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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伊朗电影，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总是一个个儿童的形象。
比如马基德·马基迪《小鞋子》中那对来回交换一双鞋子穿的兄妹。
比如文森特·帕兰德《我在伊朗长大》中那个在伊朗社会动荡中成长的少女玛嘉。
再如阿巴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那个翻山越岭，从白天找到黑夜，只为把装错的作业本送还给同桌的小男孩拉扎。
一部又一部儿童经典，让人对伊朗电影刮目相看，但伊朗人对“儿童题材”的偏好，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伊朗是一个为神权为上的国家，电影受到了教律的多重影响和制约。
于是发端于1925年的伊朗电影始终发展缓慢，题材上始终放不开手脚，我们常说的那句“带着镣铐跳舞”也是对伊朗电影状态的贴切描述。
为了更加温和地表达观点而又不触犯教规后的道德禁忌，“儿童题材”以及儿童视角的电影成了许多导演创作的最佳载体。
上面提到的几部电影是这样，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也是这样，借孩子视角直面伊朗一系列敏感问题，如社会阶层矛盾，如女性问题，而其故事下独有的教规背景和现实表达都堪称伊朗国内不折不扣的大尺度——
《一次别离》丨2011
导演是阿斯哈·法哈蒂，伊朗著名导演，他同样也是这部作品的编剧。
《一次别离》也是法哈蒂的第五部故事片，虽成本仅有30万美元，却获得第 61 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 84 届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 25 项国际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征程中，《一次别离》还战胜了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投资超6亿人民币的《金陵十三钗》。
电影始于一个小法庭的场景，短短几分钟，就十分值得玩味。
透过一位没有纳入镜头的调解员的视角，我们目睹了一对中产阶级夫妇陈述他们申请离婚的理由。
妻子西敏想要带着女儿特梅移民到西方国家，并且获得了签证，必须在四十天之内离开，用她的话说就是“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
这时候调解员就问了：“什么样的环境？”
西敏没有说话，保持了沉默。
显然调解员这个问题不仅是问西敏的，也是问观众的，尤其那个国家的观众。
答案也是不言自明，但导演这里还是使用了留白的手法，略去了关于伊朗政局动荡以及核危机等敏感话题的正面表述。
当然，这样的剧本设计一方面是要规避审查，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想要离开伊朗，是一件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解释的事情。（比如《我在伊朗长大》中的玛嘉，14岁时就被父母送到了奥地利。）
丈夫纳德自然明白妻子的顾虑，但他却不愿意移民，因为他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需要他照顾。
一边是妻子对女儿的爱，一边是丈夫对父亲的爱，可惜两种爱无法同时成全，再调解也只会是浪费时间。
但从影片开头这幕长镜头中，我们还是能够判断出一点，无论是西敏还是纳德，都不是坏人。
西敏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移民，纳德为了能够陪伴在父亲身边而不是假手于人而拒绝移民，两个人的理由都很正当。
影片情感的复杂性从这里就始见端倪。
在调解无果后，两人选择了分居，西敏搬回父母家住，特梅选择了和父亲祖父住在一起。
为了能让父亲在上班时有人照看，纳德请了一个保姆瑞茨。
瑞茨是一个虔信教规的下层阶级妇女，迫于生活，每次都会带着她的小女儿索玛耶来上班。
并且，瑞茨还大着肚子，她是瞒着自己的丈夫出来工作的。家里欠了一大笔钱，丈夫又失业，她只能这么做。
问题在瑞茨上班的第二天就出现了——纳德的父亲会尿裤子。
在伊朗信奉的教规戒律中，一个女人只允许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清洗身体。如果瑞茨帮纳德父亲洗了，那么她很有可能会因此犯禁。
紧张纠结之下的瑞茨只好拨打了教规热线，询问她帮助这个人是不是罪孽。在得到不是的答复后，瑞茨才放下心来帮纳德父亲清洗和换衣服。
等到纳德回家时，瑞茨问他：“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父亲会失禁？”
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纳德非常惊讶，连忙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是可以自己上厕所的。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他父亲恰巧等到这个时候才出现这种情况？
不是。
西敏才是那个一直在默默照顾纳德父亲，一直冒着犯禁的风险帮他清洗身体更换衣服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已经几乎丧失说话能力的纳德父亲，会一直嘟哝着西敏的名字。
也只有西敏离开了家，纳德才会知道真相，知道妻子的不容易。
生活并没有在这件小事后恢复平静，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有一天，纳德提前下班回到了家，发现父亲倒在地板上，神志不清，一只手还被捆绑在床上，差一点丧命。
原来怀孕的瑞茨丢下老人去办自己的事情了。
至此，情节陡转。
纳德大发雷霆，训斥她把自己的父亲一个人留在家里，还说她偷钱，并且表示让瑞茨以后都不用来了。
对于擅离职守这件事，瑞茨并没有作出反驳。但当她听到纳德说她偷钱的那一刻，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并坚持索要自己一天的工资。因为这是她的劳动所得，如果不要工资，就表明她心虚了。
对瑞茨来说，钱重要，但尊严更为重要。工资必须要。
瑞茨以伊玛目·侯赛因的名义发誓自己没有偷钱，纳德却抓住她的黑长袍，把她推出了门外。
