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山万仙楼北侧的盘山路西，有一个刻写着“虫二”两字的摩崖石刻。
百年来，泰山游人如织，见到“虫二”两字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人们都没能对这两个奇奇怪怪的字做出准确解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群日本专家游玩至此，为石上这二字感到不解，忙问身边的翻译。
翻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迷惑，这“虫二”两个字就成为的大家心中的谜团了。
日本专家针对这两个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为了能给国际友人一个答案，中国专门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研究。
大家从故纸堆中仔细寻找，还是没能解释泰山：“虫二”两字的真正含义。
这个谜题最后交到了古文字学家郭沫若的手中。
在看到这个谜题后，郭沫若微微一笑，提起笔在“虫二”两字上分别加了两笔，困扰中日两国学者多时的问题就被迎刃而解了。
郭沫若加了哪两笔？这两个字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泰山“虫二”之谜引起专家重视之前，很多人对此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浅尝辄止的探讨阶段。尽管它曾出现在很多人的眼前，但还是没有人能够给出解释。
泰山贵为五岳之首，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一些文人墨客行至此处，往往会乘兴留字。这些题字，也构成了泰山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清代以前，泰山上并没有题写为“虫二”的摩崖石刻，根据石上的“己亥夏六月”、“历下刘廷桂立”可以知道这两个字应当是刻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济南名士刘廷桂所刻。
专家们顺藤摸瓜，找出了刘廷桂的履历。
刘廷桂少年聪慧，他十二岁就考取了秀才。因此被人戏称为“刘十二”。在与友人游览至此时，见岱宗风光无限便题写下了“虫二”两字。
这“虫二”其实是缺笔，若加上几笔，就成了“風月”。将这两字的外框去掉，就是为“虫二”。“風月”变为“虫二”，其实暗指“风月无边”之意。
这种做法其实是文人流行的拆字法。日本人看不出来，但于文字学和历史学上有高深造诣的郭沫若却一眼便知原委。
“风月无边”这四个字出自宋代朱熹的《六先生画像·濂溪先生》：“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刘廷桂此语其意在说明泰山风光之秀美。
其实类似的拆字游戏在中国文人中非常多见。
在清人褚人获的《坚瓠集》里的引文《葵轩琐记》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
传说，明代才子唐伯虎曾赠给歌姬湘英四个字“风月无边”。湘英欣喜，认为唐伯虎是在称赞自己霁月清风之人。她还逢人就夸耀此事。能得著名才子盛赞，大家都很羡慕，湘英也很得意。
此语渐渐流传到了与唐伯虎齐名的才子祝枝山的耳中。他听完“风月无边”四个字后，立马明白唐伯虎这是在讥讽湘英。
湘英不解其意，连忙问他是何故。
祝枝山回答：“风月二字若无边，就只剩‘虫二’了”。
唐伯虎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他损人于无形。被损之人若不加联想，听到他赠与的四字非但不生气，还会感到高兴。
祝枝山接着解释，其实唐伯虎说你是“虫二”，也意在自夸。说自己要比你高出一等。
明人称虎为“大虫”，这个称谓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一节中频繁出现，而根据伯仲之分，“虫二”自然是在“伯虎”（伯为老大）之下的。
但清人笔记中的这则趣事未曾见正史记载，因此，大概率是后人杜撰。
而“风月无边”四字之典故，却引发后人的效仿。
乾隆年间，皇帝下江南，被杭州西湖盛景所吸引，在此停留多时。在湖心亭歇脚之际，乾隆皇帝诗兴正浓，忙对着湖光山色题写下四个字“风月无边”。
这四字后来被镌刻在石上，成为杭州湖心亭的一处景观。
到了光绪年间，刘廷桂携友游览泰山，见万仙楼北侧风光无限，杭州籍的友人便提起乾隆皇帝在西湖题写的“风月无边”之事。刘廷桂听罢后，发出感叹：“此处虽无‘风月无边’之景，却有‘风月无边’之意。”
刘廷桂也想在泰山题写“风月无边”四个字。
然而西湖已经有乾隆御笔题写的“风月无边”四字了，刘廷桂再写就是犯了忌讳，清朝对文字之错又处罚颇重，文人稍不注意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在清朝写错字，是可能被有心人抓到把柄大作文章的，说不定还会赔上自己和全家的性命。
但“风月无边”四个字却是刘廷桂认为的描写泰山最为妥帖的字，若不题下，他又会觉得很遗憾。
这可让刘廷桂犯了难，题下有可能犯忌讳，惹上官司，不题他又不甘心来泰山一趟什么也没有留下。
思来想去，刘廷桂最终想到了拆字的方法，大笔一挥，写就：“虫二”两字。这样他即可以表达出“风月无边”的含义，又可以避免被人抓住把柄。
刘廷桂这个处理方式非常巧妙，友人盛赞他不愧是十二岁就能中秀才的“刘十二”。刘廷桂听此赞誉，满心欢喜，游览泰山的心情就更好了。
后来他留下的这两个字，果然位列泰山七十二景之一，游人至此，必定会为这两字的含义做一番讨论。
刘廷桂此人，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
然而，这种“青史留名”的做法却是不可学的，在清代，若随意东施效颦，很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
“风月无边”不可鉴
