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苏联作为战胜方，俘虏了约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一时间，如何处理这些战俘成为了一个问题。思来想去，战后同样元气大伤的苏军决定将其中身体尚强健的日本战俘输送到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劳动。
硝烟落地，日本战俘和苏联士兵之间的政治隔阂依旧存在，但是文化观念上的融汇和碰撞令苦寒之地独具人情，最使人纳罕的是，当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劳作之时，居然出现了不少苏联女兵向其“示爱”的情形？
回溯长河，走近历史，一探内里究竟。
1945年8月9日，苏联远东地区150万名红军向着东北的关东军发动了闪袭，原本就斗志消散的日军不堪一击，60多万关东军转瞬间沦为了苏军的战俘。
彼时，苏联虽是军力强盛的战胜国，但是在二战中男性军人依旧死伤惨重，因为兵源不足，在短时间内甚至招募了大量女兵，这些飒爽佳人将最好的青春投身于战场，在坦克手、飞行员、狙击手、专业间谍等岗位上颇为出彩。
二战一结束，苏联内部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男性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1945年俘获了这一批关东军战俘后，苏联方只考虑了片刻，就决定利用这一批日本劳力，去开拓艰苦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
纵然百般厌恶仇恨，但较之坑杀毒害等有损国际声誉的做法，征为苦力显然更为“仁慈”——至少大多数关东军战俘一伊始存有这种侥幸心理。他们被塞进了“闷罐”火车，先从西伯利亚出发，到达了莫斯科东南400公里处的的118战俘所。
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有资格去“建设”苏联国家的，在此之前，需要对这群“罪恶的战犯”进行劳改和遴选。
这所位于坦波夫城的战俘所同样寒冷刺骨，进入各个劳改所之前，劳改所所长首先要对关东军战俘门进行为期三周的检疫隔离。每一个战俘都有自己独属的序号，凭此序号去吃饭、洗澡。
浴室就在宽敞的院子里，战俘们需要将腋毛、头发、腿毛、胡须等毛发全部剔除干净，将衣服放入干燥炉内杀菌消毒，才可以迈入浴室洗澡。如果战俘们度过检疫隔离期（只要没有传染病，一般都会安全度过），就要接受苏联方的“劳动前审讯”。
审讯的内容多为个人思想关，即本人有无反苏反共的黑历史，有没有强烈的“反动”意识，一旦在审讯过程中发现战俘参加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名战俘就会被立刻移送到惩罚收容所接受严刑惩戒。
如果在陈述个人过往经历时，审讯官没有发现反苏反共的劣迹，那么战俘们将直接被投放至劳动环节。
战俘营会将这些俘虏当作劳工，派遣到各个企业中去，一句当地各类企业团体的需求，将战俘营的俘虏当作劳役，各个企业团体依照苏联劳动规定计算薪资，这些薪资先交给战俘营，待到将战俘的照明、瓦斯和燃料费、餐费都扣除以后，剩下的才会发给俘虏们。
这些战俘在西伯利亚大多从事采矿业工作，可大多数厂矿企业并没有为安置这一批数量庞大的战俘而事先准备，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群人曾是军人，必然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于是将他们扔到了荒野地带，只督管他们上工。
至于这群关东军战俘的应对之法，也只好是挤在帐篷、窝棚，或者是腆着脸去一些简易农房里面借住。关东军战俘们平日里需要完成矿上的任务，细碎的闲暇时间还要聚在一起修建住所、厕所和厨房等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当年成为苏军战俘，后来又被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多年后终于公开回忆了初到西伯利亚的情形：“我们住的是窝棚——半地下式的，从1946年的1月一直住到了8月，这些窝棚用原木修建，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很有些年头了。”
苏联方当时刚刚结束战争，国内经济依旧处于疲乏不堪的境况，本国的平民尚且难以过冬，能分给这批日军战俘的，只有棉袄和毡疙瘩，这摸起来尚算厚实的装备要一直穿到第二年的春天。
清水芳夫仍记得那一段极其恶劣的日子：“西伯利亚的冬季常有暴风雪，厚实的冬衣在外面走一天，棉袄湿透了，毡疙瘩上面业满是雪花，我们的装备是独一套的，绝没有多一套欢喜的，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排着队去干燥室烘干衣服。”
彼时，战俘们最羡慕的就是从事伐木的工人，因为当他们收工之时，每个人可以扛一根高壮的白桦树，回家劈柴取暖。饶是如此，一个冬天过去，依旧有不少本就身体虚弱的战俘被饿死、冻死、病死。
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关押了将近1500人，但是1946年的冬天过去，500多人死于极寒和疾病。
