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继平
“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
张爱玲在散文《更衣记》（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一文里如此写道。张爱玲笔下的“长袍”，说的就是旗袍。
1921年1月，上海的天气依然是冷飕飕的，可这终究没有挡住上海女性抢购新式旗袍的热情。在一家服装公司打折优惠酬宾的现场，上海的少妇、中年女性竟然趋之若鹜。以致十里洋场的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妇女，都穿着五光十色的旗袍”（《解放画报》1921年1月第7期），当时，这一体现女性曲线美的特色服饰成了上海滩的一大风景。
旗袍，是一道十里洋场风景，但不是洋货，它的起因与发展却是正统的国粹。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上下分裁，把上衣和下裳连为一体，而后来的袍服则不分上下。袍服自汉代起被用于朝服，虽然历代样式几有变制，但始终为上层人士和文人墨客所青睐，宽衫大袍、褒衣博带成为中原文明中衣饰文化的一种象征。
旗袍，近端源于与中原文明有着血缘关系的少数民族袍服，具体说，就是满族妇女袍装。学界一般认为与清兵入关后实行的“薙（tì，同剃）发易服”浪潮有关，其得名即与旗人有关。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定都北京，满汉妇女服饰悄然融合，相沿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居家时的着装中。有清一代。在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穿着袍装。那时候，大清旗人的男男女女都穿旗袍，它还不是女人的单一专利：男人的旗袍四开衩，便于骑马征战；女人的旗袍上下宽幅一致，显不出腰身之美。
《解放画报》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周年（1920年）之际在上海出版的月刊，它是一份旨在提倡“妇女解放”的画报，也是目前已知的我国妇女报刊史上的第一份妇女画报。这份画报在1921年第7期上专门刊发了有关介绍旗袍的绘画作品。在介绍文字《旗袍的来历和时髦》一文中也认为旗袍发源于满族妇女的袍服：“满清入关以后，他们妇女的衣服，宽袍大袖，双镶阔滚，只有贵族可穿。民间若要仿造，便犯大罪。庚子年联军入京，光绪逃难，宫中宝贵物品，流散在外，细毛皮货，到处拍卖，衣装店里才敢收买，现在还有挂在门前的。那时戏子和妓女都效他们的服饰，以为可以出风头。辛亥革命排满很烈，满洲妇女因为性命关系，大都改穿汉服，此种废物，久已无人过问。”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剪辫发，易服色，使旗人袍服在一夜之间走向沉寂。1912年10月3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全国公布参议院决议通过的《民国服制》，女子礼服的服制仍为上衫下裙：“女子礼服一款：上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下用长裙；衫裙均加绣饰。”可见，民初时节，上衫下裙依然是女性的主流服饰。
清朝塌了，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急剧地变化。观念之变得一个突出标志是服饰的变化。
1920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春潮唤醒了人们对美的渴望，伴随革命而来的思想解放与女权运动风起云涌。“天足运动”“天乳运动”时兴时起。女子装饰也不囿成规，各行其是，上海乃至全国勃兴新式旗袍。此时流行的旗袍，一改清时旧式，各个部位随人体线条起伏而定，胸、腰、臀、腿，均波浪有形，凸显女性之体态之美。“旗袍丽人”张爱玲说：“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更衣记》）《解放画报》那篇文章也说：“不料上海妇女，现在大制旗袍，什么用意，实在解释不出。有人说‘他们看游戏场内唱大鼓书的披在身上既美观，到冬天又可以御寒，故而爱穿。’又有人说：‘不是这个道理，爱穿旗袍的妇女，都是满清遗老的眷属。’”当然，文章作者似乎并不满意“穿旗袍都是满清遗老的眷属”这种说法，他进而质问道：“近日某某二公司减价期内，来来往往的妇女，都穿着五光十色的旗袍。后说若确，我又不懂上海哪来这些遗老眷属呢？”
1919年五四运动后，女界追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渐高涨，服饰改革也大胆抛弃了传统服装宽袍大袖的旧貌，吸取了西方的审美情趣，大胆地体现了女性体态的曲线美。它利用传统袍服样式，融合中西美学标准，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众审美观念在服装方面的变化。张爱玲是出了名的爱用衣着来炫耀自己的文坛奇女子，她非常喜欢逛街，“尤其是在巨大的橱窗前驻足而流连忘返”。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更是巧妙地把握住了新时代女性的心理脉动，她相信一个知性女人的直觉：“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1921这一年，旗袍一时风靡全国各大中城市，旗袍样式和品种，几乎呈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受欧美短裙流行潮流的影响，新式旗袍开始剪短长度，收紧腰身，缩小袖口，滚边也不如以前那样宽阔。一时间，倒大袖式旗袍、马甲式旗袍、滚花边旗袍、披肩式旗袍、长衫式旗袍、高领旗袍、低领旗袍、高开式旗袍、低开式旗袍、直筒式旗袍、紧身式旗袍、长袖式旗袍、短袖式旗袍、荷花袖旗袍、盖膝式旗袍、曳地式旗袍，可谓应有尽有，光怪陆离，不一而足。时有竹枝词咏赞女性穿着旗袍参加庙会的情形，曰：“翩跹裙屐寺中来，日暖风和庙会开。女子旗装增妩媚，斜阳反映到红埃。”（上海《申报》1921年7月13日）民国蝴蝶鸳鸯派小说家张恨水则在1921年后三年的1924年，在《世界晚报》上发表86回小说《春明外史》，记录了有关旗袍的一个桥段：“余瑞香新做了一件白纺绸旗袍，很是得意，因为这件旗袍周身滚边，有两三寸宽。又不是丝辫，乃是请湘绣店里，用清水丝线，绣了一百只青蝴蝶。”（见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版）
由于旗袍系由满族女士服装衍变而来，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民族主义人士的不满。上海《时报》1920年1月18日公开发表《暖袍》一文，呼吁将“旗袍”一名改为“暖袍”，文章指出：“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夫人之装饰原无一定，惟旗袍一名，若有宗社党之臭味。”“故我以为袍可着，惟不可以旗名，无已，其改称为‘暖袍’乎！”可能当时由于人微言轻，“暖袍”一词未能成为流行语，反倒是“旗袍”一词此后一叫就是100多年。
旗袍虽系国粹，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已走出国门，为西国女性所钟爱，并有了一个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Chinese dress。以至于后来，就连享誉世界的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也不由不叹服道：“在我的时装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于中国的旗袍。”
一袭旗袍，东方灵感，神州创造。
一袭旗袍，风行百年，尽显风情万种。
（图片选自网络，来源：别说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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