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22日《南方周末》国史新记·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中国言者）
“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
顾准的骨灰，一半置于北京市万安公墓，另一半遵照其遗嘱，被撒在三里河地区一条小河里。
暮年的顾准常兀自在那条河边散步，不远处就是他长期工作过的中科院。
1956年，顾准被调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中科院大楼里，他写下《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破天荒”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
那一年和顾准相识的吴敬琏，因此推崇他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
但顾准的探索远不止于此。风雨如晦的十年间，他对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也颇有建树。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多篇纪念顾准的文章里屡被提及。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境外同行问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思想家？”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与讥讽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起身应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丧家之犬”
说起顾准，人们总是惊叹他的天赋异禀。
1915年生于上海的顾准，少年适逢家道中落，初中学习两年会计后辍学，12岁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练习生，通过自学成为专业人士，获得事务所创办者潘序伦的赏识。
16岁时，顾准被潘序伦邀请给立信夜校讲课。3年后，顾准所著《银行会计》面世，这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教材，被各大学采用，顾准时年19岁。
这样的禀赋从未随时间淡去。
传记作家罗银胜是《顾准传》的作者，曾辗转京沪数十次，四处拜访和顾准相熟者。最让他将信将疑的故事是，据上海市财政局原局长顾树桢回忆，顾准在上海任职时，做报告无需讲稿，有一回做3小时的报告，一边讲一边在台上写另一篇文章，报告结束时文章也写好了。
天资聪颖的顾准，一生都在颠沛流离。
1930年，他离开故土，初次流亡北平。25岁起，先后辗转苏南、苏中、山东、上海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其间还曾进入延安党校学习。1949年，顾准随军回上海，当年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37岁那年，因“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顾准被免去上海市财政局长的职务。一年后，他被调至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
不久，他便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后被下放至河北、河南等地。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顾准的家庭是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文革”初期，妻子汪璧携儿女与顾准划清界限。1968年，汪璧自杀，此后子女们也始终和父亲保持隔绝，顾准临死都未能再见三个子女一眼。
但顾准对至亲始终一往情深。有一次，老同事骆耕漠请顾准吃饭，饭毕，顾准提议从一条小路回去。那条路并不近，走到一座楼前，顾准凝望着楼上一扇窗，眼神默默停留许久。骆耕漠这才知道，顾准是特意到亡妻曾经的住所凭吊。
晚年时子女不在身侧，心中难免抱憾。顾准借“丧家之犬”自嘲。
但在罗银胜的叙述里，顾准的晚年并不孤独，他喜欢交谈，喜欢结交朋友，一大批青年才俊围绕在其左右。
“没有像这一次 这样费劲的”
1956年，是顾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关键年份。那一年，计划经济已推行4年，但顾准却发现自己有关计划经济的认知渐现紊乱。
解放前在山东当财政厅长时，顾准便意识到“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
1956年春天开始，顾准在日记里频繁展现了类似困惑。
1956年3月，顾准对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提出质疑，“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现在弄得支离破碎，既强调按劳计酬，又简单不承认按劳计酬在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中的作用”。
4月，他又在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他得出的答案是“不会”，但又惶惑“（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
那是一个信奉权威的年代。当时的斯大林不仅是政治权威，也是理论权威。
顾准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停止继续思索这些问题，甚至自嘲，“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但到了夏天，他在日记里说“那篇文章已经开始写起了”，甚至觉得，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
这篇文章便是《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通过价格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该文后于1957年发表。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钟祥财，致力于顾准的经济思想研究，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在广度和深度上，顾准未像现在这样把整个社会体制定位成市场经济，“但那个时代，计划经济尚未出现很大的现实异端，他已经从理论研究和早期工作事务中发现问题，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好的计划经济应当是遵循市场价格信号的经济体制，这是其深刻之处”。
“要恢复 顾准原来的面目”
此后十余年间，顾准两次被划为“右派”，生活愈加艰辛，但思想在一点点掘进。
1968年，吴敬琏和顾准在河南一所干校里朝夕相处。他们一起读史、翻译，尤爱研究和探讨希腊城邦制度——那是西方文明的缘起，顾准希望从中汲取养分。
顾准彼时形成的对希腊史的理解，成为后来所著《希腊城邦制度》中那些论述的滥觞。多年以后，吴敬琏追述顾准带给自己的影响：“我是从他那受益极多的。”
不仅自己研究，顾准也劝勉弟弟陈敏之多读西方史。他对弟弟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
1973-1974年，顾准和陈敏之书信往来密切，他们在信中讨论彼此感兴趣的历史或现实问题。陈敏之将这些内容整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笔记涉及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等广泛的领域。
正是在那段时期，顾准借鲁迅的命题“娜拉走后怎样”提出一个当代问题——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国家建设该往何处去。
这是顾准苦苦思索的疑问，“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
就在顾准潜心钻研时，医生发现他罹患癌症。1974年一个冬日的午夜，顾准辞世，终年59岁。6年后，1980年2月9日，顾准获“平反”，中科院为顾准和其妻汪璧召开了追悼会。
1994年，《顾准文集》终于出版。顾准“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而拾得的笔记，像一颗颗珍珠被串起，汇编成集。
又过了5年，顾准的第一本人物传记出版。
从1980年代末开始，在立信会计学院任教的罗银胜便着手为顾准作传。拜访陈敏之时，罗银胜得知陈敏之早有此意，目的是“要恢复顾准原来的面目”。
那个年代，因经济体制改革，顾准的经济思想逐渐得到认可。“但1990年代后对顾准整个思想体系的研究远远不够，他在1950年代的文章较多被谈及，现在应该重点研究他1960年代的历史研究和1970年代的哲学研究。”钟祥财补充道，“顾准的理论是一个整体，只有把三部分整合，我们才能完整理解顾准思想的深刻。”
迫近顾准的努力贯穿了罗银胜整个青年时代。《顾准传》完成20年后，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顾准的文字充满动感和美感，是自然的，用心血凝成的。而那种探索真理的精神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罗银胜初到立信会计学院时，有些顾准旧时的学生、同事还健在。他们谈起顾准，往往神采飞扬，但随之又神色黯然，因为那个天才式人物“实在是过早地去世了”。
罗银胜曾在采访中搜集到一个细节。暮年的顾准曾对好友张纯音说：“我就像一个老农啊，现在就等着开镰收获了。”
按计划，顾准本打算用十年时间，“系统地研究（先是）西方的，（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哲学、经济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再作综合比较，为的是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规划未来的方向”。
但这个恢弘、庞大的学术计划随着顾准的逝去戛然而止。
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静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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