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7000余人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中央红军刚一落脚，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他部署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带领的第17路军等20余万兵力，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这一年，周恩来37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此时的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三个月内，东北军在陕北四战四败，损失了近三个师的兵力。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很大震动。
▲在陕北的几场战役中，东北军的100多名各级军官先后被俘，我爷爷当时就是参与了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先把高福源的工作做通了。
高福源是东北军第67军第619团团长，曾担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他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高福源的转变。周恩来同意送高福源回去见张学良。
高福源回到西安时，张学良正愤懑不已。此时，一心想为父报仇的张学良，非但不能抗日，还沦为蒋介石“剿共”的工具。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这是想一石二鸟，既消灭红军，又消耗东北军的实力。继续“剿共”，只能是死路一条。1936年二三月间，李克农赴洛川秘密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
会谈中，李克农和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延安，在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与周恩来秘密会面。这次秘密会面，一共只有5个人参与。周恩来带来了李克农，张学良带来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一个叫刘鼎的人。
刘鼎，原名阚尊民，曾留学德国、苏联，1929年，回国前往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会谈中，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
1936年春，周恩来命令刘鼎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刘鼎租下了七贤庄一号院，对外挂起“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招牌作为掩护。这个秘密联络点，从西安向陕北苏区输送了大量医药等急需物资和人员。
1936年6月，李克农和刘鼎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入陕北苏区采访。斯诺深入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率先向西方报道了神秘的中国红色苏区的真实情况，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
在各方努力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达成了四项合作原则：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杨虎城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17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并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
12月4日，蒋介石率一众军政大员再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五间厅传来急促的枪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当天，刘鼎接连发几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共中央第一时间获悉了西安事变的详情。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
此时，国民党内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住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国际势力也开始暗中角力。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之野心。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做了错误估计，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周恩来起到了一个突出的作用，他一方面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一方面他又和蒋介石见面，和宋子文、宋美龄直接交谈，几方面的工作都做，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周恩来的努力斡旋下，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最终达成了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就此促成。
敬请收看今晚（5月13日）20:00
CCTV－4《国家记忆》
《周恩来和中共隐蔽战线 》之
《扭转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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