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书摘】史学的品格,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论学者的生活方式之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论学者的生活方式之美(要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

论学者的生活方式之美

【微书摘】

史学的品格

我要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解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培养学生。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

——章开沅

本文摘自著名教育家章开沅先生著作《走出中国近代史》,这位中国近代史学界泰山北斗拷问史魂,关注现实。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品格。

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技艺》)

求实存真很难,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就必须首先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竭泽而渔”。

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而且更在于质,即其可靠性(真实性)。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所谓考订精详地筛选辨析。因为任何以文字著述的史料,都是出自个别或若干人的手笔,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主观性,如为尊者、亲者讳之类。即令笔者态度较为客观公正,而记忆错误乃至笔误、刊误之类也比比皆是。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走出中国近代史》,章开沅 著,北京出版社 2020年3月第一版,定价: 68.00元

但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还是通过对史事的审视、思考、探索,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即所谓“成一家之言”。章太炎说:“研精沉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他虽然说的是广义的国学,但对史学完全适用。更可贵的是他坦陈心曲:“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而取录实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人之唾余也。”并且自我反省:“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再与人论国学书》)

其实,顾炎武早就说过这层意思,而且说得更为形象。其致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乃《日知录》经历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的缘故所在。

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王国维对此体会很深,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眇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烦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国学丛刊》序)这些话语都是大学问家的肺腑之言,而为世俗庸众所未必理解,所以观堂才劝真诚治学者不要在乎什么“迂远烦琐之讥”,并且不要逃避“深湛幽眇之思”。明乎此,才可以深入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治学诚然艰苦,但苦中又有乐,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那就是最大的欢悦。

史学是极为古老的学科,从总体上来说又是相当成熟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历代史学评论对史学家都提出很高要求。唐代刘知几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也肯定刘氏“三长”之说,但更为强调“史德”。他说:“能具有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人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

章氏突出史德的重要,是由于当时已出现学风败坏现象。他说:“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如果联系现今的学风状况,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说的。他所说的“自注”,不仅说明“取”材的出处,还要说明“去”材的缘由,这样才可以表现出作者真实的学养、眼界和功力。而把“自注”提高到“心术之诚伪”来看待,这与现今所讨论的学术规范更是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史学的品格首先是诚实,这是学科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外古今一切真诚的学者的共识,并非任何人主观强加的苛求。史学如同一切其他学科一样,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投机取巧,更容不得半点虚假。

二、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途径,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变化,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实证毕竟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任何宏伟的“学术巨构”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很难维持长久。

三、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压力与金钱引诱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商品大潮的冲击诱发学风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

贵在通识

《文史通义》内篇四有《释通》一文,曾谓“《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郑》一文又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谓别识心裁,自成经纬,均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启超在谈史学革新时亦曾强调通识之重要,指出:“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科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稍后,在讨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时,他又强调要把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四类资料,“全部贯穴熔铸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谓通识,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他强调的要发现“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实系一种泛指,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又加以“贯穴熔铸”始能得之。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大抵都是这个意思。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与此亦有相通之处。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

通识诚然可贵,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菿汉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变迁之迹,其中就特别谈到会通问题。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只能在文字、器数之间略有疏通证明;博览诸子,只能随顺旧义略识微言,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也未能“窥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狱,囚系上海三年,专攻法相、唯识佛学,始知其契理契机与朴学相似。由此得窥“大乘深趣”,深感佛学尤胜于晚周诸子。1906年出狱东渡,编辑、讲学之余,又复钻研古希腊与近代德国诸哲人著作,同时还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学者求教,对古代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有所了解。其时太炎正为诸生讲解《说文解字》,历览清代各家解说均未感满足,终于在翻阅大徐本(北宋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十几遍之后豁然贯通,理解了语言文字的本原。由是再攻古文经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义,而所见乃与传统笺疏琐碎者相殊。以后又为诸生讲《庄子》,间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惬心,遂深入阐析《齐物》,并与瑜伽、华严相互印证,顿觉“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寻绎其精奥。1913年至1914年被囚于京师龙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论语》”,乃知“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又以庄证孔,居然可明“耳顺”(“六十而耳顺”)、“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谛,乃悟儒、释、道三家相异而终于相通。

太炎虽系自述思想变迁轨迹,但却可视为通识形成之一个案,且对史学家亦有重要参照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但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因诗悟史

诗人不一定是史学家,正如史学家也不一定是诗人。但诗中有史、史中有诗,即非史诗佳作,昔人诗词中亦有富于史识、史感者,读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

唐朝孟浩然有《与诸子登岘山》五律一首:“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此诗即富于史识、史感。

