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据统计，1983年，其首都北部每10名15到23岁的青少年中就有一人吸毒。毒品在这儿几乎跟香烟一样常见，乃至学生在学校里就可以买到。
这不是墨西哥，而是爱尔兰。
1996年6月26日，一辆红色欧宝轿车正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某个路口等待红灯。突然，一辆摩托车停在轿车旁，后座的男人砸破车窗，对着车内连开6枪。这样的谋杀在当地屡见不鲜，然而此事却引发了一系列极其震撼的连锁反应。
别看爱尔兰是发达国家，与绅士的英国仅隔海相望，然而这个国家却可谓是民风彪悍武德充沛。或许对不少并不了解它的人而言，爱尔兰最著名的，莫过于它的黑帮。
1993年，爱尔兰媒体刚刚报道了一个大新闻：有着“将军”绰号的犯罪集团头目马丁·卡希尔死于帮派斗争，现场非常残暴血腥，相关报道的开头就有这样的描述：“一条9英尺的血迹，延伸到尸体的方向。”
马丁·卡希尔的后台是一个庞大的犯罪家族，谁愿意去招惹这种角色呢？显然，卡希尔之死意味着爱尔兰黑帮的秩序迎来大洗牌，接替者名叫约翰·吉利根，道上人称“工厂约翰”。
与电影《教父》中黑帮优雅的形象不同，爱尔兰黑社会似乎并不屑于摆弄出意大利黑手党那种驴粪蛋子表面光的姿态。就拿“将军”卡希尔来说，此人酷爱动用私刑，经常让手下用电熨斗烫仇家的脑袋，自己则坐在一旁“观赏”；他还亲自操刀，把得罪他的人大腿上的皮肤一直削到膝盖。
然而就是这么个狠人，与约翰·吉利根一比都显得彬彬有礼。
约翰身材矮小，据说还不到一米六，且容貌猥琐，脾气暴躁。爱尔兰黑帮头目喜欢卖弄“地位”，只要跟他没过节，他至少还能装出对普通百姓的平和。然而约翰不一样，不管是谁，只要出现在他面前，他就立马摆出一副要弄死你的姿态。
卡希尔呼风唤雨时，约翰还是个无名之辈。后者15岁出道尝试小偷小摸，后来升级为抢劫，因此成了监狱的常客。几经挫折的约翰痛定思痛，认为抢劫实在没啥技术含量，风险大不说，即便得手也销赃慢，变现周期太长，一点都不划算。经过一番考察后，约翰决定从荷兰阿姆底特丹进口大麻运到爱尔兰分销。
但问题来了，他手里没钱，而毒品不是廉价货。无奈之下，约翰只好硬着头皮向卡希尔借钱。
爱尔兰有实力的帮派大佬很多，他之所以会选“将军”是有原因的——卡希尔身边的二把手名叫约翰·特雷诺，绰号“教练”。此人青年时期曾是“工厂约翰”的拜把子兄弟，两人出生入死一块犯罪。在这个故事中，特雷诺还扮演了其他的关键角色，这一点我们一会儿会再提到。
话说回来，卡希尔很爽快地答应借钱，但也开出了很高的条件：约翰借60万欧元要还120万，不仅如此，此后的每一笔毒品交易中，卡希尔都要抽成。即便如此，约翰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
卡希尔本想栽一棵摇钱树，没想到却亲手创造出一个恶魔，以至于约翰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买凶做掉了卡希尔。
按理说这等丑事不该被大众知晓才对，我们又是从何得知的呢？一切都归功于一位名为维罗妮卡·盖林的女记者。
如果说媒体是一个国家的良心，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笼罩在黑恶势力阴影下的爱尔兰的良心已濒临死亡了。而像维罗妮卡这样的记者，则是暴雨来临前最后几抹没有被乌云吞噬的阳光。
此前，爱尔兰媒体界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无论事情的性质有多恶劣，记者尽量不要去直接跟罪犯碰头，能躲则躲；至于消息，从警察那儿打探就够了。维罗妮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就要亲自去采访罪犯。
她曾至少两次直面“将军”卡希尔，对他进行采访，转头就揭露犯罪集团所犯下的恶行。例如在1993年，她就撰文报道了爱尔兰黑帮借由政府税收政策洗黑钱的内幕。为获取更为真实直观的信息，她想方设法地靠近帮派成员，“教练”约翰·特雷诺甚至被她发展成为线人。
您可能会问：这难道不危险吗，维罗妮卡不怕吗？其实她很单纯。首先，她有强大的事业信念与道德观念做支撑，认为罪恶就该被揭露，争议就该被伸张；其次，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里，爱尔兰从来没发生过记者被害的事情，她认为黑帮至少能在这个问题上拎得清。再次，像“将军”这样的角色坏归坏，却也愿意接受她的采访，这也为她增添了不小信心。
然而，英雄的内心是单纯的，但这个世界并不单纯。
都柏林相关部门经调查后证实，“工厂约翰”收买极端组织铲除“将军”，充当内鬼的，恰恰是卡希尔最信赖的二把手“教练”特雷诺。卡希尔死后，其家族到处打探凶手的消息，这使得特雷诺的处境非常危险。虽然他并没有将此事的内幕透露给维罗妮卡，但后者的一些报道让舆论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更让人担忧的是，自己在帮派内位高权重，却暗中充当媒体线人，这事儿万一被捅破，后果不堪设想。
