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九七七迤逦而来简介：张旭东，男，汉族，生于1957年1月26日，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人1973年毕业于西和县一中，1974年招工至天水运输公司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四年毕业后分配至甘肃人民出版社先后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室编辑、副主任，读者出版集团第三编辑室主任，集团专职发稿审批兼书刊质检编审；专业技术职称先后被评聘为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曾被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聘任为甘肃新闻出版系统高评会成员在任期间因职业职务原因，参加过多种科研团体和社会团体活动，曾被邀任为中国商业地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大学教材编委会秘书长，甘肃省出版协会理事、常务理事，甘肃省经济学会理事2017年退休，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岁月的路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岁月的路途
——我从一九七七迤逦而来
简介：张旭东，男，汉族，生于1957年1月26日，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人。1973年毕业于西和县一中，1974年招工至天水运输公司。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四年。毕业后分配至甘肃人民出版社。先后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室编辑、副主任，读者出版集团第三编辑室主任，集团专职发稿审批兼书刊质检编审；专业技术职称先后被评聘为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曾被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聘任为甘肃新闻出版系统高评会成员。在任期间因职业职务原因，参加过多种科研团体和社会团体活动，曾被邀任为中国商业地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大学教材编委会秘书长，甘肃省出版协会理事、常务理事，甘肃省经济学会理事。2017年退休。
成长于特殊年代的山里小子
简说家世
我生于1957年元月，汉族。老家在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蒿林乡段庙行政村卢家庄（20世纪80年代前西和县为本省天水地区辖县，老家那时叫红旗公社段庙生产大队卢家庄生产队）。
从我能记事起，父亲就是县上的一名正科级基层干部，在县里各局及县境内农村人民公社间辗转任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曾两次受到冲击与触及。一次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着彭德怀元帅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省开始效仿庐山会议，自上而下把五九年以前对“大跃进”提出过意见的各级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父亲因五九年对当时县委的炼钢方式提过意见，也被撤销县机械厂书记职务，带薪下放为某公社某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1962年被甄别平反。一次是在“文革”中，被驾“土飞机”，反剪双臂上台“亮相认罪”（这次要感谢该公社的农民，父亲与他的某些同事相比，只是被象征性地反剪双方，并未受到大的肉体伤害）。母亲曾是县机械厂的一名近十年工龄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因孩子渐多，家累渐重而自动离职成为纯粹的家庭妇女。
山里顽童
我的求学过程是随着父亲的调动、家庭的迁徙而完成的，从小学到高中，我在县境内的三个地方上过学。
最初是在县城南端离县城90华里的大桥镇（那时叫大桥公社）这里离西和名胜仇池山不远，是方圆二三十里的一个山区集市，海拔只有八九百米，是典型的暖温带地区。西汉水浑黄的河水就在山间缓缓流过。河上有一座铁索桥，与大渡河上的那座铁索桥一模一样——不过大渡河桥有十三根铁索，这桥只有九根；桥也要短一些。每到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干完母亲安排的打猪草、喂猪等零碎的家活，就泡在铁索桥下的河里“打搅水”（游泳，“搅”读阴平）。到夏天结束，一个个都晒得像黑背泥鳅。
这里漫山遍野最多最显眼的是柿子树和核桃树，随便出门便可上树摘果吃个够——只要不是生长在人家自留地和村庄里面。我和小伙伴们的“装备”是人手一把两三寸长的小剜刀。那剜刀形如小镰，不过其刃却在相当于镰刀的刀背位置。剜核桃时，把剜刀插入青皮核桃底部一扭，核桃就裂为两半；再拿刀一旋，嫩核桃仁就被掏了来。出门上山时拿个书包，一会就能剜半书包。青皮核桃要剜着吃，至于青柿子，则有一种吃的方法叫“僵（动词）柿子”。大人们是在锅中盛水，放入柿子和桑叶煮开，放一夜即又脆又甜；小孩们更简单，只在河滩离水不远的地方挖个有淤泥有砂子的小坑，把柿子埋个四五天也就甜了。僵柿虽甜，但最吸引和诱惑我们的却是“蛋柿”。蛋柿是因被虫子蛀吃而早熟的柿子。很奇怪，越是被虫吃的柿子就越甜、越难摘。那蛋柿高挂一二十米的树梢，就像一个个红色的小灯笼，真是万绿丛中几点红，十分诱人。夏秋之交，我和一些胆大的小伙伴经常会爬到柿树上去摘这蛋柿吃。当然，这样大胆而刺激的摘果方式回去是不敢告许父母的，不然屁股会被打“开花”。
小“闲书”虫
在大桥镇我上了五年小学，也养成了一个又好又不好的习惯：沉迷于看小说。说它是好习惯，是由此引起了我以后读书的兴趣；说它不好，是因为它开启了我在上课时偷看“闲书”的毛病，而且一上初中就眼晴近视，留下了终身遗憾。
