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938年的北京前门。
北京，五朝古都。千年兴衰，说不尽的风云往事。
有人发现了一个规律：从1900年开始，每隔12年，也就是每逢农历子年，在北京，就会发生一系列轰动全国乃至影响世界的大事，令国人悲喜交加，嗟叹不已。
2008年，一位名叫陈虎的学者总结说：
“1900年(庚子年)闹洋鬼子；1912年(壬子年)兴共和；1924年(甲子年)闹兵变；1936年(丙子年)闹小鬼子；1948年(戊子年)迎解放；而解放后的几个子年，热闹事就更多了，直到2008年（戊子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才算是真正的举国狂欢，普天同庆。”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1936年的北京，以及那个年代在这个城市与一位大学生——后成为八路军抗日将领刘秉彦有关的故事。
那时的北京叫做北平，而此时的北平已不再是一国的首都。自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之后，北京城失去了中国首都的地位，更名为北平。大批的政府机构，也随之裁撤或被迁往长江之滨的国都南京。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路上有立诚银号,同泰祥,福利银号。
电视片《子年北京》里这样解说道：
“告别了政客们的喧嚣，北平城安静下来，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里大学云集，大学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这里拥有全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每天开馆时间长达八小时以上，读者可以在此阅读珍贵的典藏古籍和新出版的书刊报纸。1936年全国出版日晚报共375种，在北平编辑出版的就有48种，高居全国首位，北平的文化气氛可见一斑。”
那时的北平，还是一个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物价低廉，谋生容易。
老北京梳大辫子的姑娘和穿旗袍的少妇。
邓云乡先生在《旧京散记》一书里，这样回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市民生活：
“如果一个人没有沾上嫖赌抽的毛病，愿意找一个事做，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地卖力气，哪怕是去拉人力车，或是给人当老妈子，也能挣够一家人的饭钱，过上个安稳的日子。同学的哥哥在红庙北师大附小当级任老师，月薪七八十元，家里太太做饭，带小孩，还养着读初一的弟弟。一家四口，住在四间西式红砖北屋，一间东厢房的小独院中，安安静静，优优雅雅地过日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商贩。
这是1936年的北平，貌似祥和平静，却因为濒临日本侵略者的虎口狼牙边上，实际上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保定学子刘秉彦，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来到北平城的。
他已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在此之前，刘秉彦害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那是1935年10月到12月间。他先是在保定西关的司罗医院住了半个月，出了院回校上课，病情复发，又住进南关的法国医院。
稍好一些，便被一位远房叔公——刘冸水先生的老伴接到保定后街的家里疗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六七千名大学生涌上街头请愿游行，冲破军警阻拦，汇集新华门前，要求政府对日作战，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中共党史称：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目的在于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之后，这场运动继续发酵，声势浩大，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
“一二九”运动中演讲的北平女大学生。
正在保定亲戚家养病的刘秉彦，从每天的报纸上了解和关注此事。
“草木凋零，寒风凛冽，一个民族在垂泪，冻住了国民的心。”“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报纸上这些充满感性的语言，使刘秉彦内心受到强烈震动，“我躺不住了，时常回学校打听消息。但是育德中学很沉静，直到北京学生南下保定，我跟着看了他们的街道宣传，还有在保定市府门前的集会，才决定先回家去，然后再想办法去北平。”
北平一二九游行示威现场。
刘秉彦在蠡县潘营村和全家老少一起过了春节。
此时，这个大家庭的掌门人仍是业已年迈的祖父。
那时候人们普遍结婚早，农村人家更是这样，刘秉彦虽然在保定读书，但在两年前他刚满18岁时，也由长辈做主为其包办了一门亲事。
女方大他一岁，识文断字，家境殷实，娘家在博野县东曲村，距离潘营村二十多华里，是当地一位乡村医生的女儿。这位医生在清末中过秀才，因科举废除便改行行医，受封建文化与陈旧习俗的影响，曾经逼着女儿缠过小脚，后来又放了足，但足部已变得畸形，行走很不利索。
刘秉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对这种包办婚姻并不满意，然而他又是刘家的长孙，不能不顺从于某些传统的束缚，况且他当时正在上学，尚未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但是这种顺从抑或妥协，毕竟难以给婚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长治久安。十几年后，已然在革命阵营里百炼成钢的男主人公，终于为这段姻缘划上了句号，毅然决然，不再回头，守在家乡的女主人——其后半生亦为此忍受了难以言说的痛苦。
这既是那个时代许多旧式婚姻的悲剧模式，也是建国初期那批功臣将领和进城干部，处理家庭及个人感情问题的一个缩影。
这是后话。
再说刘秉彦1936年初在家乡度过的那段日子，小两口的生活相对平静，但是他和家中长辈的关系依然不睦。在外念书的时候，他有时也会思念家乡，惦记家里的亲人，想念这平原的景物。但是一回到家，看到长辈们过着那种叫人窝心的生活，他就按捺不住离开的冲动，渴望远走高飞。
母亲早逝，空有一肚子学问的父亲因抽大烟而自暴自弃，虽然被祖父逼着从县政府辞职回了家，却还是游手好闲，无法顶门立户。他本人也为此常常自嘲感叹：“打从元朝，蒙古跶子就把读书人列为‘十儒九丐’，到现在什么朝代咧？还不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吗！”
眼看着名牌大学毕业的长子变成了这样，一生未曾见过大世面的祖父痛心疾首之余，便认定这是在大城市洋学堂书读太高给害的。所以，当长孙刘秉彦在保定育德中学读到高二时，老人就不让家里再出学费了。
我上学家里反对，更激发了我继续深造的决心，到北平念大学，然后找个好职业，是我那时主要的想法。因此又在育德中学下功夫死读书一年。一方面我是受过十三年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也在追逐个人前途；另一方面我也在革命时代大潮裹挟下，参加了‘左联’和‘反帝同盟’等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旧社会、旧家庭、旧制度的不满情绪，所以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造。
这是几十年后的文革期间，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刘秉彦蒙冤入狱之后，所写的《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检查交待》，其中的一段文字。相信是他当年虔诚地向党交心的真实思想，并多少带有某些自虐式反省的意味。至今读来，不免令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
现在，刘秉彦要去北平上大学，祖父坚决不同意，并冷冷地撂下话来：“高中都毕了业咧，还要怎么着啊！你要上大学，家里绝不会再供你了，你非要去，那就自个儿想办法找职业挣钱吧。”
就这样在家拖延了三个多月，直到过了清明节，平原上的绿油油的小麦开始孕穗了，刘秉彦才匆匆走进这春天的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