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院副院长舒扬担任审判长正在审案 汤铭明 罗伟雄 摄
广州中院院长、庭长亲自坐堂审理的案件超千件，且随我们一起窥探背后的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杨晓梅 马伟锋
广东移动原董事长徐龙涉嫌受贿近1500万元，昨日在广州中院第二法庭受审。细心的旁听者或许留意到，审判台上的审判长正是该院刑二庭的博士庭长赵俊。而在10月9日，广州中院副院长舒扬开庭审理了两件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上诉案。
眼下，院长、庭长亲自担任法官审理案件，在广州中院已是“家常便饭”。院长、庭长办案制度实施以来，截至今年8月31日，广州中院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审理的案件已达1594件。
那么，院长、庭长都审理哪些案件？与其他法官相比，他们在审案中更注重何种审判价值？
哪些案要院长操刀？
“疑难杂症”更需要名医
10月9日上午，广州中院第四十法庭，两件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上诉案正开庭审理。10时许，庭审开始。作为代理人出庭的四名律师首先被告知，合议庭发生了变更，审判长换成广州中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舒扬。
合议庭之所以发生变更，是因为这两起案件属于“复杂疑难案件”。而根据广州中院的最新规定，院长、庭长必须要带头办理复杂疑难案件。
此外，舒扬还将在10月19日，开庭审理一起涉及韩国男明星“国民守护君”朴海镇（在《来自星星的你》中饰演李辉京）的广告代言合同纠纷。
而根据开庭公告，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将在10月28日开审全国首宗检察机关支持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提起的污染土壤公益诉讼案。作为环保法实施后首起新类型案件，审判走向自然牵动舆论目光。
据统计，包括广州中院院长刘年夫以及全国首批检察业务专家之一的广州中院副院长廖荣辉在内的院长、庭长，如今都回归到了审判一线，瞄向审判中的“疑难杂症”。
据舒扬介绍，广州中院已出台相关规定和文件，明确了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都要到一线办案，每年都要完成各自的办案指标，而且要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优秀的法官就如同名医，要擅长主办复杂、疑难案件。特别是院长，要有底气和自信，能代表一家法院审判的最高水准。”他说。
那么，哪些案件算是重大、复杂、疑难？广州中院今年6月出台的《关于调整院、庭领导及审委会委员办案任务的方案》明确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是指：（一）涉及法律适用问题的新类型案件；（二）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法律没有规定、规定不明确或在审判实践中需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案件；（三）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或处理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四）社会高度关注或当事人矛盾激化的督办案件。
审案底气从何而来？
他们都堪称“专家型法官”
根据广州中院的统计，院长、庭长办案制度实施以来，截至今年8月31日，广州中院的副庭长、庭长、副院长、院长审理的案件已达1594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具有相当分量的一审案或争议较大的上诉案。
既然院长、庭长被要求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那么如何确保这些院长、庭长们能够审理好案件？
据了解，广州中院的院长和绝大多数庭长都堪称“专家型法官”。
院长刘年夫从书记员做起，历任广东省高院研究室主任、刑庭庭长、执行局长、副院长，还曾任揭阳中院和广州海事法院院长，是有着30年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
在副院长中，舒扬、余明永都是著名的78级西南政法学院学生，是荣誉加身的法学教授；廖荣辉长期在检察系统任职，是全国首批检察业务专家；向金华曾任大军区的军事法院院长。
这其中，舒扬1986年硕士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后，曾先后担任该院法学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广州大学法学教授、副校长，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法学专家。作为副院长，他主动请缨审理复杂棘手的涉外商事案件。
在庭长们当中，刑一庭庭长万云峰、刑二庭庭长赵俊、立案一庭庭长徐跃等都是名牌大学的法学博士……
高手断案有啥讲究？
院长们更重程序和说理
由于院长们审理的多是“有意思”的案件，而且都有网络直播。据记者观察，院长、庭长们审案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审判程序的要求更为严谨。
刘年夫在开审刘某故意杀人一案中，要求控方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公诉人当场展示作案的凶器。而在以往的大部分案件审理中，证人出庭作证比较罕见，涉案的凶器、赃物也仅展示照片，因而也时常引起辩方的异议。
在舒扬10月9日审理的案件中，他对涉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程序性事项都一字不落地予以告知。在法庭辩论阶段，他对双方的辩论焦点和方向都做了要求，几次提醒律师要围绕焦点问题展开，尽量不要“跑题”。
而对于当事人和法律界人士来说，庭审程序固然重要，但决定案件质量的，最终还是裁判的结论和依据。这种情况下，裁判文书往往体现出了院长、庭长们的专业水平。
记者从广州中院几位院长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中发现，与常见的判决书相比，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说理”。
在舒扬经办的一起委托理财案里，判决书说理透彻、循循善诱、引人入胜。
这是一起涉及数额数百万元的银行理财“飞单”案，案情与近来频频曝光的理财诈骗案相似：原告基于朋友信任，将巨额资金交给银行员工购买理财产品，不料该员工私自将资金挪作他用而致亏空。后该银行员工因诈骗罪锒铛入狱，原告便将银行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貌似简单的案情，一审判决书却写了11914字！更为罕见的是，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占了5655字！在长达十几页的“本院认为”部分，作为经办法官的舒扬以数千字的篇幅，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法学论文般地剖析。其中，不乏大段的专业论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文明社会之共识，法治最基本的含义之一是任何一项请求都必须有法律上之依据，无权利则无救济。”
对于盲目信任朋友而导致损失的原告方，判决书引用了经典法谚予以劝诫：“再强大的规则都保护不了权利席梦思上的酣睡者，也磕绊不了掘金梦里的舞步。但严明公正的司法判案，可以警醒失缰的幻想，显示一种规劝的力量。”对于银行，判决书也给出了警示：“司法判决关注的是不让审慎者畏缩不前，放肆者无所警惕。每一案都留教益于世以减少社会及成员的折损。由此而论，银行需坚拒侥幸心理，固守自筑长城。”
“像这样精心论述的判决书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位资深民事律师读完这份判决书后不无感慨地说。
对话
舒扬
广州中院副院长
院长抵御干预经验能力更强
问：从之前主要听汇报，到如今亲自坐堂审案，您有哪些体会？
舒扬：司法权本质上是判断权，如同医生讲究“望闻问切”一样，法官只有深入到争端之中，亲自听取双方的主张、理由和依据，精心审查、甄别每一个证据，包括必要时察言观色，获取当事人神态、表情、语调、动作等生动的信息，才能辨明个中的真假、是非与曲直，并进而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的认定。靠听汇报来决定案件，好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百闻不如一见。更重要的是，落实于司法责任制，领导办案首当其冲。院长办案，也要完全自己负责，所以我的每一次裁决都万分地慎重。
问：庭长、院长平时还要承担大量的行政工作，为何还要承办复杂疑难案件？
舒扬：其实，院长、庭长都是从优秀法官成长起来的，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级法官。况且，院长、庭长基本上都是审判委员会委员，每年都要讨论大量的复杂疑难案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院长、庭长办案才是回归本位。改革以后，院长、庭长们用在审批案件上的时间将大大减少，行政性工作也会逐步分流。
问：您在办案过程中最大挑战是什么？有没有遇到有人干预案件的情况？
舒扬：相比普遍法官，院长办案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主要还是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但办案是院长的本分，无论如何都要放在首要位置。院长抵御干预的经验和能力更强。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院长，每一份判决都要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董柳、杨晓梅、马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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