告诉老师假期去哪里。那时社会对人口流动限制很严，还没有旅游这一说，放假一般都是随父母回老家，老师会逐一登记上每个人的通讯地址，如果有呼叫电话就更好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联络网”在发挥应急响应方面作用最大的一次是1976年大地震的时候。说起来，那个时候人们确实是“闻令而动”，凌晨三点多钟发生的地震，很多人家里的房子受损，人们都冒雨站在空地上，多数人只穿着内衣，也没有雨衣雨伞之类的东西。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7月28日上午，老师竟然能够通过这张“联络网”给所有同学下达命令，要求大家服从街道的安排，遵守纪律，不许去危险的地方。又过了几天，还是通过这张“联络网”，通知大家因为抗震救灾学校延期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