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英国皇家科学院有一位名叫李约瑟的博士来访中国，临行前，他的好友告诉他：“中国有劳动人民，也有动人的诗歌，但却没有科学，建议你不要去。”
几个月后，李约瑟从中国返回，动情地写了一篇《贵州和广西的科学》，里面详细描写了浙江大学。
李约瑟对浙江大学大加赞赏，对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更是油然而起的敬畏。
从此，浙江大学声名鹊起，有了“东方剑桥”之称。而那一年，正是竺可桢做浙江大学校长的第八年。
平凡的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97年创办的求是学院。清政府倒台后，一直到国民政府当政，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虽然名字里有“国立”两个字，但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央拨款。不同于清华北大南开这样在当时的重点学院，浙江大学全得靠自己。
1936年之前，浙江大学就差点办不下去了。
20世纪20年代末，此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还是国民党政客郭任远。他仗着自己国民党的裙带关系，奉行党争和专制，大肆打压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搞得整个学院人心惶惶。
学生不满日积月累，终于爆发，学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课倒郭运动。
迫于压力，在1936年2月，蒋介石决定邀请竺可桢，要他去浙江大学，成为新的校长。
那么竺可桢教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又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将浙江大学这个破败不堪的院校，变成后来位列“985”“211”的名校呢？
竺可桢
竺可桢，是当时非常出名的学者，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致力于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人才，立刻就被很多人看中了，他能担任浙江大学的校长，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但说到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渊源，那也算是一波三折。
浙江大学校长这个位置，很多人都垂涎三尺，此时眼巴巴地看到落在了竺可桢身上，真是令人羡慕万分。
然而竺可桢是一个纯粹的研究者。他那时在蔡元培的扶持下，专心搭建气象站。他只喜欢搞科研，对于做校长教书育人，完全不感兴趣。
更何况，要去的还是浙江大学这么一个“倒郭运动”之后的烂摊子。他想一想就觉得头大，这些政治斗争，不是他擅长的事情。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蒋介石。可惜他多次拒绝，又遭到了蒋介石的多次聘请。蒋介石看中他出身江浙，为人清流，摆明了一副非他不可的态度。
蒋介石一心想让竺可桢当校长，反而对竺可桢不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当学术和政界交融，往往会让人感受到很多无奈。
学校本应该是纯洁的，学习的地方，却被政治搞得一团糟，浙江大学的师生早已厌烦了那种被政治裹挟的日子。
蒋介石
竺可桢上任校长的信息传来，一大批老师因为他的到来，提交了离职申请，大家再也不想被国民政府操控了，而这一切都让竺可桢格外有压力。
竺可桢初到浙江大学竺可桢初来乍到，又是空降，还是蒋介石亲自聘请的。
浙江大学原本的师生甚至对他很有看法，说他是蒋介石的关系户，跟之前那位郭校长一样，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同学们听说他是气象学家之后，不仅没有对他多加尊重，还说他“只会管天，不会管人。”初来乍到的竺可桢，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排挤。
要是换了别人，还真不一定能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将学校重新办好。但是幸好他提前跟蒋介石“约法三章”，才能保证自己的压力只来自于学院本身。
另外，他只答应做半年的校长，所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忍忍也就过去了。
但是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有一股子韧劲，正如竺可桢一样，他认为既然当了校长，自己当然要尽职尽责。
他刚一上任，就忙着重新聘请教授，给他们诸多金
钱和生活上的保障，让他们看到了浙江大学的前景，得到竺可桢保证的很多老师，选择重新回到自己的学生身边。
之后在国民党财政的支持下，竺可桢扩建校舍，订立学院章程，力求将浙江大学的风气给正过来。
在他任职的这半年中，每日兢兢业业，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奔走相告。而这半年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原本对他颇有怀疑的人，都了解了他的一片苦心，知道了他和郭远完全不是一路人。
大家都说，他虽然是国民党任命的，但其实是一个专心搞教学，不在学院内大涉党争的人。人们对竺可桢的印象逐渐改观，觉得浙江大学有他，也是一件幸事。
可惜此时的竺可桢仍然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半年之期一到，他立刻向国民党当时的中央秘书长陈布雷请辞了。
陈布雷自然极力劝阻，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带领下初见成效，他怎么舍得现在放人呢？最后在陈布雷的苦苦哀求下，竺可桢心软了。
陈布雷还提出自己会增加办学经费，帮助他继续发展浙江大学，对学生们放不下心的竺可桢，也只好把这个校长继续当了下去。
浙江大学的漫漫西迁之路竺可桢一开始是只打算当半年的校长，可是最终，他做了浙大三十年的校长。这其中的变故，不可谓不令人唏嘘。
他当校长的第二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为了学校的安全，竺可桢带着全校的师生们，开启了一场漫长的西迁之路。
根据浙江大学的校史记载，这场浩大的搬迁从1937年9月开始，历时半年多，行程两千六百多千里。
迁徙过程中，要保证七百多名师生安全已经不易，更何况还要背上浙江大学的全部家当，竺可桢需要顾虑的事情有多少可想而知。
