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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ROOT
编辑 ✎ Finikz
1985年，黄秋生第一次拍电影，一天能赚4000港币劳务费。
那是他的人生刚有起色的日子。每日放工，黄秋生拿着支票模仿电影里挥甩。「呵呵，我的。」
他拍摄的这部电影叫作《花街时代》，提名当年金像奖最佳影片，讲湾仔红灯区女人的群像。
到了固定日期，英美军官会来码头附近的酒吧嫖娼。在香港，妓女是献给大兵的。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My Name Ain't Suzie》。作为被英国长期割裂的殖民地，香港被英人看作「一个诚实的妓女」。
这个译名即是对于妓女意象的反抗。
如果有人看过这部《花街时代》，等回过神来你会发觉，这几乎是邵氏最后的一缕艳光。
《花街时代》里的美少年黄秋生
黄秋生是英中混血。母亲是香港人，生得美丽，以前唱过大戏，被当时是港英政府官员的英国父亲看中。好景不长，黄秋生四岁时，父亲抛弃了母子二人。
在《花街时代》里，黄秋生饰演的占美，钱夹里永远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詹姆斯·迪恩，一张是抛弃他的白人父亲。每当有大兵来酒吧，就会询问是否见过这个人。
别人问他找到父亲没？他嘴硬地说「千万不要让我找到他，找到他一定好好教训他一顿」
酒吧的妓女评价他：「负心郎生了个神经汉。」
三十多年后，当黄秋生重新看自己年轻时拍的电影，觉得自己的境遇有着相似之处。就像电影里的故事发展一样，过去失散的家人，他终于也找到了。
去年他在脸书po出了婴儿时被父亲和母亲抱在怀里的合照，不久后接受BBC的采访。
没想到的是，这篇报道最终帮助他找到了生父，并和两个哥哥团聚了，但被告知父亲早已逝世。
父母与襁褓中的黄秋生
在机场等两个哥哥抵达时，黄秋生的内心七上八下。
那时他心里在想，「原来也有值得我开心的事。」
一黄秋生说，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拍成电影，第一个镜头应该是父亲上飞机走掉的情景。
关于父亲和父亲给他带来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一种「夹缝中间」的茫然无措。
黄秋生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去酒店。父亲点了干炒牛河，说冷了，要人家换。换了之后，再吃一口，整个碟子丢飞了出去，那个服务生只能跪在地上收拾，一直在说「sorry sir」。
大了之后，黄秋生想，「这就是那些殖民地鬼佬的嘴脸，欺负中国人，要不要这样暴躁啊？」
当时在香港，混血备受歧视。「鬼佬不和你玩，中国人又当你鬼。样子古古怪怪，不知怎算。」
小时候他经常被人叫做杂种，遭人打骂。每个人都取笑他，叫他「鬼仔」，说他没有父亲。
「鬼仔」黄秋生
但至少父亲在时，生活没有那么残酷。父亲走后，家里断了生计。母亲没再唱戏，靠给别人做女佣养活两人。
这种对比相当鲜明。
黄秋生还记得妈妈做饭总是很慢，还会给萝卜雕饰花边。有时六点做饭，要十一点半才能吃到。他肚子饿，就会和妈妈发脾气。
母亲也曾试过给父亲打电话，那时黄秋生七八岁，生了儿童常见的疝气。他躺在医院时，母亲去电给父亲公司，被告知要香港这边付费才肯接起电话。
在这次通话里，父亲推脱道「其实我很穷，我老婆得癌症，我用了很多钱。」
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十二岁那年，母亲做女佣从早上四点多做到晚上十一点，一星期后腿就肿起来。外婆不让她再做。第二天，黄秋生和母亲一起去那家拿行李。
因为不能走正门，于是他们坐在后门楼梯上等他们开门。
「按门铃明知道里面有人，但就是不开。坐了两个小时后，后门开了一个缝，行李被丢出来，然后门就被关上了，就像是打发乞丐一样。妈哭了，我让她不要哭，拿起行李就带着我妈回家。」