我看小说很早，是在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的。二年级以前，我只会看连环画。二年级第二学期时，我在一个邻居家见到一本儿童版小说《三顾茅庐》，我翻了一下，发现连蒙带猜可以看下来，就借回了家。看完这本后，我借了邻居的儿童白话版《诸葛亮》（上中下），又看了家中的《红旗飘飘》第一、第二辑，第四本书已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苦菜花》。由此发端，到小学毕业时，我已看完了“三红”时代的大部分小说作品。在看完四部古典小说中的三部（即《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是在高中读的）后我开始迷上了历史演义、神魔、公案、侠义、剑侠等乱七八糟的旧小说。初中时期就到处偷偷借什么《隋唐演义》《说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也看了“三言二拍”之类白话小说和《西湖佳话》之类的仙隐类半文言小说。那个年代，连一些“红色经典”小说都当成“封资修”严禁，更别说这些书。我是一打听到谁有本我没看过的书就跑去借。借书难，生长在山区借书更难。为了借到书，我有时甚至不惜跑一二十华里路。我至今记得小学时为借一本描写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就是根据这本书中的一段故事改编的）我都能跑七八里路去借。那的农村，外国书很少，我直到高中毕业，只看过三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攻打冬宫》《神秘的脚印》
山里初中的“勤工俭学”
我的初中是在比第一个学校更为偏僻、地处县境最南端的太石河乡（那时叫银杏公社）上的。这里最远的村落离县城在160华里以上，去武都城反而比去西和县城更近。不过那时去本县县城已有简易的乡间公路，去武都则要经过五六十里乡人常走的小路，才能有公路。那时，这里十分落后，时至1969年，一些深山老林的老人都还头缠黑蓝布帕。乡民也大多淳朴、厚道、老实，十分尊敬“识字人”。 政治运动的急风暴雨，到这里往往化为小风疏雨。举个例，我念过书的第一个学校，虽然也在偏僻山区，但其校长就因“三年困难时期”的一首长诗末句“揩泪待春晓”，被驾起“土飞机”，打得头破血流。而我初中时的校长，在“文革”中，虽也上台低头念了几句“检讨”，但并未受皮肉之苦。就是后来的“贫管会”主任（全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也只是偶然来学校走马观花转转，见了老师们还一一点头问好。
当时的这个山乡，半山以上全是森林，且以松林居多，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青翠欲滴；蜿蜒于山村旁的小河清澈得能数清水底的石头。我的初中母校离小河不太远。我入学时该校是刚刚建了一个初中班的所谓“戴帽子”中学，老师多为中师毕业。那时正在倡导“开门办学”，号召要“学工学农学军”。但以学校当时的条件，也只有学农最有条件，因此劳动很多，农忙季节，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参加一段锄地、背粪、收割之类的活。虽然劳动有点多，但由于刚建初中，还在摸索阶段，老师们工作得兢兢业业，备课、上课、批改作业都十分认真。
在初中阶段，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学校勤工俭学活动中的三次各历时近一个月的劳动。
第一次是学校为了增加收入，带领我们班去割竹子，编成背斗、筐子等较粗糙的用具，卖给供销社。那一带山上毛竹很多。割竹子时，用砍镰（一种厚背镰刀）砍够量力能背的一捆后，就用绳子绑好，竹梢朝下套在肩上，拖拽而行。因竹梢撑地减轻了重量，一路下坡，既快又轻松。但在路的转弯和较险峻之处，就得十分小心，不留神就会被长竹梢把人撑下悬崖。割了二十多天竹子回来后，老师同学都开始学劈竹蔑，一时间师生全成了蔑匠。
第二次是为了节约取暖费，上山去烧制木炭。烧制木炭的地点选在离学校有十华里的一个山高林密的村子。烧制木炭最好的原料是青㭎，这个村子的山上有大片的青㭎林。老师请来烧木炭的熟手行家，在伐够约能烧上万斤炭的青㭎后，指导我们装窑、烧窑。窑匠在火候已足时，指导我们停火捂了窑。为了防止有人偷炭，留下一个年轻些的老师带领我们五个学生守窑。
为了守窑，我们在林畔搭了个窝棚，外边堵着几层从青㭎木上砍下的树枝，地下铺着厚厚的麦草，麦草上边放着我们的被褥。又刚进入十月，我们都以为不会冷。到了晚上钻进被窝睡下，才知大谬不然，只听得林涛如吼，那山风透过树枝钻进窝棚，被子就像一张薄纸，不到一个小时，就冻得再也睡不着。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爬了起来，在烧窑的窑口，点起了一堆“上脸火”（当地话，指人坐下后火焰与人一样高的木柴火）。很快，我们胸前就被火烤得生疼，不由得都向后退了两步。可是，凛冽的山风吹过来，脊背却如同刀刮。这前胸后背的冰火兩重天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革命烈士诗抄》一书中东北抗联烈士李兆麟的《露营歌》，其中的两句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那真是十分贴切。这时有人提议烤些热洋芋吃，并自己跑进窝棚拿了些洋芋埋进热灰里。不大一会儿，洋芋就被热灰大火蒸烤得又熟又。大家七手八脚地刨出了洋芋，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烫热的洋芋驱走了寒气，身上渐渐热乎起来。吃着吃着，寒气下趋，不知是谁“噗”的一声放了个屁，随之“噗”声四起，不绝于耳，连老师也未能幸免。随着下头的“噗”声，上头也忍俊不禁都“噗”“噗”的笑出声来。于是上“噗”下“噗”连成一片……
这次二十多天，我们烧了八千多斤木炭，解决了我们班和全校老师两年多的取暖问题，节省下的经费，学校贴补购买了教学仪器。
第三次是为盖教室而伐木。1971年，学校新盖12间教室，盖教室的木料都是老师领着我们两个初中班的同学自己砍下又扛、抬回去的。乡下孩子上学迟，我们初中两个班，有十几个同学已十八九岁，在村中都已成为全劳动力，伐木和抬大些的木头主要依靠他们和上山领队的五六个老师。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主要是帮助削砍树枝、留下大小树干弄回去再加工。从山上回去时，抬不动大木的我们就每人扛四根椽子回去。
同学们伐木时，十分活跃，唱山歌的、喊号子的、说笑话的，笑声不断。每当在溜木头的“溜渠”中向下放木头时，为了让下面溜渠中的人避开，一个大嗓门的同学就颇有幽默感地朝下喊：“赶快让开！没毛的太虫下来了！”（太虫：当地土话对老虎的别称，类同旧小说中的大虫）下面的人就按事先的约定赶紧离开溜渠。
夏天的山林中野果很多，休息时我们就摘野果吃。留下清晰记忆的有两种野果：一种大小形状类似香蕉，五六根结成一串，但成熟后皮是紫青色的，因此被形象化地称为“鬼指头”；另一种长橢圆形，浅粉色，比一只布鞋小些，俗称八月瓜。两种果里面都是甜的粘汁，“八月瓜”更好吃些。退休后拿手机上网，才知道“八月瓜”又名“野香蕉”，南方已有果农将其培育成了水果。
伐木的那些天，中午大家都在山上吃干粮。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大家就扛的扛、抬的抬，开始回校。我则与一个年龄相仿的同学两人搭伴，各扛四根椽子下山。走出伐木沟口，来到河边，我俩就把两个人扛的八根椽子用事先准备的四根短树棍夹住两头，绑成个小木排。我们两人则骑坐在木排的两端，顺流而下。遇到浅水滩，我俩就下排拖拽而行，到了稍深处再坐上去。不一会儿工夫，就把小木排流放到了正对着校门的河滩上。
遇上教育“回潮”
在小学时期，由于昏天黑地地看小说，我的学习比较偏科：语文成绩较好，算术却有时不及格。到了初中，不知我哪一窍开了，虽然还沉迷于小说，但数理化、语文，甚至体育，各门功课都大有长进，一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仅管当时的教材有较多缺陷，我的基础并不扎实，但对学校要求学会的那点内容我还是掌握得较好的。在初中，我还和另一位同学合作写了部长篇小说《山村风波》，曾被送往天水地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文艺成果展”作为中学生的创作成绩。
