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湖南张家界。在天门山举行的第五届翼装飞行世锦赛上，翼装飞行运动员卡洛斯·布里塞尼奥从山上一跃而下。（图/ 王翮）
因为多云和下雨，张家界天门山举办的第一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下文简称“天门山世锦赛”）的决赛时间推迟到了10月17日和18日。
参赛者们穿起翼装，站上1400米高的壁架，张开双臂，像跳水运动员一样猛然跃入天空，顺着热气球锚定的棘手路线，一路俯冲，在精准计算的高度准时打开降落伞，在风中砸开一枚“水花”，穿过缆车线，到达终点——如水花消失在水中。
电影《极盗者》的空中摄影师詹姆斯·波尔、南非的朱力安·布勒、哥伦比亚选手乔纳森·弗洛雷斯、挪威的埃斯彭·菲德尼斯、将近60岁的翼装飞行装备制造商托尼等飞行经验丰富的选手在群山间盘旋而下，和风力博弈。
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尽可能快、准、远地飞行，以赢得梦寐以求的世界第一翼装冠军头衔。
朱力安以23.41秒的快速下降时间统治了这一天。
紧随其后的是挪威选手埃斯彭，时间为23.55秒，英国选手詹姆斯以23.84秒的成绩拿到了第三名。
2008年，詹姆斯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坠机事故，他的降落伞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一次翼装飞行中未能打开，导致他背部骨折、肋骨破裂和肺部瘀伤，被迫佩戴了3个月的身体支架，他以为自己再也不能跳了。
但此时，他正站在朱力安和埃斯彭的身旁，套上紫白相间的花环，举起红牛（Red Bull）的奖牌，对摄影师露出获胜者的灿烂笑容，无名指上还挂着一枚银色戒指。
在获胜者和决赛选手的名单中，人们没有找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和将翼装飞行变成主流极限运动的领导者杰布·科利里斯。
前一天，他在排位赛中腿部受伤，无缘决赛。
2011年，他以穿越天门山洞口的极限飞行表演，让这项运动为更多人所知。
这是2012年的秋天，参加决赛的8位世界顶尖选手中，还没有一个中国运动员。
27岁的张树鹏站在观赛的人群里，近距离看着每一道飞行轨迹从身边划过，落入山谷，“优美、优雅、自由、控制娴熟”。
10年后，他重复着这些形容词，提起那个秋天的直观感受。
在第一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举办的3年前，张树鹏拿到了2009年克罗地亚世界滑翔伞锦标赛冠军。
和滑翔伞这种借助外力才能实现飞行的空中运动不同，翼装飞行更接近鸟的状态——人最大面积地接触天空，脱离土地和飞行器的支持或束缚，通过调整姿态和控制发力变换方向和速度。
掌控和失控博弈的结果
一次好的飞行示范会酝酿一个好梦，而非恐惧。
和风打了多年交道的张树鹏，在这次观赛里没有感受到翼装飞行所谓的高危性。
此外，他还结识了他后来的飞行教练詹姆斯。
2020年11月12日，湖南张家界。张树鹏飞行前在山顶留影。（图/ 视觉中国）
2013年的中国没有学翼装飞行的环境，即便2012年的天门山世锦赛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2012年世界最佳发明”之一，这项运动在国内还太年轻。
就算是基础的跳伞项目也只面向跳伞队、航校等专业团队和机构开放。
掌握高空跳伞是翼装飞行这项运动的起点，积累200次高空跳伞经历后，才能拿到高空翼装飞行的入场券。张树鹏开始在世界各地“转场”。
美国亚利桑那州是他最开始学习高空跳伞的地方，跳伞基地多位于地势开阔之处，分布在平原或城市周边，地势平缓，没有特别高的建筑和悬崖。
滑翔伞的经验让张树鹏对天气状况、风力变换深有感知，掌握高空跳伞也更容易。
但滑翔伞的飞行状态是缓慢的，飞行速度也难以达到翼装飞行每小时200千米以上的速度，高度差不会在瞬间产生极大变化。
高空起跳却会达到每秒50米的自由落体速度，巨大的高度差变化会导致一个严重问题：耳压加大。
前50跳，耳压带来的痛苦对张树鹏来说难以承受，剧痛总会在坠落中光顾，耳朵似乎随时都要爆炸。
每次降落伞落地，他都要花时间缓上一阵。
一些从事跳伞的朋友和国家队成员建议他再多跳10次，“如果你的耳压能适应这种高度差的变化，不再有疼痛反应，你就适合这项运动，否则就不适合”。
10跳不难，很快就可以完成，但这10跳将决定翼装飞行的计划是终止还是继续。
随着飞机升上4200米的高空，从机舱里探出头准备下落的张树鹏，开始紧张起来。
再有10次，这个故事或许在开篇就将迎来结局。
骤降10次后，第一个章节终于有了定论，他可以继续训练高空翼装飞行了。
张树鹏第一次穿上翼装时，距离最早的“类似翼装”被发明出来已有100年。
33岁的裁缝弗兰兹·瑞切特穿着自己做的降落伞装备，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埃菲尔铁塔一跃而下。