黄秋生懂事后就开始工作为家里补贴家用。当过汽车修理厂学徒，帮花店送过花，做过办公室助理，当过装修工人。那时他中学未毕业，决定辍学。
黄秋生是港左，热衷参与社会运动，年轻时曾设想自下而上起义，后来进书店，发现和《社会空想论》描述得一样
在最惨的时候，黄秋生目睹母亲在廉价的工人医院里吐血，女朋友和有钱的老板跑了，黄秋生对着她的照片哭，撕掉又捡回来。那时黄秋生性情暴躁激烈，因为一句「番鬼佬」和人打得头破。
我曾经被肤浅、简单、原始这些东西牵着走过，就是那种一般底层会有的本能。看到人家有钱，我就想抢；看到好吃的，我就想吃；看到女孩子，我就想要。
这也许解释他为什么在《人肉叉烧包》获得影帝以后，仍然在接一堆又一堆的烂片。
当时黄秋生刚得影帝不到两个月，就拍了《勾魂噩梦》和《伟哥的故事》两部三级片。影评人大跌眼镜，问为什么要自甘堕落。
黄秋生回「放屁，影帝既不值钱，又不能涨片酬，不拍三级，如何糊口？」
来到无线的第二年，黄秋生已经有了八千块的工资。
回到家见到我妈，我就叫她，她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她盖着被子在那里哭。我就问她哭什么啊。她说「为什么炒我鱿鱼啊？我做得这么好还炒我鱿鱼。」我就说「那就好啦，可以不做了，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做了。我有八千块，可以给钱你用了。」
在无线电视台，他认识了刘青云，吴镇宇。拍电视剧时非常辛苦，黄秋生开始胃出血。到拍摄《天若有情》，头痛到需要临时演员帮忙按。按头失效以后，开始扯头发。
人生对他而言始终有些荒谬。
第一次演戏，不到一周就爱上了这件事。黄秋生觉得自己很有演戏的天赋。
他时常觉得自己被遗弃。因为成长期间没有父亲，这种不安全感让他建立了一个幻想世界，将自己紧紧包裹在里面。演戏恰好能让他进入另一个世界。
于是从学校辍学的黄秋生，在初次拍电影后又来到艺员培训班，去学习如何演戏。那是港片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成龙，王家卫，银河映像，吴宇森都在大放异彩。
自信满满的黄秋生想，等他读书出来可以成为一个星。没想到的是等到他正经读完书出来，接到的全是三级片的片约。
这些年来，黄秋生拍过无数好片，也拍过数不胜数的烂片。以至于他封自己为烂片之王。
烂片有很多种，每种我都演过。对烂片，我最有发言权。所以一部电影，我说是烂片，一定是烂片。
吴镇宇和黄秋生是很好的朋友。《枪火》有场戏是吴镇宇摔黄秋生巴掌。那天刚好是黄秋生生日，吴镇宇背过面一边演一边唱生日快乐。
2001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为3位演员做了回顾展：黄秋生、刘青云、吴镇宇。放映期间，看着两个好朋友的片子，部部平头正脸，自己参演的片子大多属于三级片。黄秋生觉得有些难堪，「真希望快点结束放映。」
但只有黄秋生，开了香港金像奖的先河。他是唯一一个拍三级片得奖的影帝。
二1993年5月10日，《人肉叉烧包》午夜场上映。三星期后，香港最繁华的市区铜锣湾街头挂起了一幅巨大的电影海报广告，上面是血迹斑斑的黄秋生和一笼热腾腾的叉烧包。
他的意外走红或许早就有迹可循。
那时邱礼涛向李修贤出借黄秋生，需要先征得李修贤同意。李修贤的第一反应是「佢傻嗰喔」（他傻的哦）！邱礼涛说「秋生之前拍《聊斋艳谭续集之五通神》，真的脱掉裤子来演，所以修哥说他傻。」
拿奖那个夜晚，在酒店做完访问后，黄秋生回头一看，东西都收了，人都走了，没有人留下来跟你庆祝。没有吃饭，又冷，又饿，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他拿着奖杯，饿着肚子走在街头，就像是拿着一瓶酒。没有真诚，没有热烈，他反而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游魂，一切都不像是真的。
黄秋生只有打电话给邱礼涛，然后两个人在一个小酒吧里喝啤酒。
第一次领奖的那个夜晚的孤独和荒谬，黄秋生很长时间没有走出来。