在这种有所长进的氛围中，我上完了初中，进了高中的大门。
我的高中阶段是在县城度过的。高中的名称当时叫“西和县城关中学”（原为“西和一中”，后改“西和县城关中学”，我们临毕业时改为“西和县中学”，上世记80年代又改回“西和一中”原名）。本来离我家三四十里有个高中，但父亲那时已被调至县城，为了便于对我照应和监管，便把我转入了县城高中。
我们这届学生有点小幸运，进校时恰逢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开始严把考试关，几门主课都实行AB卷考试。刚入学的前半学期，我还不太适应新学校更加正规、严格的程序管理，期中考试时，在全班64名同学中成绩排在第六。不久，我就适应了各种规范化管理，期末时各科平均成绩已能进入全班前三名，并保持了下来。“回潮”延续了约一年半，所以我们这届学生，应该是自“文革”实行九年制教育（小学至高中，不是今天小学至初中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止受到最严格最正规教育的一届高中生。
当时的我的高中母校，集中了全县学历较高、教学教验较为丰富的很多老师。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既有甘肃省内兰大、师大毕业的，也有川大、清华毕业的。除了缺英语专业的老师外，各科老师齐全。英语老师也有，年龄那时已有五十多岁，由于其人毕业于民国中央政校（后身即今台湾政大），而被取消执教权去下岗打杂。老师们各具特点的教学方式，使乡野草创学堂走过来的我，受到了进化式的熏陶，有了不小的进步。有人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那么，一个人更是一个世界。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经历，带着各自大学特点的老师们，影响我们这些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学生的，不仅是文化，还有气质、修养、见识。这对我高中的学习及以后的人格形成至关重要。
在高中学习期间，有三件事使我在全年级同学中有了点小知名度。
一件是在高一年级某次语文考试中，有道解释字义的题，其中有个“柝”字，全年级近二百人，只有我一人答对。这是因为我们这届学生学过的初高中教材，都未收入《木兰辞》，同学们都不知道“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句诗。恰恰我在初中时，自己读过《木兰辞》，所以能答上。
一件是某次物理考试有道题：一个人手持铜棒从东向西走，铜棒的那端电势高？也是全年级只有我一人答对。这题实际上是个脑筋急转弯，只要知道地球是个大磁场，南北极就是N极和s极，手持铜棒东西向行走，就在切割磁力线。这和发电机转子切割磁力线是同一原理。
第三件事是将文言文《陈涉起义》译为白话文时，我仿照看过的演义小说，附了首结语式的文尾诗：“揭杆起义伸民怨，烈火熊熊遍中原。展翼鸿鹄跃天际，慷慨一曲至今传！”语文老师让我去了他办公室，问我：“这诗是你写的，还是抄的？”我回说是我自己写的，语文老师鼓励我说：“写得不错！要好好努力！”后来，语文老师在几个班都提到了我的译文和这首诗。当时学校校园墙上还设有个作文园地，专门公布写的较好的作文。我的作文被选中较多，这也使我的语文能力在本级同学中有了点知名度。
上了高中，年龄稍长，我读书的涉猎面又宽了些，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荣孟源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内容含《李秀成自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陈天华《猛回头》等多种），郭沫若的《青铜时代》《李白与杜甫》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等。后来又喜欢上了新诗，借看了不少《诗刊》，抄下了几大笔记本贺敬之、闻捷、郭小川、李季、李瑛等人的诗。又逢“批林批孔”运动，为了写学校安排的作文和批判稿，还看了些《论语》、林彪言论等供批判用的书，至今记得林彪的两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其一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势把敌顽埋葬。
其二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那时，我的知识结构带有明显的自学性质：涉猎面很宽，漫无目的，系统性不强。上了高中后略有进步，但只是涉猎了更多的当时能看到文史类名著，只是一个略开蒙的文学青年。
1973年冬，我高中毕了业，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回乡知青。
走向一九七七
步行120里被招工
1974年，我在当时的统一招工中被招至天水地区运输公司，成了一名新工人。
在招工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为了赶上招工，匆匆赶往县城的那天。接到县里的招工通知时，已离截止招工的日期只有两天。原因是公社秘书因招工的事去了县城，事前忘了给其他人交代，其他干部也下了乡，电话很迟才被接到。我家所在的那个公社离县城有120华里，那时只有一条很简陋的乡间公路，有时来些拉木料、拉货的车，但没有班车。要去县城，只能搭这些便车。那天我们一直等到中午12点，也未等到便车，应招去县城的五个人（都是我初中同学）不敢再等，只能步行赶往县城。我们从中午12点，不歇气地赶了12个小时的路程，时至半夜才到县城。最后的那十里路，我们都已快迈不动腿。第二天，我们去了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劳资组，劳资组负责人告诉我们，招工名额已满，让我们回去。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又去找公社秘书，让他再去交涉求情。公社秘书还算好，又不辞辛劳去了劳资组。不知他是如何交涉的，估计就是诉诉苦，说说边远山区的难处，让人家多多体谅。这次人家给了个活话，让我们都先填表，再回去等。结果，我们五人有三人被招：一个招到金川公司，一个招到连城铝厂；我则被招到天水地区汽车运输公司。
成为站务工
天水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原为省属企业，原名甘肃省第九汽车运输公司。文革初下放当地政府管理，但天水人仍习惯性称为“省运司”。当时的运输公司下辖五个汽车队，有460多辆客车、货车，大部分是国产车，有100辆左右是罗马尼亚产“布切奇”货车；有三四十个散布于所辖12个县城和公路沿途的汽车站。和我一起招来的学徒工有五六十人，其中有四十多人是复转军人，其余是回乡和留城（未插队）知青。在经过一个多月在山上平田整地的“培训”后，大部分被分配至各车队成为司机助手和修理工（学徒）；我因为眼睛近视和两名留城女知青被分配到天水汽车站。
