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平/文
《德伯家的苔丝》是托马斯·哈代出版的第十二部小说，但他坚持将其作为作品合集的第一卷出版。这部深受读者和评论家好评的作品出版后在大西洋两岸都卖得很好，并很快被翻译成包括俄语在内的六种语言。一个乡下女孩谋杀诱惑者的故事，却进一步稳固了哈代在伦敦社交圈里的地位。有位公爵夫人曾告诉哈代，她根据来客对苔丝的看法来划分晚餐座位。如果他们认为她是个“小娼妇”，她就把他们安排在一组；如果他们声称她是个“可怜的无辜者”，她就把他们安排在另一组，她自己也坐于其中。
对哈代来说，《苔丝》不仅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意义重大，而且是他用情最深的一部小说。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真的很高兴，苔丝赢得了你的感情。我也为她倾心。”多年以后，他仍然把她说成是“我的苔丝”。八十多岁时，哈代迷恋上了女演员格特鲁德·巴格勒。她在他改编的戏剧中扮演过苔丝。从副标题开始：“一个纯洁的女人，由托马斯·哈代忠实地呈现”，这种对女主人公的热情认同就弥漫在小说的每一页中。哈代的创作手稿显示，他的出发点是“忠实地捍卫”这个纯洁的女人，而在整个过程中叙述者扮演了苔丝代言人的角色，对她的自责倾向进行了干预。如，第十三章中，当怀孕的苔丝独自在树林中徘徊，被自己在“纯真”世界中的“罪恶”感觉所困扰时，叙述者将满是恐惧的她仅仅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受人尊敬的“道德小妖精”：“她被逼着去触犯一条公认的社会法则，但在她自以为是的环境中，却没有任何一条法则是她所知道的，她认为自己是如此的不正常。”失调的是社会，而不是苔丝。
然而，哈代为苔丝竖立的伦理防线并非无懈可击。最明显的是，如果从自然界获取道德准则，人们就会像对待苔丝一样，为亚历克这样的诱奸者开脱。不仅如此，小说还表明，自然规则和社会规则一样严酷。苔丝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是在塔尔博斯奶制品厂。她放弃自我压抑，屈服于“不可抗拒的、普遍的、自动在某个地方寻找甜蜜快乐的倾向”。她这样做得到了读者的同情。但同样不可抗拒的渴望却给她的奶妈伙伴们带来了“折磨”。因为她们对安吉尔·克莱尔无望的激情，使她们沦为“一个叫做性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哈代比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更愿意承认女性的欲望。但同时他也看到，对女性来说，就像对男性一样，它可能就像寒冷或饥饿一样难以忍受。苔丝试图向不解风情的亚历克解释的“仁爱的宗教”，是由我们的社会生活、与他人的团结意识所塑造的，而不是由“残酷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
最能感受到哈代为苔丝辩护的决心的，是他将其描述成一个“纯洁的女人”。但最初有评论家认为把一个职业生涯中包括诱奸、通奸和谋杀的女主人公描述为“纯洁”，是对语言的一种滥用。而在后来的讨论中，什么是纯洁的问题一般都让位于一个更狭隘的问题，即苔丝是被强奸，还是被诱奸？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难给出答案的问题。在小说最初的连载版本中，亚力克把苔丝骗进了婚姻。而在小说初版中，他让她喝下了随身携带的药师瓶里的镇静剂。在这两个版本中，无论就事实而言，还是在当时的法律下，她都是强奸的受害者，只有最变态的道德家才认为她失去了“纯洁”。但在第二版及后来的所有版本中，哈代删除了药师的瓶子，连同苔丝被抓到“破坏者手中”的情节。
与此相反的是，目前版本的第十一章中，亚历克用他的外套“温柔地”盖住了她，然后才走进树林里去找路。当他回来时，是她“温柔而有规律的呼吸”把他引向了她，“他蹲下身子，弯得更低，直到她的呼吸温暖了他的脸，一会儿他的脸颊就和她的脸颊接触了。她睡得很香，睫毛上还残留着泪水。”这时，叙述者就像躲进了周围的黑暗中，而且也没有“跳跃的兔子和野兔”，或紫杉树和橡树中睡觉的“温柔栖息的鸟儿”，被暴力行为惊扰的暗示。这一章的最后几段与其说是对强奸的指控，不如说是对事情经常出错的哀叹。错误的男人俘掠了女人，或者错误的女人带走了男人。
