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我们这几代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但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立体、多维的体系，我们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这就需要进行甄别，确定一些最基本的经典进行深入研究，并融入到当下文化的建构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儒家文化的核心文献《论语》就不能不给予最大的关注。所以，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人，都要对《论语》有所了解。但是，在我们进入《论语》之前，还需要对中西方文化之异同作一些探讨。
一、中西文化的异同
为什么要讲“中西文化的异同”呢？我们都知道，如果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一件事情的评判就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同样一盘辣子鸡丁，或许一个湖南人吃着很香，但一个广东人却觉得很难吃，这是因为他们的判断标准不同。
如果我们要阅读《论语》，首先也需要调整坐标，这就和中西方文化源头不同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农业文明，这形塑了中华文明的特点与气质；而西方文明的源头是狩猎文明，二者相差极大。两种文明的比较是过于宏大的话题，也不适合在这里太多展开，我们只举一个小例子来看。比如说，西方文化天然带有侵略性的基因，这并不是简单指责这种文化有缺点，只是进行客观的描述。对于狩猎文明而言，哪里森林有猎物，就迁徙到哪里去，至于那片森林原本是否有部落占据并不是问题，用战争来重新洗牌就是了，双方也都认可这种解决方式，因为被侵略的部落也没有对这片森林付出过自己的努力，那只是上天的赐予罢了。但农业文明则不然，假如有人农田中的庄稼不好，他不可能在收获季节拿起镰刀去收割邻居的农田，因为那块地里的庄稼之所以长得好，是由它的主人用自己的汗水“变现”而来的，也就是说，农产品是有人的社会劳动的投射。所以，农业文明有清楚的界限感，这种界限感就决定了农业文明本身就没有侵略基因——看看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工程就知道了，长城展现的就是一个农业文明的防御性姿态。从这一视角来观测中西文明几千年发展的世界大势，就可以有更通透的理解。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农业文明有两个特点：一是有耕耘才可能有收获，二是有耕耘也不一定有收获。
第一个特点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农民不努力耕作，地里是不会平白无故长出庄稼的，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收获。这与狩猎文明不同，无论后者是否努力，森林里的动物都在一天天地繁衍生息，以备为其捕获并享用——当然，我们前边已经说过了，如果森林里没有了动物，他们迁徙到下一个森林就是了。这样的结果就是，狩猎文明普遍以宗教为文化底色，因为食物是上天供应的，那自然就有一个上帝在默默地帮助人类，所以，他们在吃饭前也会祷告，来感谢上帝；但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食物都是自己耕耘得来，故无宗教感，饭前也不会祷告，最多会祭祀一下祖先，以感谢祖先留下了土地与种植的经验。
第二个特点的意思是说，农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自然环境。一家人非常努力地种地，但是否风调，是否雨顺？这些因素都非人力所能控制——农业生产的这种特点直到科学如此昌明的当下也仍未改观。所以，农业文明虽然没有宗教，但对自然却充满敬畏，因为自然是生存的基础。对于狩猎文明来说却并非如此，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有力量的人都能到森林里打到猎物——所以西方文明直到现在仍然是崇尚“力”的文明，他们对这种“力”的信赖已经达到了蔑视自然的程度，因为对他们来说，整个自然都是上帝为了让人类生存而创造出来的。
所以，中华文化从以上两个特点可以生发出两个核心，一个是无，即无宗教；一个是有，即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这两个其实用一个“敬天畏命”就可以概括，因为敬的是“天”，即“自然”，而非“神”。
很多人会认为“敬天畏命”是人类生产力低下时的观念，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不需要这种传统了。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妥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永远都不可能超脱出大自然的规律。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表达的“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当下的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已经非常发达了，但发达的科学技术真正解决了人类与自然的所有问题了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并没有！环境恶化、温室效应、塑料成灾以及各种有毒气体甚至各种病毒，都仍然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类若想在地球上有永续的发展，就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当然，从细节上来说，农业文明最初对自然的敬畏确实是我们当代人可以忽略的。比如《论语》中的这一章（本书每引《论语》原文，必在文末加一括注，点前数字为篇的序数，点后为章的序数，这一章较为例外，是第十篇即《乡党》篇中的内容，而《乡党》篇其实是不分章的，这里的10·24只是为了易于查检罢了）：