天水汽车站有40多人，算是公司下辖的最大车站。我被分配到车站后的工种是站务员，具体工作则是管“总务”。所谓“总务”，其主要任务为发工资，保管和发放劳保用品；购买和报销办公用品、站台灯泡、灯管等低值易耗品；兼写站上报给公司的年、季、月度总结；办墙报、写标语。大概由于我是个党员（我在高中毕业回乡期间入党），公司团委不久让我担任公司团委委员兼公司机关团支书。我生性自由，喜欢独处看书，不太活跃，又不在公司机关工作，本想推辞掉团支书这个兼差。但自己考虑了一下，觉得一来是初来乍到，怕影响不好；二来也有点小虚荣心，或曰“上进心”，就干了下来。
站务工是一个技术含量不高的熟练性工种，学徒期只有一年，我1974年冬分至车站，1975年冬就拿上了正式二级工的工资41.5元。
去农场管伙食
1976年夏，我又被公司抽至公司所属天水县墁坪农场去搞夏、秋收并兼任抽去搞夏收和秋收秋种的一百多人的伙食管理员。这个农场离天水市有240多里，已靠近陕西宝鸡。小陇山林业局在此处设有百花林场。乍一看，这里也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森林从山顶一直延伸至山脚，坝子平坦，河水清澈蜿蜒。但这里却是个地方病疫区，随处可见到“大脖子”和“拐拐腿”。山货之类的物价则便宜到一尿素袋木耳只卖三块钱。参加抢收的公司职工见了后，都纷纷去买。
我在农场的工作是为前来农场劳动的职工采买面、油、肉、菜，卖饭票。夏收刚开始时各单位来农场搞夏收的有150多人，十分繁忙。两个月后当秋种也已完成时，就只剩下我和场长、炊事员、饲养员四个人。我带了几本书，闲下来就去看书或和饲养员魏老汉下棋。有时也去隔壁的林场工区、旁边的当地小学，与林场的卫生员、小学的老师闲聊。那个炊事员还偷偷和一个当地的女人交往了起来，有时还把农场的油和面粉拿给那个女人。饲养员发现后告诉了我，我让场长出面批评了他一次后，他就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拿出去了。
“运动办”的打杂工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个伟人相继离世，唐山大地震弄得全国草木皆兵。余波尚在时，当年10月，“四人帮”又被打倒。这时，公司政治处突然通知，让我去天水地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报到。于是，在这年的11月份，我又去了地委“运动办”。
到“运动办”报到后，我被分到“大批判组”。这个组当时连我有六个人，分别来自当时的地委党校、地委报导组、师专、天水五中、长城开关厂。除我是个毛头小伙子外，其他均已是中年人。地委党校那位同志是位科长，年龄也最大，由他任组长。“运动办”从名义上看，只是暂时适应政治运动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实际上由于各级领导都处于被审查时期，它掌握着指导运动、审查干部和在后续阶段根据运动结果推荐各级班子成员的权力，替代了党委核心部门的功能。
在“运动办”，我是年龄最小的小年轻，毛笔字、钢笔字都还拿得出手，经常被差遣做一些杂事。我的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是为一些主要笔杆子抄謄各种重要报告、讲话，甚至是上报常委会和省上的对地区所辖各县、局领导干部的处理和安排意见。每当謄写这类保密性质的文件时，他们都要找个单独的办公室，让我晚上下班后一个人锁门去干，并专门叮咛不能告诉任何人；有时还有一个领导守在旁边，待我抄完后即把原件和抄件带走。
二是在各种会议上写简报、参加办会，为领导写些不太重要的会议上的发言等；
三是有时“运动办”还要为引导运动，出些大幅标语，甚至大字报等，需要毛笔字好的人来写，这也是我额外另加的一项工作。
在“运动办”工作的近一年半时间里，我的感觉是三天两头在开会，不开会时往往也在准备开会的过程中。
在“运动办”工作的一年半中，我还受派和“运动办”的另一位比我稍年长的同志担任过几个月的地委常委会记录员。我估计之所以派我去，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一、我虽年轻，但是个党员，因为按规定不是党员不能去常委会做记录，“运动办”工作人员中有五六个当时不是党员，不能去；二、当时的地委、地革委主要领导已靠边站，因防一些重要决定泄密，一些与他们以往接触密切的身边干部已不能派作记录员；三、我是借调人员，与地委各阶层干部无瓜葛。
在地委常委会上，我曾见识到了一次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构陷与斗争。一次常委会上，地委某副书记（此人原任河北邯郸地委书记）不知因何原因，面对全体常委，说有人反映，其中的一个常委在胡宗南攻击延安时，曾有动摇变节行为。那个常委也当面为自己辩护说：“1.论职务你是我的上级，这样事关政治生命的事，你怎么从未向任何部门反映过，却突然在常委会发难？2.这种事情不是拿谁反映过，就可以随便拿到常委会上来说的，反映人是谁，你应该说出来；真凭实据是什么，你应该拿出来。”那个副书记回答说：“反映者现在要保密，不能说；真凭实据可以调查。”那个常委说：“那是早有结论的。你到档案中去看，不要扑风捉影！”那种面对面的激烈程度，使我吃惊：同僚之间的关系，竟可以相互敌对到当面拿“政治变节”的罪名在常委会议上公开，以整垮对方！长见识的同时，年轻的我，也对这种关系有些后心发凉！
高考前后
我到“运动办”工作了几个月后，就有高考要重新开始的传言，但由于没见文件，又一直受指派忙于各种工作，我也没有投以太多的注意力。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高校招生会议，决定恢复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宣布当年立即高考，21日各大报刊都刊教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时，文革后积聚了十年的各届学生都闻风而动，纷纷搜罗中学课本，复习材料，准备应考。我也心中“蠢蠢欲动”，欲汇入高考大军。按我原来的成绩，文理两科比较均衡，纯从分数看，甚至理科要略高。但工作了三四年，丝毫未接触过数理化，早已忘掉了许多，剩一个多月时间也很难重新捡起来，并在激烈竞争的高考中过关。我思来想去，好几天拿不定主意：按我的性格和意愿，我应该去学习理工科，可按我的现实情况，考文科更有把握。最后我下决心去考文科，也开始在天水寻找中学课本。但忙活了十几天毫无结果，所有可能借到高初中课本之处几乎都被罗掘一空。于是我只好趁两个会议的间隙回到了本县家中，谁知也只找到高一和初一的数学，其他课本已找不见。课本没找见，借课本时碰上个别长辈和父亲的朋友，还劝我不要去参加高考，说：“你已有工作，现在又借调在地委，趁机活动一下，留在地委不好吗？上学后要重新分配，谁知把你分到哪里？”我这时心中已有定见，决心趁年轻去学习，如果当年考不上，就定下心复习，来年学扎实些再考。对这些好心劝阻，我随口应酬着，心中却想：好不容易有个上大学的机会，可以看到人生的另一种风景，岂可不试一下而白白放弃？
拿着找到的仅有的两本数学课本回到天水后，党校的那位同事给我找到本天水一中老师们编的“政治复习题纲”。这时离高考已只有十几天，我就拿着手头的数学书，把所有公式、定理背了一遍，把政治复习题纲中提到的三十几个政治题全看了一遍，又自己选择了七个重点题背了下来。至于语文和历史地理，根本未来得及看。我复习时同事们都很体谅，那十多天几个人一上班就借故去了别处，我得以关起门来安心学习。