之后，当纳德为父亲清洗身体时，他开始趴在父亲的背上失声痛哭。
至于为何痛哭，或许只有纳德自己明白，但这似乎也预示着，即将会有大事发生。
果然，第二天，西敏告诉纳德，瑞茨流产了，因为那一推。
从这里开始，两家人闹上了法庭。
纳德坚持说自己不知道瑞茨怀孕，只是为了让她离开自己的家才推了她一下。同时他还说，因为当时瑞茨擅自离开把老人独自绑在床上，差一点导致他的死亡，所以自己才情绪激动推了一下。
如果纳德明知瑞茨怀孕还推她，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一到三年的监狱生涯。
而瑞茨也同样面临着纳德的控告，牢狱之灾近在眼前。
双方各执一词，或许我们会猜谁说的是真的，然而真相却是两个人都撒谎了。
纳德撒谎了，他知道瑞茨有身孕，推她是因为他当时气昏了头。如果他真的坐牢了，父亲怎么办，女儿怎么办，他只能咬死不承认。
瑞茨也撒谎了，她的流产不是纳德导致的，而是前一天在纳德父亲偷跑出家门时，为了不让他被马路上的车撞到，瑞茨自己被车撞了。
从那一刻起，胎儿已经没了动静。
事情至此再明白不过，纠纷之中的二人谁都知道真相，可又都不敢说出真相。
故事发展就是这般奇妙，没有好人与坏人之间上演的剧烈争斗，有的只是善良的人们在各种原因的束缚下，违心地互相指责。
而透过个体人的自我分裂，伊朗社会阶级层面的分裂也一望而知。
尽管《一次别离》没有刻意去批判，但是从电影镜头、人物造型、对白等各种电影语言中，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伊朗“分裂”社会下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平等“伊朗现实”。
而在描述这部分时，影片又一次借用孩子视角来“追本溯源”。
片中，当特梅在法院的走廊跟着外婆学习伊朗历史时背诵到：“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她的外婆纠正应该是“普通民众”。
而镜头的另一端，正是瑞茨的小女儿，她在下意识地重复着这些艰涩难懂的句子，从表情上判断，她并不理解句子的含义。
你看，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从孩子时就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了。
这是一种先验的预设，再加上后天不断的重复，直到这种悖谬的观点变得再自然正常不过，至此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而在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中，这种社会底层家庭与中产阶层的分裂及差异，也以直观、赤裸的方式呈现出来。
镜头跟随着西敏穿行，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布局和陈设，钢琴、电脑、客厅的绘画作品、干净整洁的厨具等，充分表明了纳德与西敏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
但瑞茨的家中，则是破旧的沙发、剥落的墙面、简陋的茶具以及狭小的厨房。
特梅的父母甚至是外婆都可以指导她的学习，因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但瑞茨的小女儿，只能背着小书包跟着妈妈去打工，只能咀嚼着那些生涩的关于“阶级对立”的句子。
不过在两家大人闹得不可开交时，纳德依旧俯下身来抱住瑞茨的女儿告诉她：“别让父辈的斗争伤害你。”
纳德的本意是好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但伤害也确确实实发生了。
瑞茨的女儿和特梅两个孩子，一个目睹了家中的贫困，和母亲的假摔；另一个承受了父母闹离婚以及帮助父亲撒谎的压力。
当特梅告诉法官，父亲的确不知道瑞茨怀孕时，她似乎“长大”了。也正是在这一刻，特梅失去了自己的童年。
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里那个见证了父亲偷车又被抓，依旧牵起父亲的手的小男孩一样，特梅在11岁时明白了，自己的父亲会撒谎会推卸责任，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她依旧爱他。
在影片高潮爆发的时刻，两个女孩的视线相交了。
前一秒还在院子里一起玩耍的两个人，此时却因为父辈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坐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瑞茨的女儿眼中所透出的仇恨的眼神宣告了两个阶级间的巨大鸿沟。
父辈的斗争，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孩子。
《一次别离》中，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分裂已然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现实的无力感会让人极为压抑。
而这种分裂下的差异性也延伸到了两个阶层对于信仰的不同态度。
瑞茨把《古兰经》看得比流产的孩子还重要，纳德却能对着《古兰经》撒谎。
西敏松垮的艳丽头巾下面露出了火红的头发、颈部和肩部。
瑞茨却总是用黑色头巾把自己的头发、肩颈裹得异常严实。
除此之外，如果你注意观察，这部影片中的玻璃也特别多。
平板玻璃、压花玻璃、钢化玻璃、磨砂玻璃、防弹玻璃......一层层的玻璃不仅隔开了阶层与阶层，同样隔开了夫妻和子女。
片末，两个家庭庭外和解，西敏和纳德还是离婚了。
两个人站在门外，却隔着一层玻璃，彼此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女儿回答那个残忍的问题：“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女儿已经做出决定，但导演并未告诉我们答案，影片也在一个未知晓的选择中落下帷幕。
《一次别离》是一部相当优秀的电影，它并不只是在讲一个家庭，两个家庭的故事，而是在讲述整个伊朗社会的故事。
从宏观角度来说，这是法哈蒂的胜利，同时也是伊朗电影的胜利。
同时它向我们证明了：戴着镣铐，同样能跳一支好舞。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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