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美术大师韩尚义传略（三）
韩尚义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常务副厂长兼总美术师，担任过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和全国舞台美术协会顾问等职。他从事电影美术设计40余年，一步一步，走过了一条艰辛的艺术之路。
——题记
上海一解放，韩尚义即转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美工科长，满怀激情地投入了影片《上饶集中营》的美术设计。1952年，又参加了《南征北战》的摄制。新的题材、新的人物，使电影美术也必须有一种新的表现手段。韩尚义循着当年解放大军的足迹，深入生活，到现场选景，充满了创作的激情。1957年，韩尚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无疑是他生命征途上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转折。
1949年摄与南京长江大桥。左一贡民、左二韩尚义、右一薛鹏翬
韩尚义的创作道路越走越宽广。解放后的17年间，他担任过17部影片和8个话剧的美术设计。其中，电影《林则徐》、《枯木逢春》、《白求恩大夫》和歌剧《蝴蝶夫人》等赢得了普遍的赞誉。此后，韩尚义潜心于电影美术的探索，他认为电影美术师除了要研究自己的专业之外，还要研究导演和摄影知识，从而使自己的设计最终统一到人物的塑造上。他在艺术实践中，着意于摸索根据电影特性所带来的电影美术的特性。他认为电影美术设计不能拘泥于一般的舞台调度，要反对景色的自然反映和自然布光，强调有戏则长，无戏则短，对每个景要大处看气氛（远景），小处看生活（近景）。景在设计上要“假”（艺术些），制作上要“真”（真实感），对服装道具的处理要绝对些，即是说对运动镜头可大粗，对特写镜头要大细，小手小脚在影片中是很难见到效果的。正基于此，他在《林则徐》中，探索从简练的笔触，着力于场景的概括，以集中戏剧的概括力；在《聂耳》中，则强调通过布景本身的处理，来实现夸张的色彩和构图，以及大幅度的场面调度、景头运用；在《枯木逢春》里，他更是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匠心独运地构思了苦妺子和冬哥在血防站重逢的布景调度，生动地表现出这对青梅竹马在10年离别之后相会的情景；而在《白求恩大夫》里，他又根据导演构思的特点，仿佛画了一幅精细的素描，在设计大王庄赵大娘家这一场景时，连柴草是高梁杆的，油灯盏是陶制的，都设计得清清楚楚，以求得在“最平凡的场景”中所应达到的气氛要求和艺术效果。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对韩尚义的美术设计十分欣赏，认为他在创作风格和美学趣味上有着自己的追求，且引以为最好的合作者之一。
上影副厂长韩尚义（中）和《从奴隶到将军》导演王炎（左二）摄影沈西林（右二）美工颜昌铭、陈绍勉（右）在外景加工城墙前留影
“意匠惨淡经营中”。韩尚义常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发问：“为什么我们电影美术的风格不鲜明？”他在艺术实践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艺术风格，那就是：写意多于写实，虚实结合，强调艺术的意境。有评论家曾这样评论他的电影美术风格：“既有宏伟辽阔的大笔触，又有缜密细致的精雕细刻，强调戏剧节奏和艺术气氛，追求‘似与不似之间’；讲究画面表现力和形式美的风格，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从1954年开始，韩尚义连续担任《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宋士杰》、《搜书院》、《望江亭》、《百岁挂帅》等六部舞台戏曲片的美术设计，对于他来说是得益非浅的。就在这一过程中，他发展了自己年轻时的文学爱好，且逼迫自己对中国的戏曲、绘画、诗歌、民间艺术等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探索电影美术设计的民族风格。他对影片《枯木逢春》的设计，就是从毛泽东“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以及“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诗句中得到启示，寻求在画面上表现富有江南特色、块块分明的“大笔触”景色。
孙道临和韩尚义访问剧作家曹禺
韩尚义是一个非常刻苦奋斗的艺术家，他严谨的创作态度素为同行所称道。尽管他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但他对所有艺术学习非常用功，又善于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他发表很多创作笔记，这些笔记不是简单的记述，而是有很多理性的研究和论述。他从1954年担任《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美工设计开始写设计阐述，数十年来从无中断过。长期以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每接一个本子，必先写设计阐述；每拍完一部片子，必着手总结；每看一戏，则择而记之。1956年11月他在《中国电影》1956年2期上发表《戏曲影片的布景形式》一文，提出了将“戏曲形式美的法则”转换为电影语言的命题。文章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我国古典戏曲是世界上独特的艺术，它用高超的写意手法，把艺术和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是以生活作依据的现实主义艺术。”韩尚义理论上的出发点，就是要把握这种作为戏曲形式美学内核的“用主观融洽于客体”的写意手法，并将这一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有效地转换为电影语言，从而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电影形态的艺术变革路子。1961年12月，他与人合作，在《电影艺术》1961年6期上共同撰写了长篇论文《戏曲艺术片——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晶》，将他对东方电影美学的理论探索推向了高峰。
韩尚义的著述不少，仅解放后已经出版的就有《论电影与戏剧的美术设计》、《电影美术漫笔》、《电影美术散沦》等。此外还有出访苏联、越南写成的《苏联散记》、《越南书简》、《红河两岸》以及平日在报刊上写的“漫淡”之类的短文而结集出版的《带咸味的榶》等，记下了他许多独到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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