《人肉叉烧包》之后，黄秋生连着演了几年的变态狂，不久得了抑郁症。
「那时候跟我妈一起住，住的地方楼层很高，有一个玻璃顶，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鹰在飞。我就想：跳下去吧。跳下去我妈怎么办？」
想死的念头折磨着他，邱礼涛告诉他，「你没事的，你很强的，明天就会没事了。」黄秋生这样反复了几年，1997年他爆发了甲亢。
得了甲亢「发福」、每天都要靠药物维持的黄秋生，在《野兽刑警》里面塑造了一个正义与邪恶交织的形象，又拿下一座香港金像奖
整个人都发胖变形了，后来黄秋生形容当时的自己「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样子就像怪兽一样。」那时他还有戏没拍完，怕眼珠掉出来，就眯起眼睛拍。
到这一步时，他反而不想死了。
他来到英国，想要搞明白那个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于是他在英国住了一两年，直到有次在地铁上，有人问黄秋生，「你是什么人？」
他记得自己当时身穿一件有狼图案的衣服，当他反问对方「你觉得我是什么人」时，对方笑说「爱斯基摩」。
黄秋生不禁一笑。
到最后，我发觉，通了。
黄秋生从英国回来后，戏路开始转变。他变得「温和」了。过去他演的是杀人犯，色情狂，变态。后来他开始演《无间道》里的黄警官，《头文字D》里藤原拓海的父亲。
关于父亲加在他身上的影响，他曾怨恨不已。
黄秋生的性情激烈，年轻时多因为一句话引人不快，被人欺负，在亚视的时候被人公开的问候。
他也害怕亲密关系。和妻子结婚的第一天便分居，「结婚第二日就基本上收拾龙凤被子走了。」多年来独自居住，固定时间会去看望妻子与孩子。
黄秋生说起和妻子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他吃完饭在看书，看见对面有个青春少女，在洗碗，我正和我妈在聊天，为什么无端端对着我笑呢？我看她对我笑，还侧了下头，我也侧了下头，她又笑，我就跟她打招呼咯。」
后来黄秋生才知道，原来妻子是见到一个老伯的形象，因为她近视看不清楚，跟着她这样（侧头）是因为她痒，而他却以为她是跟他玩笑，跟着他打手势。就是这样开始。
如果回到妻子和孩子的那个家，黄秋生会不自在。就像是做贼，黄秋生喜欢抽烟，日日夜夜地看碟子，如果发出响动就担心吵到孩子做功课。
这种刻意的小心翼翼或许也同他的家庭有关。
2012年，黄秋生的母亲中风送入医院，他每天都去陪护。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虽然吃不饱，但每年生日母亲会给他带一只鸡腿庆祝。那时他读寄宿学校，母亲便来到学校隔着铁丝网请他吃鸡腿，犹如探监。
现在母亲行动不便，黄秋生便在生日时自己买一只鸡腿放在母亲的手中，由她交给自己。
父母与童年黄秋生
在这次找到父亲一家的两个哥哥后，黄秋生试图告诉母亲这件事，但她已经无法给予清晰的回应。
「本来是喂她吃饭，她忽然间不吃。」黄秋生说。
「但是我说：『嘿，我不会走掉的，我还会在这里和您一起的啊……』她又再张开嘴吃饭。」
黄秋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回忆起爸爸说过自己其实和他脾气很像，那时父亲在港英政府物料供应处担任官员，虽然身处高位，但和人相处不好。
我爸爸曾在信里说，如果我是一个good boy（好孩子），他就会帮我搞定所有的事，我想他觉得我现在是good boy了吧，所以就派两个哥哥来给我了。
他确实是幸运的。当年的香港报纸每天一大版一大版的寻亲广告，战争时期亲人离散生死不知。辗转多年后，在大陆重新认亲的例子寥寥无几。
这一次认亲，让黄秋生的内心起了变化，「仿佛某些感情，某些感受被唤醒了。」
虽然哥哥们说，父亲去世前从来没有提过他在香港的两个家人，但黄秋生最终原谅了他，也原谅了自己。
真心为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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