哈代没有准确地披露“追捕”中发生的事情。这既诱发了她是否被强奸的法律分析，又使这种分析受挫。但如果只关注这一个晚上，就太过执着于处女和失去处女的那一刻，而这正是安吉尔的做法，“你曾是一个人，现在你是另一个人。”同时还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苔丝作为亚历克的情妇，又在特兰特里奇呆了六个星期。她自己也承认，有一段时间她被他“迷惑了”。叙述者描述她“暂时被他的热情举止蒙蔽了双眼”。这暗示了她的回应与屈服，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拒绝。如果苔丝只是亚历克侵略的被动受害者，小说的挑战性就会降低。哈代感兴趣的是他们之间的全部性关系，而不仅仅是最初的行为。法庭上只有两种判决，亚历克要么犯了强奸罪，要么无罪，但小说想要呈现的并非这样非此即彼的结论。
哈代的手稿中，亚历克回到熟睡的苔丝身边的叙述与上面引用的版本有所不同，“她睡得很香。他蹲下身子，弯得更低，她的气息温暖着他的脸。顷刻间，他的脸颊与她的脸颊接触，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眼睛接触。她的睫毛触碰到他的脸时，伴随着一阵湿润，仿佛她刚刚哭过。”这段话非同寻常。它要求读者既要同情被侵犯的女孩，因为那个男人的脸离她越来越近，又要指认侵犯她的男人，因为通过他的感官看到了她的头发、眼睛和眼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假设苔丝还在睡梦中），也看到一个意图强烈却又不无温柔的强奸犯。假设苔丝醒了，并且没有做出任何反抗，那么这样的阐释也无需改变。因为她的接受来自于一种极端不平等的立场。哈代没有让我们对苔丝的判断建立在诱惑和侵犯的对立上，而是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揭示了性关系中的强迫因素。当男人通过金钱、教育或阶级地位而拥有权力时，这种强迫因素就更加明显。
哈代对男性性行为的处理方式和他对苔丝纯洁性的要求一样，令评论家感到困惑。留着小胡子、翻着白眼的亚力克，被认为是一个从舞台剧中借来的小混混形象。在他看来，如果贿赂或诱惑失败，他愿意征服心仪的女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社会日益受到其道德价值和行为之间的差异的困扰，特别是对双重标准的容忍。1857年以来的英国法律就体现了这一点。女性可以因通奸而被迫离婚，男性则无需担忧。不能节制性欲的纨绔子弟，向社会展示了其糟糕的形象。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其表现出应有敌意的同时，还有一个更古老的、以征服为核心的男性气质定义：真正的男人有很多女人。舞台上的小混混充当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平等的替罪羊，而现实生活中的绅士则代表了人们所认可的价值观。这样的人显然是安吉尔，而不是亚历克。
哈代通过展示亚历克无法处理苔丝这样的女人而使得这一模式复杂化。她既抗拒他又迷恋他。他对她的渴望引发了他男性身份意识的危机，从而一度将他抛向了相反的极端——福音派传教士。当然，这个角色也是不稳定和不充分的。为了深化他的批判，哈代引入了压抑自我的安吉尔·克莱尔，而正是这位绅士带来了更具破坏性的压迫。最终摧毁苔丝的不是亚历克对她的侵犯，而是安吉尔对她的背叛。两个男人都不能应付一个既拥有精神和性格，又有感性能力的女人。安吉尔对苔丝的坦白深感失望，与其说是因为她失去了贞操，不如说是她与一个与他截然相反的男人有过纠葛。