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岘山在襄阳以南九里,一名岘首山,为风景佳胜之地。晋武帝时,羊祜镇守襄阳,风流儒雅,颇得民心。《晋书·羊祜传》云:“祜乐山水,每造岘山,尝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登望如我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祜既卒,襄阳百姓为之立碑于岘山。杜预称之为“堕泪碑”,盖以读其碑者莫不流泪,可见感人之深。孟诗中“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即用此典,且甚贴切。

江山永在,人事无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诗固脱胎于四百多年以前羊祜的慨叹,但又富于哲理且形成超越。羊祜之悲伤在于登望如我者皆湮灭无闻,浩然之觉悟则在于时间流转与人事代谢均为永恒。历史正是如此,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过去亦曾为现在;现在于过去为未来,于未来则为过去;而未来又必将有其未来之未来。先我登临岘山者固已湮灭,后我登临岘山者将世代相续,则我之湮灭又何足道哉?但浩然读羊公碑仍然落泪,此即所谓未能免俗,盖虽有所悟而仍有窒碍,尚未进入彻悟境界。

浩然诗句之佳在于“代谢”“往来”,有此两词,历史遂有生命,时间顿呈鲜活,表现为运动中之绵延。此后三百余年,苏东坡《题西林壁》诗则以空间的视角为史学提供借鉴。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并非不可知论者,他不仅承认庐山真面目的客观存在,还找出“不识”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而欲识庐山真面目,又必须横看、竖望、远眺、近观、俯瞰、仰视,然后才能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成为比较切近真实的总体形象。我常爱说“治史犹如看山”,即系脱胎于东坡此诗。

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绝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而这又需要借助理论思维,并有赖于各种认知方法与手段的不断改善。

辛弃疾词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亦具深沉史感。杨慎《词品》云:“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但我则更喜爱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乡子》一首。前者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起始,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结尾,于沉郁苍凉中显示英雄迟暮。但用典用事较多,略显滞碍。后者仅用孙权一典,情景交融,明快流畅,于豪迈之中寓深沉,堪称千古绝唱。词云:“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1903年《江苏》杂志第五期刊载金松岑《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诗因作》长诗一首,其中有“娶妻当娶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一句,显然是借鉴辛词而略显生涩。

此词通篇洋溢史感。“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与孟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寓意相同,均为通晓世事,看透人生,富有历史哲理之言。无所谓消沉,亦无所谓悲观,只能以达观与超越视之,因为诗句传达了不以人的情意为转移的永恒信息。

即令是咏叹身世之感,亦不乏寓有凝重历史意蕴者。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作者把自己置于历史绵延的长河之中,而又超越于世俗庸众之上,因而呈现出卓绝千古的孤寂,令读者心灵为之震撼。这是此诗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人魏源《悼鹤》诗云:“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缘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以鹤寓人,以景写情,作者内心的孤寂也是浓郁而又深沉,但读者的回应只有共鸣而无震撼,因为它缺少时间纵深的力度。比较贴近陈诗者,倒是晚清张维屏一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仅仅“千古”一词,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史感。柏格森曾将时间概念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而无杂物的,一种则是偷偷引入空间观念的,而时间的绵延只属于有意识的心灵(《时间与自由意识》)。张诗的“千古”与陈诗的“悠悠”一样,都是已经引入空间与世事“杂物”的时间,而且潜藏于其心灵的绵延已经外化为深情感人的词语。但两诗苍凉的色调则有异,陈诗流于黯然的伤感,张诗则结尾于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绿。世人但知传诵张氏《三元里》长诗,而此诗反受冷落,可叹!

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人治史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懂史感为何物,尽管他们也经常强调什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历史在其笔下往往成为枯燥的史料堆积,或者竟是抽象的理论图谱。其所以如此,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困难,也有主观局限;有思维格局问题,也有认知方法问题;还有资质禀赋与学术素养方面的差异。

时下若干年轻学者常用西方“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realization)一词,其实陈寅恪对这层道理早就说得极为深透。他在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强调,学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精髓且具有深厚学术素养者不能发,观《元白诗笺证稿》即可知其言不诬。多年以来我常劝人治史要“设身处地”,亦即继承阐发陈氏此义。

清人崔东壁则从反面阐明此义,即治史不可“以己度人”。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指出:“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以为实也。”今之学者如能深入领会此正反两面议论,当可增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语的内在意蕴。

治学不为媚时语

顾炎武与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卷四)以“采铜于山”与买旧钱以铸劣币相对照,与焦裕禄“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寓意相通;就史学而言,则如同章学诚所云“笔削谨严”“别识心裁”,然后庶几能得佳作。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仅得十余条”,此《日知录》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不稍减。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糨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习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作?

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青年学者。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上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与史学家们。

(本文摘自《走出中国近代史》,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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