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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之世，杀气极重。但太平天国却有三个不好杀人的人。一个是石达开，第二个是洪仁玕。第三个不好杀人者，即忠王李秀成。他说他拿下苏州，“兵得五六万众，未杀一人”。这是很让人刮目相看的举止。且不杀之恩，非只施诸清军普通士兵，包括文武官员在内，一体保全。
苏州人烟繁庶过庐州甚远，如将李秀成换作胡以晃，这天下名城之浩劫，恐将难以语言形容。这一点，是得到苏州绅民认可的，“发逆屠杀之惨，于苏独轻”，虽亦有大量死亡事件发生，“至于骈首接踵，相与枕藉而亡⋯⋯实皆自尽以殉，而妇女尤多”，与太平军无关。
△ 忠王军事会议
不杀人，是普通人都能守的道德法律禁忌。然而在允许或可以杀人的情形下，主动戒杀、敛杀，则惟德元至强至大者能做到。人心中之恶，多是被外部规约强行锁住，规约一旦有变，恶之释放或超想象。如上三人，在可以恣行诛戮的条件下，以不好杀人硁硁自绳，足证他们根性之善。
我阅李秀成材料，留下的最深感受，就在一个“德”字。然而，天王赐予的封号却是“忠王”。“德”与“忠”之间，构成了李秀成平生行状的所有复杂性。洪秀全以“忠”字封他，绝非信手拈来。直接原因有二：首先，洪仁玕抵天京后，久不封王的洪秀全，突然破例将堂弟封为干王，过了些日子，觉得有些“愧对功臣”，便“先封陈玉成为英王”；此时尚无封秀成之意。第二，一方面李秀成功勋极著，不亚于陈玉成，另一方面突然发生了李昭寿率部四万降清之事，他乃秀成部将，“与我有旧日深情”，此时见封陈不封李，以打抱不平为由，“行文劝我投其”，事情当即传入天京，遂“恐我有变，云我同李昭寿旧好，封王不到我，定有他变”，一二十天后：
天王降照诏封我为“万古忠义”，亲自用黄缎子，自亲书大字四个，称“万古忠义”四字，并赐绸缎前来，封我为忠王。
李秀成知之甚明：“我为忠王者，实李昭寿来文之诱，而乐我心封之，恐防我有他心。”此即所以封之以“忠”的缘故，一面用王爵买他安心，一面则以儆诫并晓示之。
谁知一语成谶。洪秀全赐予李秀成的这个字，成了他于后者始终放不下的一块心病；而李死后第九十九年，洪的二十世纪拥戴维护者们所痛斥于李秀成的，也是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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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就事论事，李秀成对洪秀全的忠诚有没有动摇？答案断然是肯定的。当然，情形仅堪言以“动摇”，而不能说他已有“反洪秀全”的意识。那是一种一言难尽的状况。无论对国家的境地还是对洪秀全个人的种种情态、做法，李秀成都感觉到莫大的失望、不满和忧愤，但这些情绪是否已把他带至反叛的门槛，从全部事实看的确没有。他陷在两难、徘徊、犹疑之中。及被清军俘虏，应曾国藩之请，写自供状；此时忠王放下所有顾虑，剖陈腹怀，坦诚之至，不矫不饰，将所有心迹原原本本一一道来。他虽兵败受缚，最终身首异处，却以这样一份光明磊落的自供状，在生命尽头画上完美句号，从而自鉴其仁勇双全的人格。
△ 欧洲画师臆想的洪秀全
忠王写自供状，倾注笔端的乃是从天下公义、苍生万姓角度反思得失，鉴别是非，就十余年历史狂澜，给后人一个中肯交代。如果说他秉笔间胸中仍怀一个“忠”字，那也绝非对任何个人、势力之“忠”，而是对内心良知之“忠”。“忠王不忠”乎？要看论者眼里的“忠”，与忠王眼里是否为一物，在同一层面。
我们观供状末尾剖陈“天朝十误”，细味其笔意，这一番话是为曾氏兄弟而写么？显然曾氏兄弟并不需要。是对太平天国同志、将士们而发么？或许有此寄心，可惜却无人能见。说来道去，当时当地，这些话纯系忠王垂以自见，对此生之憾，认认真真作一番了结。“十误”当中，前四条是他认为的太平军在战略及作战方向上所犯大错，第五至十条，则是国家从胜利走向败亡的六大主因，计有丙辰之变、翼王出走、天王倚宗亲不信外臣、天王倦勤、立政无章和株守天京。可以想见，他于纸上每写一条，心都在滴血；他无疑觉着，这些错误，但凡少犯其一，太平天国下场便不致如今。
太平天国失败后，很多人留下供状，从幼天王到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然而真正怀着赤热之诚，痛定思痛，剀切陈述败因者，舍忠王自述还复有谁？戚本禹可以从他的角度，指责“忠王不忠”，但显而易见，“天国”上下由衷为国家败亡而扼腕与不甘者，实际上只有李秀成。这一点，连洪秀全都不能相比，洪氏之死，就算并非弃若敝屣、自我解脱般的自杀，内心之倦意却无以掩饰。反观忠王，其死前十日左右，于囚笼之内，忍受曾遭脔割的肉体伤痛，奋笔疾书数万言，设若没有一股巨大精神力量支撑，何能至此？通读全文，我们以为支撑着他的，只能是对自己舍命付出而又充满无尽惋惜的事业必须给世人一个交代这种责任感。此副衷肠，若非存心曲解，难道很难体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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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王自述，一片赤诚之外，另一突出的表情，便是极度矛盾，有无以排遣的犹豫萦绕胸间，时而沉浮。对于起义将他由赤贫之子变为当世名将，在历史舞台扮演一个响当当角色，他知恩感恩，无怨无悔。然而同时，却有另一番景象时时触响他心中不同的声音，此尤于天京困紧之际变得格外强烈：