刘廷桂用拆字法，巧妙化解了他要犯忌讳写乾隆皇帝的字的危机。他留下“虫二”两字非但没因此受到惩罚，反而成为泰山一大名胜，让后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但拆字法在文字狱兴盛的清代却不可随意使用，若是被有心人利用，那么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清一代，是文字狱的高发时期。文字狱的种类也多种多样，拆字法是其中常见的获罪逻辑。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奉旨担任江西科举的主考官，在出题的时候，他以《诗经·玄鸟》中的“维民所止”四字为题。
原句是这样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此句中“维”通“为”，意思是说，在都城周边方圆千里之地，都是商民的居所。
查嗣庭用此语为题，本是考官的常规做法，但被有心人利用，向雍正皇帝报告，说“维民所止”中的“维”与“止”就是“雍正”二字去掉脑袋，是在诅咒雍正被砍头。
雍正皇帝接到密报之后，怒不可遏，立马将查嗣庭全家下狱。
在查嗣庭入狱后，朝廷将他的家翻了个底朝天。
然而翻来覆去也只能勉强找出两条查嗣庭的两条“罪状”：其一是查嗣庭曾写文为《南山集》案中获罪的戴名世喊冤，说戴氏的著作只是记录史实，并非有心反抗朝廷；其二是他记录下热河水灾的灾情，有抹黑朝廷之嫌。
就两条牵强的“罪证”让查嗣庭全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族中所有十六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十五岁以下女子全部被流放三千里外。至于“罪魁祸首”查嗣庭，雍正本意是要将他凌迟处死，但他却在狱中先一步病死。
于是雍正就将他戮史示众。
雍正帝之所以会以雷霆手段处理查嗣庭案，还和士子汪景祺所著《历代年号论》中的观点有关。
在这部著作中，汪景祺提出，历代凡是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在位时期都不长。因为把“正”字拆开来就是“一止”，暗含气运终结之意。
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
这几位国君，要么是亡国之君，要么就是将国家带往衰落的帝王，反正都是在位时间极短的君主。汪景祺将他们的年号列出与“雍正”做对比。是在暗示雍正也会如这些国君一样，享受不了太长的国祚。
这部著作被传到雍正手中时，皇帝龙颜大怒，为了安定人心，雍正同样用拆字法反驳汪景祺，他列举出历史上那些可被拆分成不好之意的字的盛世年号。
雍正皇帝首先想到了“元”字。因为“元”字可拆分为“一兀”，其意如同“一止”。但开元却是有名的盛世。此外，“武”字可被拆分为“二止”，但汉之建武、明之洪武也都不是衰落之景。
雍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汪景祺的逻辑去反驳他，应对得非常之巧妙。由此可见，雍正在理性上认为拆字得出的结论，十分牵强。但在感性上，他无法饶恕汪景祺的忤逆行为，于是开始寻找汪景祺的罪证。
与查嗣庭不同，汪景祺的罪证其实非常好找，除了他的这部《历代年号论》外，他还有拍马年羹尧的“佳作”《西征随笔》，里面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
雍正见此书后，怒斥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将汪景祺处以极刑。他的首级被悬挂在菜市口通衢大街上示众，十年后才被摘下掩埋。
而雍正之所以这么做，还是因为满人的身份。
满人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最怕的就是汉人造反。在他们眼中，掌握话语权的士子们的舆论力量不容小觑。
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大兴文字狱，他们对那些发表反动言论的士子毫不手软，就是希望能够维护统治。
然而，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很多士子纵然有心反清，也绝不会直白地说出来。
他们往往会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反清思想，而在字面上，是无法看出他们的真正意图的。
因此，各种汉字的巧用就出现了，除了拆字法外，有时也会用合字法来表达。这些方法，有时在字音上做文章，有时也会在字形上做文章，总之汉字的用法被他们玩的炉火纯青。
因此，朝廷在抓反清人士的时候，也往往会吹毛求疵，过度联想。在绝大多时候，文字狱都是牵强附会之说，而牵扯到文字狱中的很多人，都可以算得上是冤枉的。
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利用文字狱来给对手罗列罪名。而他们的成功率非常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人的创作激情大打折扣，他们纷纷钻回旧纸堆里，去琢磨推敲历史细节了，由此考据学开始兴盛。
有清一代，再也没有出现像唐人作诗、宋人作词的全民创作热潮了。只偶尔出现一两个文学才子，也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
在刘廷桂题写：“虫二”二字的光绪年间，轰动的文字狱案其实不太多见了。但为尊者讳依然是当时人的常识。刘廷桂巧用拆字法，将“风月无边”写成“虫二”也没被追究。
与查嗣庭、汪景祺相比，刘廷桂是幸运的。他没有遇上要置他于死地的政治对手，若是有联想能力丰富的人向上告发，说他的“虫二”是指题写“风月无边”的乾隆无处安身，刘廷桂也必然会成为刀下冤魂。
只能说，时也命也，刘廷桂用拆字法化“风月无边”为“虫二”被传为佳话，他生在了好时代。
在杭州西湖除了有乾隆皇帝的“风月无边”外，也有一处题写着“虫二”两字的石头。有人说西湖的“虫二”也是乾隆御笔，但并无实际证据佐证。
若是乾隆先在西湖题写“虫二”，刘廷桂后在泰山题这两字，就确实犯了忌讳。西湖的“虫二”很大概率是后人在看到泰山题字后，就照搬到西湖了。关于这个“虫二”题字的真相，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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