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尔·弗格森
葡萄牙试图将东亚纳入全球海路贸易之中，却因为明朝天朝上国的心态而屡次失败。不过，明朝再封闭也难以抵挡初步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最终接受了葡萄牙人在澳门落脚的事实。
葡萄牙的海洋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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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大利及其周边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的进展可以看出，早在15世纪末之前，欧洲就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然而，欧洲主导世界的决定性突破并不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是伊比利亚的探险时代。
从航海家亨里克亲王统治时期开始（1415—1460年），葡萄牙的水手们就开始远离欧洲冒险——先是向南，沿着西非海岸，然后一路穿越大西洋、印度洋，最后是太平洋。
他们一路的航行野心勃勃，却也无比艰险，这趟航行创造了一个新的海洋贸易路线网络，这个网络在之后迅速改变了全球经济态势，将拼凑的区域经济转变成一个大的世界市场。
虽然这些探险是由王室资助的，但是探险家们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社交网络，他们相互交流造船、航行、地理和战争方面的知识。正如历史上常见的，新技术推动了这些新网络的形成，这些网络又加快了创新的步伐。更坚固的船只，更精准的罗盘，更详尽的地图和威力更大的枪支都在助力探险家们取得更惊人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欧亚大陆的传染病也因此横跨大西洋来到了美洲，而当地人对新疾病完全没有抵抗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不仅是亚洲，而且是整个新世界都进入一个征服与被征服的时代。
自1434年起，当吉尔·埃阿尼什成功穿越了博哈多尔角——现在西撒哈拉北海岸著名的“隆起角”时，在萨格里什悬崖边训练的水手们逐渐扩大了葡萄牙航海的范围，他们冒险远离陆地。
1488年春，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航行至今天的南非东开普省，在回葡萄牙的路上发现了好望角。10年后，瓦斯科·达·伽马继续前往莫桑比克，并在当地向导的指导下，穿越印度洋前往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科泽科德）。1500年2月，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为了避开几内亚湾附近的赤道无风带，启航前往西南方，到达了巴西沿岸。不满足的卡布拉尔随即前往卡利卡特，在那里与伊斯兰商人发生了暴力冲突，随后又向南航行到了科钦。
西班牙、葡萄牙的航路开辟
1502年到1511年，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系统、坚固的贸易网络，包括今天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喀拉拉邦、马来西亚。在这之前，欧洲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
支撑葡萄牙网络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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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8月，八艘葡萄牙船只抵达了中国的广东沿岸。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这是自13世纪后期的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葡萄牙船队的指挥官是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船上还有一名药剂师，也是葡萄牙王室派往明朝皇室的使者，托梅·皮莱资。
然而这次远征无疾而终，渐渐也就被人淡忘了。葡萄牙人只在珠江口的屯门（今天的内伶仃岛）进行了交易，随后于1518年9月离开了。
11个月之后，三艘葡萄牙轮船又进入中国领海，这次的船队是由费尔南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带领的。1520年，托梅·皮莱资向北出发，希望能得到正德帝也就是明武宗的接见。见面的时间被一推再推，1521年4月19日，明武宗驾崩，皮莱资随即被俘。
此后不久，由迪奥戈·卡尔佛带领的另一支舰队抵达屯门，被中国政府严令遣返，然而葡萄牙人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战斗一触即发。即便得到了另外两艘从马六甲赶来的战舰的支援，葡萄牙人依旧被当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宏指挥的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三艘战舰全部沉没了。
一年后，1522年的8月，马蒂姆·科蒂尼奥带领三艘葡萄牙战舰卷土重来，尽管身负葡萄牙王室求和的委托，他们却再一次挑起战争，两艘葡萄牙战舰沉入水中。被俘的葡萄牙船员被套上了枷锁（木板制成的刑具），在1523年被处死。托梅和外交使团中剩下的人被迫写下了寄往葡萄牙的信，信中提到了中国政府对葡萄牙王室的一个要求：将马六甲海峡归还给它原来的主人。
一言以蔽之，这一事件提醒了人们，欧洲的海外扩张并非一帆风顺、不可阻挡。
确实，上述航行的危险性很容易被人忽视。在达·伽马去往卡利卡特的第一次航行中，他损失了包括亲弟弟在内的一半船员。1500年，卡布拉尔带了十二艘船启航，最后只有五艘幸存。那么为什么葡萄牙人要冒这么大的险呢？答案就是：建立并垄断一条与亚洲相连的贸易通道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值得他们这么做。
众所周知，欧洲对亚洲香料的需求在16世纪迅速增长，如胡椒、姜、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种衣等等。它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价格差异一开始就是巨大的。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葡萄牙实际上试图强行进入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
除了来自苏门答腊岛的胡椒，流入明代中国的商品还有鸦片、五倍子（丹宁酸，在中药中用作收敛剂）、藏红花、珊瑚、布料、朱砂、水银、黑木、木香，还有树脂乳香和象牙。与此同时，从中国输出的有铜、硝石、铅、明矾、丝束、电缆、铁器、沥青、丝绸和丝绸制品（如图案丰富的锦缎、光滑的绸子、用金银线做成的织锦）、瓷器、麝香、银、金、珍珠、金匣子、镀金的木制品、盐碟和彩绘扇子。