因为死亡人数过多，使得原本储备的劳力损失，于是原本担任战俘所所长的苏联军官也被送进了劳改营。
然而，这一个冬天过去，到底有多少日本战俘死在了西伯利亚呢？这是一个尚不确定的数字，苏联官方1946年给出的数据是5.5万人次，但后世无论是苏联还是日本都认为这个数字大为保守，所有经历过那个冬天，且最终活下来，得以遣返回日的军官都称那是“地狱”。
二战之后，因为男性军人死伤惨重，于是女性开始活跃在军政和重要岗位上，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也是如此，女性军人、丧偶少妇、丧父孤女的数量是当地存活的男性军人的两倍有余。
于是乎，60万男性日本战俘接洽的苏军长官尤以女性为主。一开始，苏联的女兵们极度厌恶这些战俘，军人本就具有强烈的荣辱羞耻观，日日受到姿容秀丽的苏联女兵们轻蔑的嘲讽，常有战俘忍到拳青硬，脸庞通红，也不敢吭一声。
苏联女兵们闲暇时会聚到一起讨论各国的战俘。“德国的那群俘虏心眼最多，眼珠子滴溜溜的，一有机会就逃跑。”“意大利的那一群不也是，花言巧语、嬉皮笑脸，一直和我们套近乎。”“那群日本人倒是装聋作哑的。”
在押送途中，欧洲战俘们大多语言相通，因而会特意和苏联女兵们拉近关系，以期女兵们对其放宽管制，伺机逃跑。相反，黄皮肤、小眼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却从来不逃跑，这“安分”的日本战俘很快就吸引了女兵们的注意，将其定义为“听话的战俘”。
直到日本天皇生日，平日里闷不吭声的关东军战俘常有举刀剖腹自尽的。对此，苏联女兵们敬佩其高傲者有之，但更多的是为其血腥残忍的“献祭”举动而皱眉。
1945年11月，当第一批日本战俘被押送到坦波夫市前两日，列车内负责巡视工作的苏联女兵瞅见了日本人带的羽毛枕头、毛垫、厚实的棉裤棉袄、暖和的棉质睡衣等等物品，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但终究是好意提醒道：“好好享受你们的东西，不久就用不上了。”
日本战俘们不知所云，从女兵的表情和体态语勉强可以判断出大意，但多数人误以为是到达坦波夫市将收检他们的私人物品，对视一眼，没有作声。
然而，令日本战俘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列车们一打开，苏联市民，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市民们便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住了日本战俘们。
正当不少日本战俘们或面红耳赤地用日语婉言推拒、或稍稍诧异后便热情回抱之时，少部分人发现，他们身旁地大包小包被车站的孩子们大摇大摆地拎走了！彩照、颜料、画笔、调味料、枕头、毛垫通通不见踪影。
等到他们迷糊糊地从身材高挑的女市民怀抱中抬起头、解放身体后，这才发现，他们几乎脸裤子都不剩了。在整个车站的大笑声中，纵然恼怒，竟也无从发作，再加之多数人不懂俄语和英语，更是鸡同鸭讲。
然而，在劳作中，日本战俘们就不再像押送过程中那般老实沉默了，不少日本战俘喜欢同会说会笑的苏联女军官嬉戏，更别说期间还有懂得俄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凭借和苏联女军官言嬉之谊，可以干轻松的活，吃精细的面包，在温暖的小木屋里面喝上两口伏特加。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原本木讷的日本战俘也“开窍”了，会请求泥煤场附近的小男孩帮忙，送小礼物、阿谀奉承，美名其曰，搞好苏日“友好关系”。
等到了夏天，少数日本战俘们更是荒唐，眼见着监管、看守的军官都是女兵，就借口天气炎热，光着身子，在矿口乱跑，彼时15岁的看守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曾回忆道：“他们像小孩一样，手脚并用，在矿上互相戏弄，经常吓得我们的女孩子捂着眼睛尖叫。”
在苏联女兵中，甚至有传言，这群荒唐的日本战俘的行李箱里面藏有橡胶娃娃，即用来自慰的性偶，但是这些东西在车站被一抢而空，所以才惹得他们成日里总喜撩拨苏联女兵们。
在这些单方面的撩拨中，也有一些苏联女兵，尤其是女看守在成日的相处中，和其中学识、品貌都较为出色的日久生情，从而大胆示爱这些战俘。
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曾回忆自己当女看守那段时间，一天，一个日军少校找到了他，请求他和战俘营中另一名女看守——维拉调换一下夜班。维拉身材高挑匀称，皮肤透白，金发碧眼，笑起来却别具东方含蓄韵味。
鲍里斯·斯维里多夫虽然才15岁，就已经明白了一些男女之间的小密事。他一开始表示了拒绝，因为随意换班被上头知道了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他推拒道：“这是不被允许的。”仿佛在说换班一事，又好似在劝诫他们的爱情。
可那个日本少校恳切地望着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求求您了，让我和维拉在一起吧，她已经同意和我结婚了。”鲍里斯·斯维里多夫明白，维拉早前就有意这名日军少校，他突然就可怜起了两人：这毕竟也是爱情啊。