他的头部首先撞击地面，在地上撞出了一个大窟窿，验尸报告却显示他在撞击地面前已死于心脏麻痹。
没有穿过翼装的人很难想象在空中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
在过往的翼装飞行现场，那些贴地飞行或在障碍物间完成精准转向，甚至穿过狭窄的山洞，都是掌控和失控博弈的结果。
初级训练时，张树鹏离开飞机后，要先沿着飞机的方向向前飞5秒，左转90度后向前飞10秒，再做一个左转90度，继续向前飞行10秒。
在1800—2000米的高度时，他要打开降落伞，在空中做转弯的动作：先转头确认是否安全，再压低转弯一侧的翼肋以变换角度。
不穿翼装的飞行意味着手脚自由，可以做出任何超过90度的动作，但翼装却让身体的躯干和四肢连接在一起，手臂最多能抬到头顶上约10厘米的高度。
翼装飞行的自由似乎是相对的，人虽然可以直面天空，飞行服却束缚着手脚。
这让很多初学者感到紧张和不适应，飞行时很可能在空中失去平衡，进入翻转或无规则坠落的失控状态。
穿上翼装前，张树鹏已经在跳伞训练中完成了180次模仿翼装飞行身体姿态的动作：站立在地面，双脚打开60厘米左右，双臂向身体两侧自然展开。
这个动作被称为“track”，也就是在空中“追踪”。
“最好的滑翔可以做出80度的向前滑翔的角度。”张树鹏说。
高空翼装的400次训练并不一帆风顺，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次训练中，张树鹏不得已打开了备份伞。
高空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一般有主伞和备份伞两套装备，备份伞在特殊情况时保证飞行员能够安全降落。
那天，长时间的训练让张树鹏放松了安全意识。
在开伞的瞬间，他的身体重心没有聚焦在胸前，而是偏向一侧，身体和伞绳、伞衣本该平行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开伞时，伞一侧先受力充气，另一侧充气打开的速度却变慢了。
主伞很快进入旋转状态，像直升机的旋翼一样，张树鹏的身体也开始旋转，方向和主伞的转向相反，伞绳像扭了麻花一样，旋转超过七八圈，很难解开。
更糟的情况发生了，伞开始进入螺旋旋转，就像滑翔伞螺旋降落一样。
伞快速地抡起来，张树鹏的身体感到不舒服——那是3个G的离心力所带来的失控感。
他试图把拧成结的伞解开，可伞旋转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坠落还在继续，他切掉主伞，打开备份伞，才得以安全着陆。
“顺利的训练阶段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个很好的暗示，提醒自己要更严谨地对待危险，有足够的敬畏心。”
“我从来没想过挑战天空、征服天空”
对翼装飞行而言，高空飞行的难度远远低于低空飞行。
“飞行里有句话叫‘高度就是安全，速度就是生命’。高意味着你有足够时间应对空中出现的所有紧急情况。有速度就意味着不会失速。”
张树鹏说，从4200米高空往下跳时，自由落体有45秒时间，高空翼装飞行有将近2分钟飞行时间，打开降落伞后，还能在空中飞3—5分钟才落地。但低空飞行给人的余地就少多了。
站在144米高的桥上观察能见度很高的地面，“那个画面会给内心特别大的冲击”，张树鹏看过很多人站在桥上的起跳点，浑身弥漫出紧张的气息，站在他们身旁，他能感受到那些加快的心跳声和不再平稳的呼吸声。
低空跳伞的场地对开伞时间的要求是苛刻的。
组图：2020年11月12日，湖南张家界。张树鹏又一次完成飞行。（图/ 视觉中国）
3秒之内，起跳者必须成功开伞，“3秒后，你离地面可能只有50米，人有时会觉得1秒很漫长，但那个时刻，你会觉得特别快”。
张树鹏意识到，低空飞行不允许出现任何技术上的失误和延迟。
对于低空跳伞入门来说，桥是理想的训练地点。开伞时，人的身体向前，但伞的运动轨迹却向后——它青睐向着桥下方的方向飞行。
如果在桥上训练，且起跳远离两侧桥墩，飞行员将会在起跳后面临一个360度开放的空间，即便在起跳后出现失误，身体两侧和后背都将是安全的。
如果在悬崖和高楼上起跳，一旦出现伞后移的情况，人就很难有充足时间调整过来。
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要求开伞的高度是150米以上，开伞后要有45秒滞空时间，如果短于这个时间或低于这个高度，就会收到一张黄牌。
如果开伞高度只有几十米，开伞后的滞空时间在35秒以下，一张红牌就会将人请离赛场。
低空跳伞和高空跳伞的装备也不同。
后者的主伞出现状况，还可以自动开启备份伞，“如果你在空中晕过去，自动开伞器会在你设定的高度，比如600米，把伞包打开，瞬间的冲击力可能还会让你在空中清醒过来，所以高空飞行有很多安全保障”。
可是，低空跳伞的保险就会少一重，张树鹏提到，“低空跳伞只有一个降落伞，没有第二次机会。这会让你认识到，要以多严谨、多理性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低空翼装飞行”。
