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党校副教授林映梅
6月3日上午，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第52讲在市委党校报告厅举行，市委党校副教授林映梅从中国古代为何重视官德、官德的基本内容、及官德的培育三个方面，与大家探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官德”。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官德”
德治是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模式，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质。林映梅认为，中国古往今来对官德之重视原由有三：官德关乎国家兴衰、影响社会风气、决定个人成长。
《群书治要》中有一段话，大意为：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时很久了，风气渐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日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看不到危机……林映梅告诉大家，这一段话实际上是为我们总结了一个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即官吏的道德风气颓废。苏东坡也说过，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为政者的道德之深浅。可见官员的道德品质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个君子就是指在位的领导者，领导的德行就像风一样，而一般百姓的德行就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必然会向哪边倒。可见官员的道德品行对整个社会风气有着巨大的影响。林映梅告诉大家，事实上，《论语》里还有大量这方面的思想。此外，顺治皇帝也说过，一个国家，如果大臣不廉洁的话，他就无法成为底下官吏的表率，那么小的官吏一定会贪污腐败。如果小的官吏不廉洁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去治理老百姓的根本，社会风气一定会变坏。可见，官德影响着社会风气。
古人认为，一个人没有德行，一切将不复存在。林映梅说，古往今来，很多官员获得过一时一地的成功，但没有笑到人生的最后，就是因为没有道德的持久支撑。可见，官德决定着官员自身的成长。
古代官德的八种规范
历朝历代对官德的基本要求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强调加强个人修养、提高道德自律。在古代，官德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概括为八种规范：忠、仁、公、廉、勤、信、慎、畏。
林映梅告诉大家，在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忠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忠于国君、忠于皇上。古代忠君有三个层次：一是“事君以忠”，就是臣对君要绝对忠诚、不欺骗、不背叛；二是“事君尽忠”，就是臣事君要尽心竭力，奉献自己的一切，必要时还应牺牲生命；三是“以道事君”，就是当君主违反了大道、有了过错，做臣子的要敢于谏诤，用大道来引导君主。古代“忠君”的思想培养出了许多忠臣良将，但是“事君尽忠”要求臣子对君王绝对服从，最后导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则是不合理、不够人性化的。另一方面指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官员把民族、国家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曹植在《白马篇》里写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一寸赤心惟报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这些都是他们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誓言。
那么官员的“仁”又是什么呢？林映梅认为，就是以仁爱之心施仁政，行王道，以德服人，以仁义治天下。她说“古代百姓称州县官为父母官，这个称呼其实是隐含了百姓希望官员对自己如同父母对儿女一样仁爱、仁慈、体恤。”此外，诚信为官、公平公正、谨言慎行、清正廉洁、恪尽职守、心有所畏也是官员的道德中不可忽视的内涵。
家庭道德教育占重要地位
古代是如何培养官员的这些道德品质的呢？对此，林映梅总结为三个途径：一是教育明德，二是制度立德，三是修身养德。她说，这三者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根本，修养是关键。
在整个古代官德教育体系中，家庭道德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很多世家为了子弟能顺利入仕、安全做官，保持家族名誉与地位，非常重视家庭道德教育。古代很多名家大儒都是留下过家训的，比如宋朝的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清时期的王夫之、郑板桥、曾国藩等。在这些著名的家训家规里，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得以流传。此外，古代很多家族的家规、家训对子弟道德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严格的，有诸多的戒律，子弟一旦违反，就将受到惩罚，轻则是体罚，重责逐出家谱，不许入祠堂，甚至是剥夺生命。这种警示、震慑作用是非常大的。比如包拯在病危时就留下一条“教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元代有名的《郑氏规范》也明确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者不许入祠堂。”
说到家庭教育，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做官所得归纳为四条，并要求把这四句话挂在大厅，子弟每日诵读，世代相传，恪守不易。第一条慎独则心安（慎独就能心理安稳）；第二条主敬则身强（主观上恭敬、谦逊就能使自己不断长进，越来越强大）；第三条求仁则人悦（追求仁爱能使人心悦诚服）；第四条习劳则神钦（多劳动、不怠惰能使神明钦佩）。这四句话强调了四种道德品质，慎独、恭敬、仁爱、勤劳是做人做官最基本的四种品质。
“奖廉惩贪”的考核机制
古代是怎样去考核官员的德行呢？
主要是实行“奖廉惩贪”的考核机制。比如汉代主要有对忠顺、勤劳等方面的考察，忠顺朝廷和长官、勤于职守，就可以评为“最”，评为“最”者，三年升迁一次，相反的情况就评为“殿”，评为 “殿”者，则面临降职或免职的危险。唐代具有严密而完备的官吏考核制度，以“四善二十七最”作为对官吏的考核标准。明代官吏考核制度更趋完善，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通过考课和考察两种方式。考课是对任职正常的官吏进行考核，考察是对任职已不太正常的官吏进行考核。
从历代考核制度来看，考核的主要导向是奖励廉洁、勤政者，对贪污、不勤、不谨的要惩罚。比如，东晋时期“酌贪泉以明志”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就因清正廉洁、勤于政事而被提升为前将军。明初监察御史陶原仲因不阿权贵、秉公执法而被擢升为按察使。清朝名臣于成龙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因清廉刻苦多次得到康熙皇帝的提拔和重用。
此外，对于那些勤勉为政而又政绩突出的官员，朝廷在他们死后会给他们的子孙封官并善待他们的家眷，同时还会给与政治荣誉，比如给予褒奖谥号，包拯的谥号为“孝肃”、海瑞的谥号为“忠介”，此外还会把他们的事迹载入正史。至于因为道德问题遭到惩罚的官员，历史上那就数不胜数。
古代“官德”对现代的启示
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官德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林映梅概括为要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珍惜并挖掘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精华、要推进官德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
林映梅说，现代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推进依法治国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与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因此，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治国方式，以德治国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蕴含的智慧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要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此外，中国古代官德至今也保留着大量有价值的成分，比如仁爱、公平、公正、慎欲、慎权、慎嗜好、慎言行、慎始终、常怀敬畏之心等，值得我们去提倡、去借鉴，这里面有我们古人德治文化的独特智慧，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祖先留下的这一笔宝贵财富，切不可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方法去否定它。
林映梅认为，道德不是万能的，道德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是用来守住底线，而“官德”的养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为政者的道德自律上，要通过加强法律、法规、舆论监督等方式来推进“官德”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要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要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加强行政行为的道德审视；要建立完善的反腐机制；要发展公民意识，发挥民主和舆论的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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