当然，他们航行大半个地球的动机不止于此。当时，亚洲的医药知识在某些方面的确要比欧洲丰富，托梅·皮莱资显然很希望将这些知识带回去。同时，随着耶稣会来到亚洲，他们还身负更大的宗教使命，即传播基督教。耶稣会是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士兵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建立的罗马天主教网络。最后，与中国皇室建立外交关系无疑会带来许多好处。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商业交易的必要性，这些动机应该还不足以推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大半个地球。
葡萄牙人没有为亚洲消费者带来太多他们自己的商品（不过他们确实从西非的据点带了一些奴隶和黄金）。这倒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没有企图为他们的王室获得新的领土和主权。
他们所拥有的一系列优势技术使一个优越的新贸易网络的建立成为可能。
他们对阿拉伯文、阿比西尼亚文和印度文的研究意味着他们可以系统地教授象限仪和星盘的使用方法，这些文献包括《星盘与象限仪使用规则》（RegimentodoEstrolabio&doQuadrante）（1493年）和《永恒年鉴》（AlmanachPerpetuum）（1496年）等。后者为西班牙裔犹太天文学家亚伯拉罕·扎库托所作，他是1492年从西班牙被逐出并定居葡萄牙的众多犹太人中的一员。
葡萄牙工匠阿戈斯蒂诺·德·戈罗索、弗朗西斯科·戈伊斯和约翰·迪亚斯对航海仪器的构造进行了完善。葡萄牙的卡拉维尔帆船——还有其继承者中型卡拉克帆船（1480年）和西班牙大帆船（1510年）——都优于同时期的航海帆船。
性能极佳的卡拉克帆船
最终，随着坎提诺世界地图在1502年问世，葡萄牙人在制图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它是有史以来第一幅反映了整个世界地理的图像，除了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它对其他大洲的描绘基本上是准确的。
当这个极具创新性和活力的世界网络想要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节点”时，所发生的一切表明，当一个网络与根深蒂固的、制度化的等级制度相遇时，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当葡式网络遭遇明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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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帝王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朕祗膺天命，君主华夷，”明朝永乐帝在1419年写给暹罗王的信中说，“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较弱的君主的正确做法是“敬天事大，恭修职贡”。
永乐帝朱棣实际上对海洋航行颇感兴趣。他在位期间，郑和将军带领着装有财宝的舰队到达了东非海岸。然而，他的继任者们更偏向于帝国官僚主义下的自给自足，由此海外贸易被禁止了。（大司马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让朝廷垄断海贸的好处，同时在凶恶地打击民间海商，不给沿海人民活路，当然，官僚机构的低效让这个美梦成了赔钱的买卖，最终被有正义感的文官中止了。）
郑和下西洋
民间海商的灭顶之灾
在明朝人眼中，葡萄牙入侵者是“佛郎机”（来自西南亚印度的词语“ferengi”，最初源于阿拉伯语对十字军的称呼“法兰克人”），这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称呼，当时的中国人将外国人视为“有着肮脏内心的人类”。有谣言说外国人烤孩子吃。
葡萄牙人认为中国会提供真正的经济机会，这一判断没有错。在福建漳州附近的月港，与暹罗和马六甲进行的非法贸易很盛行。而明朝政府官员——像邱道隆、何鳌等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员——都在尽量控制对外交往，但与此同时，朝廷中权势较大的宦官则垂涎进口的西洋商品，也渴望从贸易中获取外国的白银。
不过，葡萄牙人的表现非常不自量力。西蒙·德·安德拉德对当地人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极大的漠视，在没有得到明朝政府的同意下，他在屯门擅自修建了堡垒，对一名葡萄牙水手处以绞刑，这在明朝是违反法律的。他甚至驱逐了港口的非葡萄牙船只，还将阻止他的明朝官员的帽子打掉了。他购买中国当地的孩童作为奴隶，这一举动使人们更加坚信，所谓的“佛郎机”确实是同类相残的食人族。
但就明朝政府自身而言，它对托梅·皮莱资的态度也是傲慢且鄙夷的。皮莱资和他的同伴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却在皇宫外吃了闭门羹，朝廷要求他们在每个农历月份的一日和十五日在紫禁城城墙外跪拜。城墙外的他们不知道的是，正德帝不理朝政，纵情声色，根本没有想过要接见他们，更别提给他们想要的贸易关系了。
不过，葡萄牙人最严重的失误，就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朝贡制度的严苛和影响力。这一制度作为这个等级结构的核心，将明朝皇帝的威严扩散到皇权疆界之外。
彼时，葡萄牙自认已经占领马六甲海峡这一关键的商业枢纽，但宾唐（现在的民丹岛）的首领马末沙，即葡萄牙逃犯马六甲国王苏丹·马末沙的儿子却不这么认为。马末沙的使臣来到北京，提醒明朝政府注意葡萄牙人的阴谋：一名被俘的葡萄牙水手克里斯托夫·比埃拉交出的一封信中写着，“将这个国家占为己有……用强盗的行为”。这给当时的明朝政府敲响了警钟，明朝廷也由此认定马末沙是一个可靠的朝贡者。
然而1557年，葡萄牙依然成功侵占了澳门，将澳门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并在这之后的400多年里一直占据着，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两件事改变了这一切。
其一，事实证明，明朝对贸易的禁令无法执行下去。葡萄牙的莱昂纳尔·德索萨和西蒙·德阿尔梅达初来乍到，就开始拉拢以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为首的沿海官吏，最后成功地在广东港口贸易中找到插足之处：这说明只要有利益刺激，敌人也可以变成伙伴。
其二，虽然中国人在早期的海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们也欣赏葡萄牙先进的船只和大炮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在明朝政府官员看来，葡萄牙人与本土的东亚海盗相比，是更加正义的一方。
1568年6月，特里斯坦·瓦斯·达韦加帮助明朝海军击退了一队近一百艘的海盗船，保护了澳门。在1601年之后，葡萄牙和明朝海军还携手抵抗了来自荷兰的新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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