最危险的一次，七百多箱图书仪器装了足足有三十条民船，就停在金华火车站西面的河面上。当时遇到战乱，谣言四起，船员们都希望赶紧将东西扔水里，以便轻装简行，逃亡上游安全地带。
危难之时，负责押运的王国松教授等人，一边亲自动手将东西分装在兵车煤车上，一边积极跟东站人员联系，这才保住了浙江大学的校产，成功运送到江西玉山。
而在这场迁徙中，他的妻子、儿子相继离去，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和自己最亲的人，有一场面对面的告别。
匆匆赶回家，处理完妻子和儿子的事情，他又马不停蹄带着全校师生们继续赶路。
悲伤、前途未卜，所有事情都压在了这个男人身上，他却不发一言，没有抱怨，只想赶紧带着浙江大学安全存活下来。
竺可桢一家
可能竺可桢就是从那个时候，对这所大学有了十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到了说好的任期结束，也舍不得离开，自此也再也舍不得离开。
同在浙江大学的苏步青在回忆录中写，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几乎全校师生对他都改观了。他和蔡元培一样，是近代教育史上，最好的大学校长之一。
浙江大学快速发展的时光他们的落脚地是遵义的一个小山村湄潭。
这里地处偏僻，遇到战乱的可能性极小。而且物产丰富，物价便宜合理，一元钱能买七八斤肉，或者一百个鸡蛋。
这一点极大地让竺可桢满意，在这个战乱年代，学生们家庭财产来源几乎断绝，全靠浙江大学的公费财政支持。
而教师们又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迁徙，一份工资要养全家人，也十分不容易。刚好湄潭低廉的物价，正好可以让他们在此处长期居住下去。
湄潭各界对于浙江大学的到来也是极为欢迎，大家联合起来筹集了三百多间寺庙民宅，送给了浙江大学，表示自己的殷切欢迎。
师生们都稳定下来之后，竺可桢为了学校的发展，先后邀请了众多名师加入浙江大学。
浙大老师
可以说，正是因为竺可桢用心地修订过学校各项规则，又请来这么多名师，才将浙江大学的学习氛围改变得如此之好。
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知道什么样的环境更适合学习。
有了正规的师资力量，虽然条件还是艰苦，但是浙江大学却已经在飞速的壮大，学风稳健，取得了许多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谈家桢教授在这里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现象，苏步青教授在这里得到了“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称号。
浙大老师旧照
根据统计，浙江大学这七年发表的所有论文数量，超过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大学，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至此，浙江大学成为了一所顶尖名校，这与竺可桢的功劳密不可分。浙江大学也从一个不入流的破烂学校，成功蜕变为中国四大名校之一。
晚年的竺可桢浙江大学回到杭州之后，此时的竺可桢，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原本一心搞科研，要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放在科研上。
但是现在，他却几乎将小半辈子都投入到了学院建设中，成为学生们口中的“浙大保姆”。
但是正是因为竺可桢校长与全体师生这种同心同德的精神，才使得浙江大学在战火中保存下来。
解放之后，竺可桢选择留在大陆，担任了中科院的副院长一职。晚年的竺可桢，不再从事科研工作，每日深居简出，专门观测气象数据，并且记录整理。
他一生都想做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者，到了晚年，他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包袱，完成自己的梦想。
1774年2月7日，竺可桢逝世于北京，享年84岁。
中国人都知道，天气的温度单位是摄氏度，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单位是从竺可桢开始统一的，也就是说，他统一了中国温度上的度量衡。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建立起国内气象观测网的雏形。如果没有他，我们现在仍旧会买日本或英美的天气预报。
竺可桢对于中国的整个气象届，都有着非常杰出的贡献。可是对于浙江大学来说，他只是最好的老校长。
浙江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竺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浙江大学还有一个给教师评价的公众号，虽然竺可桢校长已经去世，但至今仍有很多人给他评分。他也拿到了最高的9.9分，稳列教师排行第一。
有幸听他讲过课的学生也回顾过，他和蔼可亲，讲起课来十分用心，课后还经常留在教室给学生们解答问题。
据学校的学子说，他在自己课上，每次上课都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个，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浙江大学至今仍有竺可桢校长的雕像，2018年的初雪，有两个女学生在他身边堆了一个小雪人，不让老校长独自在风雪中孤单。
可见在浙大人心中，他有多么无可比拟无法撼动的位置。
回首竺可桢校长在浙大的半生，他或许一开始并不愿意来到这里，但他到此之后，却将自己的心血全部投注了进去，帮助浙江大学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他无疑是热爱这所他奋斗了半生的校园的，浙江大学的生死存亡时刻，他都在。他真正做到了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
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以后你将与历史上众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一起，分享浙大人这个无上光荣的称号，共同承担起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可是在这众多灿若星辰的名字里，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改变了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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