于是他同意了，可谁知第二天，满脸郁色的日军少佐就将维拉送了回来，并且骂了一句脏话。此后，这个日军少佐就再也没有纠缠过维拉了，并开始在战俘营里恶劣地传播流言：欧洲女人不适合日本男人。
自然，这其中又有着被德国战俘嘲笑身材矮小、眼睛短窄的缘故。然而，虽然日本战俘被德国战俘嘲讽“配不上高挑的欧洲女人”。
但是在整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年代，苏联女军官比起成日里和寡妇厮混的法国战俘，喜好十几岁女看守的德国战俘，她们对日本战俘勉强算是观感稍好。
一些十几岁就进入军营，且至1946年左右已有三十多岁，仍未婚配的苏联女军官平日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这群战俘，偶尔有一二男性同事，也多成家立业，有儿有女。军营枯寂，再加之一些日军战俘有意为之，不少苏联女军官会暗示日军战俘，可以共存一段露水姻缘。
何谓日军战俘“有意为之”？一方面，日军战俘和德军战俘多数有意较量，德军战俘喜欢和年轻娇美的女看守厮混，并借此对日军战俘上身到人身攻击，嘲讽其身高、外貌等等不讨苏联女人欢心。
在这种变态的异化环境中，不少日军战俘会有意在执掌实权的苏联女军官面前显露自己：身强体壮、通晓俄语、头脑聪明……以此来博得一位在战俘营中有地位的女军官情人，从而使其在日军战俘、德军战俘中拥有实在话语权。
另一方面，从1946年12月起，苏联开始分批遣返日本战俘，头两年遣返的日本战俘数量较少，所有的日本战俘挤破了头想要从苏联女军官那里开到一张证明，好早日回到日本和家人团聚。
怎样才能开到证明？很显然，能够遣返回国的那批人，必定不是挖煤挖的最认真的那几个，要想从苏联女军官，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女军官那里开到遣返证明，要学会讨女军官欢心。
苏联女兵在世界上都赫赫有名，二战中，苏联共有89万妇女参加了红军，其中更是有一半到了前线服役，许多部队更是清一色的“娘子军”，甚至还有三分之一的女红军配备了迫击炮、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等武器。
虽是战俘，但是同为军人，二者虽此间地位天差地别，但终有话可聊。苏联女兵中有30万妇女在防空部队服役，担任对空防御任务，妇女们甚至还参加了游击队，负责扰乱敌人的后方、切断补给线，是真正的战士。
对于热情开放的俄罗斯民族而言，夜晚时分，召一个日军战俘到小屋里喝喝烈酒，聊一聊过往，袒露一下从军以来担任坦克和飞机驾驶员的艰难和趣事，夸赞女军官的英雄勋章，调融气氛，再干柴烈火地睡上一觉，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但对于日本战俘来说，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伺候”好了苏联女军官，就可以顺利回国。
虽然苏联彼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但是女军官多的是可以挑选的余地，在二战中，苏联空军有三个飞行团有妇女组成，其中587轰炸机团、586战斗机飞行团、588夜间轰炸机团等令人闻风丧胆的女兵飞行团大大提高了苏联女兵，乃至苏联女性的社会地位。
作风顽强的苏联女兵之所以选择和战俘欢爱，更是喜爱那一种“钱货两讫”的爽利感，毕竟饶是苏俄，对于女性的桎梏仍然存在，女军官亦是如此。
而在战俘营管理局下面同样设立了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的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政治部主人1名、劳动主任1名、军医官1名。这些管理人员中也不乏女性，她们负责战俘的劳动培训、劳动分配、生活起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等。
因而，能和劳改所内的女军官打好关系正是这群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能够生存舒适的基本保障，给主管劳动分配的女军官送点巧克力，就可以去温暖的室内工作，或从事农务工作。如果庄稼长得好，还可以收成马铃薯，获得食物。
当然，最好的工作是前往军官家中，帮他们丢废弃结冻的生活废水，这个工作轻松且较体面，还可以从军官夫人那里获得食物。
给生活起居的女军官一些进口的小物件，可以分到相对干净温暖的住所，在碰上不顺意的舍友时，还以为请她调换，这期间的油润关系自是大有讲究。
更不提战俘的劳动薪资微薄，扣除高昂的餐费和其他费用后所剩不多，只有一部分具有特殊技能（科学、商业、文化艺术）的战俘，才能够真正领到劳动薪资。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军战俘成日里抽好烟、喝好酒，不用怀疑，他在军中一定有一个背景良好的女军官情人。
- 任俊.《1945中国记忆 日俘日侨大遣返》[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
- 潘晓.《二战风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