京城穷家男妇俱向我求，我亦无法，主又不问此事。奏闻主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
忠王反复辩己为忠，然自洪姓诸人看来，其所为难辞奸之嫌疑。为什么呢？这里要害在另一个字：义。忠王所不安者，实因内心不能抛弃这个“义”字。万千士兵，跟随他鞍前马后连年征战，眼下竟至果腹而不得，嗷嗷待哺；国事不济，百姓何辜，挣扎于死亡线上，路有野骨，饲身犬腹。到了外粮不继之时，李秀成“不得已将自己家存米谷，发救于城内穷人”，很快发完，“救过此穷人，亦不资于事”，于是“将此穷苦不能全生情节启奏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被严拒，且斥之为“不体国体。1863年末至天京城陷，各门陆续放出合计有“十三四万”之数。这是忠王明目张胆违背天王旨意，所保全的生命数目。
人言忠孝不能两全，其实，忠义每亦如此。从为人臣子的角度，食人之禄，尽人之事，谓之忠。那么何谓义？往大里说，有诸多高论伟说；如果往小里说，从做人最基本的良知来讲，则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反求诸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天赋人心的最本真最自然的义。人，只要天良未泯，当着弱者无辜遭难之际，必会动其恻隐之心，被一个“义”字所激。忠王此人，如果说天性上有何冥顽根柢，纵观他平生迹状，我们得说就在于宅心仁厚，这有极多的表现可以佐证。眼下，他为着自己之冥顽天性，竟至敢然背“忠”，做出忤旨之事。透过此一情节，我们其实可以更深地窥觑一下他的内心——这个人，倘若“义”的呼声在心中压过“忠”的自儆时，他是有可能弃“忠”而就“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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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英雄，通常喜欢赞其意志纯一与坚定；然而我们却看到，史上所有不凡之辈，那些天钟地秀的人杰，没有哪个心灵是单面的，总是表现出丰富、复杂、多样的精神世界，经历、品尝着内心冲突，并在这样的砥砺中放射耀眼的生命之光。如果你仅能喜欢、欣赏所谓单一、纯净的品质，恐怕将会错过许多真正能给你教益与启迪的灵魂，而难以领略生命真味。
在太平天国诸人中，李秀成大约是理智与情感都很丰沛、二者之间极为均衡而无偏废的一个。我们拿同样为人颇正的石达开相比，应发现后者理胜于情，故能关键时抽刀断水。李秀成理智并不弱，亦甚强大，否则做不到遇事如此坚忍、抑己、隐让。忠王终生所不能弃者，盖在一个“情”字，而“情”的丰富性、多义性、多向性，撕扯他，拽持他，令他莫衷一是。他对天王知恩图报、护主至死是“情”，对部下体念有加、对天京百姓不忍其苦、对天下苍生不欲久遭涂炭，也都是“情”。这不同的“情”，交织于忠王胸间，争夺着他。他一生所历的解释在此，供状话语间巨大矛盾的解释亦在此。
有忠，有义，有情。对忠王李秀成，我们可借此三字盖棺论定。如果再加精炼，则可凝于一字：德。此字如今似乎俗得不能再俗，烂得不能再烂，但本来却是至为高远的境界。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德，是超乎言论之上的善根。忠王出身草莱，天予此赋，非由教化致之。观其所为，为臣则知报恩，为政则施德泽，为上能知体悯，为敌不弃恕矜。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李洁非《天国之痒》，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3月）
李洁非，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主要著作有“明史书系”《龙床：明六帝纪》《黑洞：弘光纪事》《野哭：弘光列传》，“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及《解读延安》《文学史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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