随着叙事的进展，正人君子安吉尔与纨绔子弟亚历克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被安吉尔的父亲改造后，亚历克一度成为一名传教士，而当安吉尔问伊兹·休特是否愿意取代苔丝和他一起离开时，他一度成为一个小混混。小说中前后两个场景有着令人不安的对称性。早些的一幕是亚历克在他的二轮马车上给苔丝喂草莓，随后给她“掌控之吻”；后来的一幕是安吉尔把牛奶送到火车站的过程中，用鞭子给苔丝拉下一簇黑莓，然后他拥抱并亲吻她，声称她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两人都被同一个女人吸引，又都认为作为她初恋情人的亚历克对她有所有权。他俩骨子里是相通的。
目睹苔丝的遭遇，人们不禁对哈代的悲观主义感到困惑，也难免会从如此残酷的画面中退缩。但悲剧小说必然意味着人类的希望和雄心，被宇宙固有的事物或人类的制度所阻挠。如果前者是用来展示和痛惜的手段，那么作家被认为是不虔诚的；而后者则是危险和具有颠覆性的。与此同时，他可能从未质疑过其中任何一种的必要性，也未指明其非必要性。虽然如此，苔丝还是对社会秩序和无神的世界发出了挑战。
从某种层面上说，这部小说是社会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的延伸和拓展。农村世界的生存斗争与城市环境中的生存斗争一样残酷。德伯菲尔德一家，就像哈代自己的许多亲戚一样，离贫困只有一步之遥，不断受到健康不良、酗酒和自身无能的威胁。小说绝大部分事件的发生都涉及到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大部分都在户外。英国小说中，人物几乎是第一次被冻僵、淋湿、被太阳灼伤、被树叶划伤；他们给牛奶脱脂、搅黄油、砍獐子、在牧场上寻找大蒜芽、把麦穗喂进蒸汽驱动的脱粒机。第十四章中，当苔丝在孩子出生后去田里干活时，哈代似乎要给她提供田园牧歌特有的慰藉，但随后却笔锋一转。那些从收割机上撤退的兔子、野兔、蛇和老鼠被棍棒和石块打死时，苔丝正在捆绑玉米，把它“像情人一样抱在怀里”，“在护手的水蓝色皮革和袍袖之间，可以看到她裸露的一点手臂；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光滑的皮肤被玉米穗弄得伤痕累累，流血不止。”
这是现实主义而非田园主义，而且别具特色。小说中，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对苔丝的身体有了深刻的认识。她“柔韧”的身材，“她眼睛里每一个变化不定的瞳孔的深邃”，“她嘴里的红色内壁”，她裙子上的杜鹃痰和她皮肤上的“鼻涕”，她的手臂“冰冷潮湿”。当她向安吉尔表白后遭到拒绝时：“她白皙的脸庞上充满了恐惧；她的脸颊松弛，她的嘴几乎有一个圆圆的小洞的样子。”这些意味深长的形象与小说一头一尾两个事件有着内在的关联。迎面而来的邮车轴刺穿了拉着苔丝的那匹马，将苔丝刺向亚历克的报复行为联系起来。一个启动了苔丝的故事，另一个结束了她的故事。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青春美丽的女子如何像那匹马一样坚忍不拔，又如何在黑暗中被穿透而香消玉殒。
哈代准确地描述了马匹的死亡给德伯菲尔德一家带来的经济后果，但这些暴露和受伤的形象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暗示被选中的苔丝不仅代表她自己，而且代表更广泛的人类状况。或许可以将《德伯家的苔丝》的“主旨”归纳为反对对人、对女人以及对低等动物的不人道行为。但苔丝寻找安吉尔的父母时发现门被锁住的场景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一张沾满血迹的纸，从某个买肉的人的尘土堆里夹起来，打起精神，在没有大门的路上走；太软弱了，不能休息，太沉重了，不能飞走；几根稻草陪着它。”鲜血、尘土、纸张、稻草、风；徒劳的行为，慌乱的内心，以及凄凉的孤独。这个场景完全符合苔丝的心境。她不再是苔丝·德伯菲尔德，也不再是安吉尔·克莱尔夫人。她毫无目的地走了十五英里的路，返程时却没有靴子。这既是哈代对人类意识脆弱性的深刻感悟，也是爱与温柔抵御黑暗的形象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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