迅雷风烈必变。（10·24）
所谓“迅雷风烈”，即“迅雷烈风”，《礼记》与《论语》可互为参证的语句很多，比如其《玉藻》篇中即有“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的表述，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说如果天上打雷、下大雨，君子就要变色而作，起庄敬之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然的剧烈变化，人类要敬畏自然的大变化。从这个具体例子来看，当代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罢了，是否“变”，都并不会影响什么。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迅雷、烈风虽然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完全与人的活动无关吗？其实当下的科学研究已经指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巨大影响，所以当出现极端天气的时候，人类难道不应该严肃对待这些变化，并反思自己的活动吗？二是我们要习惯《论语》的论述方式——非常典型的中华文化的论述方式，就是把问题具体化而不是抽象化，这里虽然提出的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哪怕例子尚可斟酌，但其内部的意义却是普泛的，也就是说，指出的其实是人类如何对待自然的大问题。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16·8）
再来看这一章，就更清楚了。孔子说一个君子要对三种事物有敬畏之心，第一个就是天命！我们自然可以把天命唯心化理解，然后批评古人的唯心观点，但那样对我们传承文化与重塑当下并无意义。事实上，这里的天命如果理解为自然规律就更为妥帖。在儒家看来，自然规律是外于人的，人只能去认识，并顺应，而不可能制天命而用之。我们现在科技发达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类已经控制了某些自然规律，但事实上这种表面的控制很可能隐藏了更大的报复。
除了天命之外，还有两个：一是大人，二是圣人之言。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最关键的是经验而不是力量，一个人力量再强大，如果没有丰富的耕种经验，在农业生产中也会手足无措。而经验则来自于人的经历。所以，中华文化也是一种经验文化，从而也便是一种敬老文化，因为年龄正是一个人经历的直观显示，上了年龄的人会掌握更多的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因如此，中华文化会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敬畏比自己“大”的人，这种“大”当然首先是年龄的大，正因如此，一般而言，在以资历为社会流动基础考量的中华文化中，年龄大通常也意味着位置高，所以，这里的“大人”既指年龄，也指地位，总之，要求人们敬畏年龄大和地位高的人。我们都知道中华传统文化是等级文化，很多人把这一点理解为中华文化的缺陷，认为中华文化有服从权威与地位的传统，其实是没有看到这一特点的渊源，事实上，这种敬畏并不是对于权威，而是面向经验。
至于“圣人之言”就更好理解了，一种文化的“经验”总要流传下来，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凝结这些经验的就是“圣人之言”——对后世来说，主要指那些由圣人创制的文化原典，比如儒家的经书，尤其是我们正准备深入学习的《论语》。
三、以“德”为本位
中华文化因为敬畏自然，就需要与自然同构，或者说，需要把自然“社会化”。而中国传统社会受农业文明影响，更重集体（西方文明更重个人），所谓集体，就是不同的个体的人依照某种行为规范的组合，这种规范必定带有利他因素，否则个体的组合就不可实现，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就叫“德”。于是，我们把这种社会化的规范同构给了自然，认为自然是道德化的，自然的力量会奖善惩恶，即《周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对自然的想像反过来又加强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德”的重视，因为这一品质受到上天的背书而不可辩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德本位”文化。
或许会有人觉得，难道西方文化不以“德”为核心吗？答案是肯定的。曾有文化学者认为，如果把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放在一起对比，就会发现，西方文化以人与物的关系为核心，印度文化以人与神的关系为核心，而中国文化则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判断。人与物的关系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利他与否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一个社会不强调利他的话，就会一塌糊涂。当然，我们会问，西方文明后来也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形态来，是否也一样会重视“德”呢？