高考是12月份开始的，准确的日子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上考场前的那天晚上，可能是复习得过于兴奋，几乎整夜失眠。第二天早上状态不佳，我很担心在考场上因紧张失忆。还好，上了考场，还能记得所背的东西。天水市考生的考场在天水三中，靠近现在的秦州区玉泉观。两天考试在紧张中匆匆而过，我感觉各科考卷都有答的不太好的地方，又无高考经验，心中栗六，毫无把握。回到运动办后，办公室同事都问我考得昨样，我如实说：“心中无底”。这时，机关组的组长李虎林（后来曾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说：“我去教育局给你打听一下。”第二天早上，我刚上班不久，他来到我办公室说：“小张，祝贺你！你这次考了天水市文科第一名！”我说：“我感到答得不好，你别骗我。”他说：“我怎么会骗你？我都看了已上线的每个人的分数。”下班后去地委食堂吃饭，一块在建行上班而在地委食堂上灶的“饭友”王进（后考进兰大哲学系七八级）也告诉我：“发榜了。你是文科第一名！”
下午上班后，我就请假去看榜了。一看姓名，我确实是第一名；但一看报考人单位，写的却是“天水地区交通局”。我不放心，又对了一下考号，考号确实无误。估计可能是因为运输公司归交通局管理，写榜人就把交通系统各单位的被录取者都简单归拢到交通局名下了。回去后，我这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想着既然是第一名，起码有个大学上。回去就笃笃定定去上班，只等录取通知了。
我似乎是1978年的2月底接到录取通知的。在通知上，我考上的是“兰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个时代的志愿是考前填报的，只允许三个志愿。我填的是：1，北大考古；2兰大历史；3.甘师大（现西北师大）中文。后通知北大考古不在甘肃录取，兰大历史系就成了我的第一志愿。但录取通知书上却成了我未填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听人说，我的各科中政治成绩最好，有90多分（那时实行百分制），我揣测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兰大把我调换了专业。
接到通知书后，我去公司办有关手续，公司后勤科的姓谢的副科长却说我在农场超支了160多斤粮，账未结清，不能走。我很生气，对他说：“农场每人一天只交一斤粮票，却是放开肚皮吃。夏收秋收这种大体力劳动，超支了有什么奇怪的？我又没背回家去！”对方仍东扯西扯，不让我办手续离开。因为已临近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我怕延误了我入学，就对谢某说：“一百多斤粮也不是个啥事，我给你打个欠条，等我报到后还上都行！”然后打了个条子，上写“漫坪农场在夏收期间超支粮160斤。经手人张旭东”的条子就摆脱纠缠去办手续了。临离开天水时我父亲恰巧来天水开会，我对他说了此事。据父亲说，将我送走后，他就去了运输公司，对姓谢的说：“我工作多年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单位，去农场干活大家吃超了粮食，还要经手人个人去补上！岂有此理！”那姓谢的很尴尬，辩解说：“我们正在想办法处理。原来也是想把账先坐下来弄清。”后来，他们再未向我纠缠此事。
三更灯火说校园
乘火车的“狼狈”状
1977年3月的一天，我乘火车前往兰大报到。火车上人头攒动，挤得连立足的空隙也没有。我也没有座位，挤了半天才硬挤了点空地把背着的行李放下来坐上。到了兰州往外挤时，行李又被挤散。我抱着一团散开的被褥，被挤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十分狼狈地挤出车站。当我重新捆好行李，举目四望，却并不见兰大的接站字样和人员。我此前并未来过兰州。听父亲说，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十多分钟就能走到兰大。我怕走错了路再添些麻烦，就直接花了两块钱叫了辆三轮脚踏车，把我拉到了兰大。
一条山劳动
到了兰大后不久，我和系里已安排好的各位“室友”：朱宁、陈隆基、吴福祥、刘新路、贾忠科、李建生（室友李晓西、陆志龙似乎到校稍迟些，室友李含琳似乎起初并不在一起）都受派去了兰大条山农场劳动。是培训还是什么名目，就说不准确了，反正能记得的就是装沙袋、堵水、垒渠、灌田。我从小未到过一条山这样的地方，周围茫茫戈壁旷野，堵水时一人高的渠埂，一冲就垮，垮了还要拿装满土的大草袋去堵。我们那儿多为山地，能灌溉的河滩坝地，渠开个半尺深就行。跑了水只需几铁鍁土拍实，就能堵住，与这里大相迳庭。陈隆基曾为地处戈壁滩的农建师连指导员，对这种农活十分熟练，他有条不紊地指导我们装袋、垒坝、堵水，真是细致从容，有模有样。
在一条山劳动时，有件事几乎把我吓傻。那天，我和朱宁搭伙往草袋里装土，他撑袋我铲土。快满时，他忽然伸头去草袋中看土装满了没有，我正在把一锨土猛倒进去，一下子将锨边刃砍在了他的两眉中间，顿时血流如注。我被吓得傻在了那里。看到同学们一下都围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冬天血旺难止，大家七手八脚一通忙乱也未彻底止住，只好把朱宁送回了农场。后来怕农场风大得破伤风，又把他送回了兰州家中。
结束了一条山的劳动回校后，系里给我们派来了辅导员王家勋，还把我们编为五个小组。以我们宿舍为基础，加入了葛凌青、折小叶、高燕平、张秀英四位女同学，称为第一组。从此，我们上课同堂，用餐同灶，相处四年。
十年精英聚七七
七七级是一个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大学生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特殊在：
第一，汇集了文革以来的十届学生，年龄相去甚远，最大者长于最小者十五六岁，几乎就是两代人。我们许多同学年龄甚至长于我们的辅导员和个别带课老师，同学间年龄的巨大差距被戏称为“老子和儿子同堂”现象。
第二，大部分同学上学前巳参加工作，相当一部分是按国家政策带薪求学。
第三，有个别老三届同学已拖家带口。
第四，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阅历，有的已是有一定职务的基层干部。
第五，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术和理论走向，爱争论，不人云亦云。
这几点又汇聚出一些共同的特点：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性、吃苦耐劳精神、劳动能力、动手能力都较强。
那四年，同学们晚上几乎都在教室、在学校图书馆中度过。这些地方在学校夜里统一息灯前，都灯火通明。我至今还记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考试前，路志龙和李晓西两位老大哥背书直背到了一点钟，灯息了就自己点支蜡背。我一般十一点钟睡觉，一觉醒来，他们还在下苦功......