1993年5月，维罗妮卡试图摸索都柏林的贩毒网络，此事也引起了约翰的不满。于是不久后的一个夜晚，特雷诺给了维罗妮卡一个小小的“警告”：他让一个混混跑去她家随便开了两枪。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平息，不料事情反而向着反方向发展。维罗妮卡认为，黑帮向自己示警便意味着他们急了；他们越是着急，就代表自己离真相越近。在处理完手中其他事情后，她决定正儿八经地对付黑帮。
1995年1月，维罗妮卡高调刊文宣告自己的回归，她的选题不偏不倚，正好砸向“教练”的软肋——她决定报道一番一直暗中为她提供情报的线人。果然不久，维罗妮卡就遭受了报复。
1月30日，一个瘾君子不请自来，对维罗妮卡连开三枪。幸好自制的劣质子弹关键时刻哑火，后者只是腿部中了一枪。显然，黑帮这次是动了杀心，但这也激怒了维罗妮卡。她通过媒体发声：“没有人能吓退我为正义而战。”
8个月后，维罗妮卡伤愈复出，警方为她提供了保护。正因如此，帮派成员纷纷敬而远之，她便主动要求警方撤走保护。她重新梳理了事情的脉络，决定直接去接触臭名昭著的“工厂约翰”，有话当面谈。然而面对约翰，她却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危险和无助。
卡希尔残暴，至少在记者面前表现得像是个正常人。而当维罗妮卡刚出现在约翰面前，后者就直接破口大骂，威胁杀她全家，强暴她儿子。有一次，维罗妮卡照例在约翰家门口蹲点，不料约翰发现后竟径直走过来扯开了她的衣服，想要检查她身上是否藏有窃听器。末了还威胁称如果再见到她，他会找人报复，连她的邻居都不放过。
事后维罗妮卡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称当时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了。
1995年9月14日，“教练”特雷诺充当中间人，想要缓和彼此间的关系，被约翰硬是骂得不欢而散。当年12月，维罗妮卡赶赴纽约领取了由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这让她重新坚定了同爱尔兰黑帮战斗的决心。随后，她告知自己的线人，她会写一篇揭露整个黑帮行业内幕的文章，起诉约翰，甚至连特雷诺都不会放过。
诚然，能做出如此鱼死网破的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然而从此刻开始，维罗妮卡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1996年6月26日，维罗妮卡赴地方法院处理自己的超速行驶罚单。午时左右，当从法院出来时，她被一个陌生男人盯上了——这次动手的不是混混和瘾君子，而是专业的黑帮杀手。当维罗妮卡停车在一个路口等候红灯时，一辆摩托车突然停在一旁，后座的男人先是砸开车窗，对维罗妮卡胸口连开两枪；趁后者向副座逃命的机会，他又朝对方背部连开4枪，随后扬长而去。
维罗妮卡葬礼当天，有数千人自发前来吊唁。人们赠送的卡片和花朵，铺天盖地摆满了爱尔兰议会大楼前广场。
眼下手眼通天的黑帮头目被杀，声名卓著的记者也被杀，自己的孩子甚至能像定外卖一样从学校里买到毒品，公众又何谈安全？从遗憾与惊恐中缓过神来的爱尔兰人愤怒了，他们指责政府的懦弱，本该是国家处理的问题，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完全依靠一名女记者出头。民众要求相关部门站出来，把黑帮彻底摧毁，把坏人永远关在监狱里。
不久，爱尔兰当局调来大批警察，对都柏林各个帮派展开突击，逮捕大小头目214人，没收武器百余件，缴获超过千万英镑的现金、资产和毒品。维罗妮卡死后一年里，爱尔兰全国毒品犯罪率下降了15%，许多人将其称为“为维罗妮卡的复仇”。与此同时，爱尔兰政府颁布法令，宣布政府部门有权没收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这正式终结了像卡希尔、约翰这样的犯罪分子为所欲为的时代。
回看此事，正如那些爱尔兰民众所说，当一个国家把打击罪恶的希望寄托在一名小小的记者身上，而政府无动于衷时，这个国家的处境才是真正的悲哀。连她的一些同僚也认为，她如此卖命，不过是为了出名。值得一提的是，维罗妮卡是爱尔兰建国以来第一位殉职的媒体工作者，往好的方向考虑，维罗妮卡至少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公众的觉醒与政府的决心，这未尝不是一个喜剧的结果。
或许眼下仍有许多问题，但倘若方向是良性的，民众就该对国家和未来抱有期待。此外，说到底，这个现实世界仍需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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