有些国家要求，从事翼装飞行或低空跳伞前，需经过四五百次的跳伞训练。
张树鹏和世界顶尖的教练、运动员聊过，发现大家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多次要求就是为了让人认识到什么是跳伞和翼装飞行，理解在不同时间、地点、气象条件下，这项运动可能会面临什么情况，建立充分的理解后，才能去尝试下一阶段。
低空热气球是低空翼装飞行的最后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不太顺利，”张树鹏笑了笑，“有摧残到我。”飞机起跳往往会在出舱时面临65—75节的高速，这会让气流瞬间充入飞行服，马上实现滑行。
但热气球往往在无风条件下才能升起，这给起跳者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体验——没有速度助推，飞行者要先向下俯冲，自己获得速度，将气流充进翼装，等它膨胀展开后才能向前飞行。
“之前的几百次飞行完全不是这样，你感受不到身体哪部分先接触风，你该怎么去要风。”
连续几次，张树鹏的飞行都没成功。
翼装飞行这项运动看重天气条件，风是轨迹的重要动力，但没有风，仍要完成向前下方的俯冲，这让张树鹏重新思考和风的关系。
和其他极限运动一样，翼装飞行不是只靠勇气驱动的项目，每个步骤都要经过详细的测算和精确的准备。
张树鹏说，合适的翼装飞行场地要有垂直于地面的悬崖，起跳点与落点的落差要在600米以上；
净空条件要好，不能有太多树、电线杆等障碍；
天气要有水平1千米甚至更远的能见度，站在起跳台，飞行员要能清晰地看到降落点，同时不能有影响飞行视线和装备性能的雨雪天气——中雨和大雨会很快灌满伞衣，造成失速，对初学者而言，超过3级的风就意味着翼装飞行不能成行；
和自己技术相匹配的装备在飞行中也极为重要，和技术、经验不匹配的飞行服与降落伞将导致另一种潜在危险。
飞行中的“安全余量”是张树鹏屡次提及的关键词。
调整心态，做自己能够掌控的挑战和突破，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纠正失误和偏差，或许是一个极限运动者最熟悉的工作。
换句话说，与风险朝夕相处的极限运动者，往往是最懂安全意识的群体。
“我始终觉得人在大自然面前、在极端恶劣的气象条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我从来没有挑战天空、征服天空或征服某个飞行场的想法。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但当你经历极端环境时，你在自然面前仍会是那么苍白无力、脆弱渺小。”
已经拿到2017年卡拉宝翼装飞行世锦赛精准穿靶赛亚军和第七届WWL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穿靶赛季军的张树鹏一直没有流露出对这项运动的任何恐惧和畏难情绪，也没有表现出高亢和激烈的征服欲。
他语气平和地聊起高达每小时200千米的俯冲速度，表现得像在静止的气流里平稳飘浮的热气球。
他已经在张家界天门山飞行了上千次，这里拥有极成熟的训练条件，缆车直达山顶让起跳成为一个高效、便捷、可以重复数次的动作，因此成为世界级的翼装飞行场地。
这里每一条飞行赛道，他都谙熟于心。但日久天长的交情和熟悉并不能让人彻底松弛下来。
张树鹏记得，那是三四年前的一天，风很大，降落时，伞没有向前的速度，甚至一路后退。
如果是平时，他能轻松落在20平方米的小空间里或某个停车场上，但风翻涌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控制都不再有意义。
伞不断后退，强风在山里形成涡流，他看不到自己身后有没有安全开阔的降落点。
如果不走运，可能只有一栋建筑、一棵树或一面危险的悬崖在等着他。
再好的技术都失效了，张树鹏想起那场大风还心有戚戚：“不管飞行多少次，技术多成熟，飞过多少地方，拿了多少名次，对气象了解多深，对这项运动多热爱，你的一切在那刻都没有任何帮助。”
采访时，张树鹏刚结束一天的训练，他的工作节奏很快，每天被各种事物填满，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
对很多人来说，翼装飞行等极限运动意味着失速——失去日常平稳的速度。
但张树鹏正将这种“极速”过成日常，这要求着更高的控制力——处于极速时，是否还能保持平稳状态和准确的方向？极限运动的精密与粗犷，大约都浓缩在每个起跳和俯冲的动作当中了。
在数年的训练里，张树鹏也有对翼装飞行更广阔的想象力。
在这个想提高1秒成绩都十分艰难的领域，所有翼装飞行员都期待着，翼装飞行有一天能够真正像鸟一样自由，无伞降落。他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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