通过几年相处，我深感，“老三届”们的高初中基础要比我们强得多。他们已经离校十年，但许多基础性的东西，尤其是数学，仍要强于我们。这从我在学习数学课的过程中与陈隆基、李晓西的切磋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刘新路的文学功底也是家学渊源，大有其长，我至今还记得他在《甘肃文艺》（后为《飞天》，不是现在的《甘肃文艺》）上发表的小说《盐》。
在学习上，我们班的同学都很佩服颜哲老大哥。他平时博览群书，很多的精力都不用在教材上，但考试成绩始终独占鳌头。还有万解秋同学，功夫扎实，成绩也一直很好。刘自强逻辑清晰，叙事简洁；周冰则眼光敏锐，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晓西功底好也能下苦功。在学习上，他们都让我十分佩服。
我们同宿舍的各个伙伴，共同相处四年，有时也有争吵，尤其是理论问题，各执其见，互不相让，但始终保持着团结，保持着合作、互助的精神。朱宁家在兰州，有时就往学校带些自家做的好菜，让经常在学校吃大锅菜的我们改改口味。其他同学也有时捎来家中的特色副食，让大家分而尝之。时至今日，陈隆基的务实，路志龙的沉稳平和，刘新路的宽容忍让，李晓西的勤奋努力，朱宁的乐于助人，吴福祥的条理清晰，李建生的文学气质，李含琳的文思快捷、李炳龙的诚厚稳妥，葛凌青、折小叶的大姐风范，高燕平的隽言快语，张秀英的直爽豁达，一一如在眼前。
我在宿舍是小老弟，有时讨论问题直抒胸臆，语言尖锐，许多老大哥就笑一下，让一步，暂停争论了。现在想想，他们那时也就三十岁左右，也还是个青年，但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兄长风范。
两件轶事
那时也有许多轶事，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有一次，贾忠科学习太过专注，把两件衣服泡在盆中近一星期未洗。连续几天我们进宿舍就闻到一股溲味，以为可能是宿舍人多空气不新鲜，可开了窗味道轻了些，关了窗味道马上又来。大家拿鼻子嗅了半天，循味来到贾忠科床下，拖出了一个脸盆，用水泡着的衣服已溲不可闻。忠科兄回来后自己一闻，已无法清洗，只好丢掉了事。
为了保证宿舍经常有热水用，宿舍排序值日，每天晚上都有人拿一个大铁桶提水，回来后先装满四个暖壶，剩下的大家洗脸洗脚。有一次轮到朱宁，由于冬天地上滑，一桶开水都倾倒在棉裤上。如果当时就脱了棉裤，渗进去的还不多。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不好意思，硬撑着跑了回来，结果腿上的皮都烫伤了，只好去住院。朱宁入学以来这已是第二次受伤。大家都说“多灾多难的朱宁”。我却不好意思地只默默去医院看了他——因为他的第一次受伤，那纯粹是我造成的。
努力学习，迤逦而行
在大学各科学习过程中，我花费了最大功夫的是英语。我在高中时沒学过英语，英语是从ABC学起的。我年轻时记忆力较好，开头我未把英语放在心上，只是每天上下一课时，再把上一课复习一下。第一学期期中考英语时，我才发现，许多单词记不清楚，语法、时态也学得糊里糊涂，无从答起。我背后坐的高燕平看我不会，就在后面不断提示。可学习这东西，自己也要懂个七八分，别人的提示才能起作用；自己只懂四五分，別人提示，你也干瞪眼——我那时就是这样。结果可以预知，这次考试我得了自初中起的唯一的一个不及格分——48分。考试后，我几乎把大半精力用在英语上。到了期末，我终于打了个“翻身仗”，英语成绩翻番，成为96分。后来我在英语上仍下了不少功夫，看完了英语版的《共产党宣言》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要是这两本书都学过看过，内容熟悉，便于与英语对照）。由于只是哑吧英语，工作后，几年功夫也就丢在爪哇国了。后来每次考职称英语时都要重新学习一下，但终究未再捡回来。
学习马列原著、尤其是《资本论》，在当时的兰大经济系是重头戏。系里、同学们都在《资本论》这部著作上下了苦功。讲授中，朱增明老师的条理分明，罗耀辉老师的透彻发挥，至今如在目前。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下功夫“啃”了《资本论》。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一些重要章节当时熟极如流，个别警句、段落能背下来。现在看，《资本论》课仍应开设，但不应该花这样多功夫，硬“啃”到如此地步，应省掉些课时给其他课。却不能由此否认，《资本论》带给了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独特方式。后来看《易经》，那种阴阳两分法、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卦之象由微渐显，变而成另卦；一卦之爻，排列又含别卦之象；卦像的从表及里，与《资本论》分析法极其相似。是一种不谋而合，还是马克思读过易经，不得而知。
在校学习期间，我也有几次作业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一次是在农业经济课上，我的一篇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的设想，得到了魏世恩老师的表扬。一次是在《外国经济史》课上关于印度经济史的讨论，被刘天怡先生打了优，认为写得扎实、有观点。还有一次是我应征学校学生论文，写了一篇《洋务运动企业管理的失败及教训》，宣读时被系主任李国杰所注意，会后专门把我叫去谈了一会。我的毕业论文《试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后发麦于《甘肃社会科学》）也得到了指导老师魏永理教授的称许，给了优。起初，魏老师认为这个题目太大怕我写不好，提纲久未通过。文章有三万字，我怕误了时间，就直接先写好了文章，待提纲通过，稍加修改就交了上去。结果魏老师看后专门把我找去说：“原来我怕你难以驾驭这样大的题目。现在看了你的论文，驾驭得很好。起码你是能自圆其说的！”
校园光阴如梭似箭，四年匆匆过去。1982年初，我们毕了业，又一次踏上了人生的抉择。兄弟姐妹般的一群人终于四处分飞。
稿海书山度春秋