其实不是，因为以下两点。一，西方文明从两希源头之一的希伯来文化发展出宗教文明替代了“德”，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由宗教教义来规定的，而不是出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所以，如果说宗教规定不可以欺骗别人，于是便不欺骗别人，这当然对社会化是有帮助的；但宗教同时也可以规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导致至今西方社会对其他文明的“傲慢与偏见”，也是同样的事实。二，西方在两希源头之一的希腊文化中发展出了近代科学，这对宗教控制是一种消解，于是，西方又发展出了非常强大的规则意识，用以代替“利他”原则，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行事逻辑可以不建立在“德”上，但必须建立在规则之上。直到现在，西方文化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很少考虑这个人的德行，而更多考虑的是事功；这与中华文化在评价人物时几乎是德行一票否决制相比，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四、《论语》的结构
回到我们要阅读的《论语》来看，它的根基就是仁德。以此为核心，又会延伸出几个重要命题：一是德如何修来，二是德如何维护与体现，三是德如何完成，四是德的效果。最后的效果又分为两个层面，即在家庭与社会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
根据以上认识，为了便于理解，我把《论语》的理论框架比作一棵树，然后把上述结构分别与树的不同部位对应，从而形成本书六讲的基本格局，也就可以把《论语》一书中四百八十余章零散的内容条分缕析地归纳在不同的逻辑框架之下。
第一讲就是这棵树的根基——仁德，这是其他理论框架的基础；第二讲解决德如何修来的问题，就是学习，我把它比作《论语》之干，因为由学习这个主干才能去连接德与其他的逻辑层面；德在社会层面如何表现，就是政治，我把它比作《论语》之枝，因为这是一棵树最庞大的部分；德在家庭层面如何表现，就是孝悌，我把它比作《论语》之叶，因为叶子是供养大树养分的重要部分，而孝悌也是仁德的营养之源；德如何体现，就是礼乐，我把它比作大树的花，大树之美由花来表现，仁德之美则由礼乐来呈现；仁德的完成是君子，我把它比作大树的果实，儒家理想最终的体现，就是要修养出来一个完美的君子形象，所以，最后所结的果实就是君子。而君子之德又会迁移、扩散，就像果实会重新生长出一棵新的参天大树一样。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论语》这个以“德”为根基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去吧。
文章来源
读懂《论语》的六堂课
——李小龙讲《论语》
北京师范大学
李小龙教授的《论语》大师课
六堂课助你读懂《论语》精髓
图书信息
书名：读懂《论语》的六堂课——李小龙讲《论语》
作者：李小龙 著
ISBN：9787303273102
装帧：双色印刷 平装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版印次：1版1次
页数：320
字数：221千字
开本：16开（155*227）
定价：58.00元
关键词：《论语》－青少年读物
中图分类号：B222.2-49
上架建议：文学 阅读
读者对象
高中师生，全国范围。
作者简介
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带头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曾获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国家级教学奖二等奖。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类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及北京市社科项目多项。
内容介绍
《论语》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籍，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同时，《论语》被选入要求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的文化经典著作，是中学必读、必考书目，自然也就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难点。
为解决师生在《论语》教与学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读懂<论语>的六堂课——李小龙讲<论语>》一书根据《2017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任务群的要求，将《论语》作为“整本书文化经典著作”进行精讲，帮助师生了解《论语》中反映出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话语体系。
本书将《论语》的理论框架比作一棵树，将“仁德”“学习”“政治”“孝悌”“礼乐”“君子”六个方面与树的不同部位相对应，利用思想背景解读文本，利用文化背景提升思辨能力，让《论语》不再“难读”“难背”“难讲”，提升学生文言文学习能力，提升师生国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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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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