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和朋友聊“童年”。他说：“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也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说：“你这句话很经典，很精辟。”他说，不是他说的。我说，我把这句话改一改，可能更准确。他问，怎么改。我说：“有些人的童年可以抚藉一生，有些人需要用一生治愈童年。”他问，我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我说，当然属于后者。
今天清晨晨练时，戴着耳机听王鼎钧先生的《开放的人生》。可是，脑子里还在想昨天晚上和朋友聊天的内容，又觉得我不全属于后者。童年的生活，特别是童年的遭遇，对任何人都是铭心刻骨，对人生的影响也是至为久远，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潜藏于生命深处的生命印迹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一生，每个人的理解可能又是不同的。我不否认，童年对我的影响既深刻，又久远。但是，如果要总结概括这种影响又是不容易的。总体来讲，我认为，我的前半生一直在治愈我的童年，而我的童年反过来又在抚慰我的后半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自我评价自己的人生常离不开“痛苦”和“幸福”四个字。而对痛苦的来源，人们又多把它归结为外部因素。诚如福克纳所言：“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们的痛苦都是由自己造成的，我们都认为是这个世界亏欠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能得到幸福；在我们得不到幸福时，我们就把责任怪在最靠近我们的那个人身上。”我们在检讨我们的痛苦时，就需要寻找一个“敌人”。我们满世界寻找，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于是，童年便成为了痛苦的垫背，即痛苦的“敌人”。
其实，童年真是莫大的冤枉，它完全是“躺枪”，被“误中”。不论是“躺枪”，还是“误中”，归根结底也还是有缘由的。进一步的解构，最终又归因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又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呢？余秋雨先生在《人生苦旅》中云：“人生滋味，毕竟比血火智谋醇厚得多，也真切得多了。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是的，我们的文化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外物，或者换个说法，我们的文化让我们活在外物之中。即便是一贯被视为正统的儒家文化，教我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落脚点乃在事功之上，是外物。我们还必须正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生追求的明确定义，即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有人说，这三不朽给了炎黄子孙以生命前进的动力，给了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底气，乃是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之精髓和瑰宝。在我看来，“三不朽”仍为外物。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生意义的定义永远停留在功名上，始终缺少对个体价值的认同，如个体的自由、个体人性的张扬，把个体的人淹没在群体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么说，并非否定群体的价值。我想说的是，不能置个体于不顾，片面地强调群体，价值取向一边倒向事功。
如果事功成为评价一切人生的唯一标准，人们的胃口就会变得麻木又单一。正如林语堂在《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一文开门见山所提出的：“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胃口怎样。问题是胃口而不是盛宴。”我认为胃口和盛宴都是问题，因为，不解决何为人生的“盛宴”，便谈不上“胃口”。
如果人生的“盛宴”和“胃口”解决了，我们和童年的遭遇就得到了和解，治愈便成为非必要。否则，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有罪。
如果我们足够强大，人们关注什么，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外面的世界又怎么能左右我们的内心呢？当然，前提是我们的文化得解决人生的“盛宴”和“胃口”。
如此这般，对于人人皆有的童年，便不再那么重要了。童年仅仅只是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