198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这是一个正厅级建制的事业单位，当时分为政理、科技、文艺、美术、文教、藏文、革命回忆录等编辑室，办有《读者文摘》《飞碟探索》《小白杨》等刊物。与甘肃省出版局合署办公，但已在第一新村另建好了新办公楼。合署办公时的办公楼在现南关十字世纪广场稍靠东，是一个四层小楼。我们这批七七级学生报到时，上班虽暂在南关十字，单身宿舍却已安排在第一新村新楼。不久，办公也迁往第一新村。1999年又迁至南滨河东路（现改为读者大道）。
许多同学在初次分配后，又多次扬起人生的风帆，看到过多种景色。我却“从一而终”，从1982年到这个单位，即在此度过了全部的职业生涯。
“半自由职业者”
20世纪80年代初的出版行业，面临着文革以来书荒已久、百废待兴的局面。只要是本书，包括各类学术专著，随便一印最少上万册。出版界的口号和方针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那时，出版社虽实行企业化管理，但由于每本书几乎都能赚钱，基本上很少考虑赔本不赔本的事，都是天南地北去组稿，能组到稿就出。那时的编辑实际上是个半自由职业者：自己选题，自行组稿，完成选题报批后再审稿发稿；要去拉选题，要去组稿，向部门领导打声招呼即是，自由度很大。我是个很随性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我安排，拘束很少的“单干户”工作很适合我的性格——比起政府公务员，它少了些管束与程序；比起党报记者，它又多了些自我发挥的余地；没有自由职业者的潇洒，但又比自由职业者多了份保障。我之所以长期在出版社工作，再未挪动，与八九十年代，出版工作百花齐放，编辑自由度较大有密切关系。
第一次出差组稿
1982年 6月，我生平第一次去出差和组稿。当时的出版社，不仅部门之间有着专业分工，编辑个人也是按各自的专业分工来出书的。由于大学所学专业的缘故，1982年，我被分至政治理论编辑室负责经济学稿件的组、编、发。改革开放初期，各类经济学团体如雨后春笋，稿量远大于其他学科。我当时和中国师范类高校业务联系较多，他们邀请我去参加辽宁师范学院组织的全国高师（高等师范学校）《资本论》研究会讨论会。这时，刚调入我社任党委书记（此前任甘师大副书记）的樊大畏也想一边熟悉情况一边亲自去组稿，于是，室领导就指派我追随他一块出去。
出差的第一站选在北京，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拜访萧军，二是拜访于光远，顺便看能否组到书稿。
萧军的夫人王德芬，是我社出版处某女同事的姑姑，她托我捎给姑姑一个大西瓜，我拎着一个沉重的西瓜就跟领导上了路（那时真傻，就不知道自己在北京买个瓜就说是捎的。现在老了更傻，只不过傻在别处）。萧军住在后海北沿鸦儿胡同。我随樊大畏到他家后，才知萧军去了山东。我们只见到了其夫人王德芬，和她聊了一会就回来了。回来后和这个同事谈起其姑父萧军，她告诉我们一件萧军轶事：萧军曾任东北讲武堂武术教官，一身武功，性格刚烈。文革中红卫兵批斗萧军时想动手打他，萧军对想动手的红卫兵说：要斗就文斗！谁要想动手，我就跟你们拼了！像你这样的，我随便能打十几个！”红卫兵们被镇住，没人再敢动手。萧军在文革中也避免了挨打。
二是去拜访于光远。于光远家住史家胡同，离华国锋当时的住地史家胡同八号很近。到了于光远家，樊劈头就问：“你还认不认得我是谁？”于光远先去戴了个眼镜，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樊大畏，疑疑惑惑地说：“眼很熟，一下叫不上名字。”樊又说：“张克勤还记得不？”于一下笑了起来，连连点头：“记得记得！”两人就聊了起来。聊了一会儿，于拿出了一部书稿说，这是他驳钱学森推崇气功、耳朵识字的一部文章汇编，盼我社能帮他出版，并说：“气功、耳朵识字这样唯心主义反科学的东西竟能得到钱学森的推荐宣传，我十分不理解！我这些文章就是反驳钱的文章的。”回来后，樊大畏向我说，于光远是三九年参加革命的，在延安时和他是一个党小组的，当时他化名叫张克勤，是内务部保卫科的副科长，科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汪东兴。关于他自己，他只简单地说他当年19岁在康生的诬陷下受了冤枉，是一件大冤案。我后来看了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康生评传》才知道：张克勤是康生在延安整风中抓出的所谓混进党的“红旗特务”，对张严刑逼供，并拿逼供出的东西害了许多人。而樊（张克勤）也因此案解放后一直受压。
拿到于的稿件后，樊就回了兰州，而我又去了大连参加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东北师大、辽宁师院的一些作者，组到了他们的《资本论纲要》书稿，还约下了东北师大副校长郑德荣要写的《毛泽东思想史稿》选题，见到了前来讲学交流的我们上学时就熟知的《资本论提要》的作者张薰华。
约组《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
1983年，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郭卿友教授交来一份写作设想与提纲，书题是《中华民国军政职官志》。看了提纲后，我向郭教授建议：最好再加“时期”二字，扩大作者面，把选题也扩大到民国时期曾存在的各类带有“国家”性质的政权。后来在我们支持下（在兰州的统稿会由我们出资），约到了东北长春伪皇宫展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云南大学等各方面的专家，拿到了“二档”和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历时五年，完成了这本囊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伪“满洲国”、汪伪政府、华北伪政权、蒙疆伪政权的全部民国时期行政职官建制与军队番号、建制的史料巨著。
与“中国商业地理研究会”结缘
1987年，我出版了兰州商学院商经系安成谋教授所著的《中国商业地理》，由他介绍认识并出版了北大地理系教授杨吾扬先生的《区位论原理》。受他们邀约，担任了由杨吾扬任会长的“中国商业地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参加过他们在昆明、北戴河、张家界、兰州、北京的诸次年会活动，认识了一批来往多年（现已大部作古）的朋友。
为老年大学出教材
中国老年大学教材是由我任读者集团第三编辑室主任时首先由我原室副主任与原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老年大学校长吴坚搞起的。后来由我所在室长期出版。我们定期出资组织过多次全国性老年大学教材的写作会议，如济南、苏州、武汉、安徽屯溪等。正因为这套教材是由我们来资助的，吴坚有一天把我叫到他家，让我去当这套教材编委会的秘书长。我告诉吴老，说我这儿还有室里的许多事，室里有个负责人去管这摊事就可以了。吴老很笃定地说，就是要你兼个事，你才能对教材出版、资金需要、教材进度真正操起心来。我无奈只好把这个事应承下来。为什么我不愿直接去与老人们打交道呢？我现在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论说不该说老人们的坏话。可是在出老年教材，组织有关会议的这十年中，有时确实头有点大。有些老人已成一介闲人，我们出钱组织他们来开会（兼旅游），照个相还要争坐位、论资历，挑三拣四，说他是XX级别，为什么没让他坐在前面。倒是职务较高的几位，像原陕西省军区的政委，原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比较豁达，不计较什么。
组稿、约稿、出书本就是我的旧业，要是絮絮叨叨说来多得很。我写这么些，就是举个例让行外朋友了解点我的职业特点而已。想起来也是我的宿命：小时是个“书虫”，拼命看书；结果，成年后又成为一个出版人，整天改稿看书，把不想看的书都看了个遍。至于有什么成果，我想了半天，又自问了半天：我做成的这些“嫁衣”是成果，但能算我的成果吗？无奈之下，勉强列出，见仁见智吧！
嫁衣”或成果
三十多年“为人做嫁”的图书编辑生涯，不夸张地说，我基本上是在稿山书海中度过的。从一进出版社，每年的发稿量都在200万字以上，加上“三校”过程，字数最少翻番。粗算算，一年二百多个工作日，每天两万字，三十年生涯，所审改的稿件，是否可堆成稿山？所出的不同印数的图书是否也当得起书海？陆游说自己“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我只是一介凡夫、平淡人生，从不作“塞上长城”之想，但镜中鬓发倒也和放翁一样越来越白。我的所谓成果，正着看，却是写作者的光环或“嫁衣。
我出了三十年出书，从印量上讲，只有一种参与编辑过的书，即原兰空大校李光伟的《时间运筹纵横谈》印数70多万册；兰大刘家声教授的《政治经济学》干部教材有26万多册。《会计原理》发行8万余册，干部读本《科学社会主义》8万余冊。我所编辑的图书中甘肃省教科所编《甘肃教育史》获国家图书二等奖；我的老师兰大教授魏永理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纲》入围中国图书奖（全国共入围50种）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北大教授杨吾扬先生的《区位论原理》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我的老师兰大教授刘天怡先生的《外国近代经济史》也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获得甘肃社科成果一等奖、敦煌文艺一等奖的图书有各有七八种，二三等奖有三四十种；还有业内“中国北方15省区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二三十种。
三十年埋头审稿，又生性懒散我，自己写东西很少。计有经济学等论文十余篇、出版论文书评二十余篇。写过《民国军政名人大刺杀案始末》一书，署笔名：向春光；编选过《花街——刘绍棠小说选》，与人合作编选过《走向成功——卡耐基格言》，《革命先烈珍言集锦》；担任《我与甘肃出版》主编；为指导新编辑的工作编写了《出版应用文》（两册）
2007年，我在担任了十二年编辑室主任后，自行选择了辞去行政职务。然后由集团领导安排，从事了十年的书稿签审和书刊质量检查工作。这个签审是读者集团主管领导自己的发明。本来，全国出版社的图书都是三审制，出版社总编签审是最后的一道关。集团为了避免政治与质量差错，让我把各出版社总编签过的稿件再签审一遍——我实际成了集团下辖七个出版社的第四审。书刊质量检查则是为了提高图书质量专设的岗位，还提出了严格的罚则：一年质检不合格，按差错率扣发奖金；三年不合格取消发稿资格待岗。虽然责任较重，但不再每日疲于奔命地思谋经济效益。十年光阴倏忽就在这个岗位上过去了。临近退休时，省新闻出版局曾谈话征求意见，让我去编写《甘肃出版志》中的图书出版部分，我考虑自己身体不太好，就谢绝了。
2017年，我的职业生涯划上了退休的句号。我成了真正的社会闲人，“孙管干部”。
光阴似箭，往事如烟。我在七七级同学中处于中间偏下的年龄，也已65岁。真是感到“往事记得清，近事忘得快”。看着许多同学的自述，精彩纷呈，想着自己这多半生平淡无奇，无文可述。转而一想，平淡也是人生，不是有句话“浓厚肥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吗？于是乎，又提起笔来，不，不是笔，是手指——写了起来。待自己举起手指，却感思维迟钝，该写的记不起来，可写可不写者又一次次涌到心头。在这小手机上写，操作也不熟练，几次写了好多后，不知误操作了不知什么键，一删而空，把我气得直想撞墙。曾经写得还有点章法的东西，误删后几次忆写，心里燥急，就显得行文粗疏，难以周密，切实体会了一回“情景一失永难摹”之痛、之懊悔。老了，写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自己欣赏一下，以作饭后消遣，同学诸兄如愿一看，莫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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