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再奇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473期
宣城桓氏，郡望谯郡龙亢（今怀远龙亢），自始迁祖、桓彝祖父桓楷曹魏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事变”避难宣城起，至东晋义熙六年（410）“桓楚”最后一位皇帝桓石绥被杀，前后150多年，以军功起家，以文学传世。史载七代49人，其中：位极人臣1人，自立为帝4人，位爵王侯及以上18人、将军及以上21人，累官五品及以上27人。桓彝、桓秘、桓序祖孙三代先后出任宣城内史。桓彝、桓温、桓冲、桓玄等7人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计66篇（首）。可能是如历史学家岑仲勉在《元和姓纂》卷四校记所言：“实居无论如何转徙，郡望绝不相随而变更。”以及受桓温废立皇帝、桓玄废晋立楚称帝等“大逆不道”行为影响，历史上的宣城府县志仅载桓彝事迹，其他桓氏家族的事迹均未涉及。后世研究宣城桓氏家族，多称谯郡龙亢，有意或无意回避了东晋桓氏家族与宣城的关系，但欣喜的是，也有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此时的龙亢桓氏实际上已经成了宛陵桓氏（宣城桓氏）。笔者在查阅《三国志》《晋书》《宋书》《资治通鉴》等典籍及借鉴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细心爬梳稽考，尽可能地理清谯郡龙亢桓氏避难宣城的缘由，以及宣城桓氏家族由兴至衰及被灭族过程，敬请方家指正。
一、宣城桓氏家族始迁祖考宣城桓氏源于谯郡龙亢桓氏。多数观点认为龙亢桓氏为齐桓公之后，以齐桓公谥号“桓”字为姓，立族命氏。西汉中期从齐地（今山东）迁徙谯郡龙亢，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谯郡的名门望族。
东汉时，桓荣师从九江博士朱普研习《欧阳尚书》，聚徒讲学，家贫而不辍其志。建武十九年（43），经其弟子虎贲中郎将何汤推荐，给东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太子刘庄当老师。桓荣温厚恭谨、举止有度，凭借深厚的经学功底深受刘秀赏识，被誉为“真儒者”。永平二年(59)，东汉第二代皇帝汉明帝刘庄拜桓荣为“五更”，封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桓荣之子桓郁“敦厚笃学，传父业”，为汉章帝、汉和帝老师；桓郁之子桓焉“能世传其家学”，为汉安帝、汉顺帝老师，世称“三代御先生，五代帝王师”。
中平六年（189），西凉董卓带兵进驻东汉都城洛阳，废汉少帝刘辨，拥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桓荣五世孙桓典追随汉室，“从西入关，拜御史中丞，赐爵关内侯。”建安六年（196），曹操迎汉献帝至今河南许昌。桓典与曹操皆为沛国人，互为乡里。曹操“迁（桓典）光禄勋”。
桓典之子桓范，被司马懿称为“智囊”。《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元年(220)，任羽林左监。魏明帝曹睿时，桓范官拜大司农，为辅政大将军曹爽谋划。正始十年（249）正月初六，18岁的魏少帝曹芳离开都城洛阳，前往高平陵（位于今洛阳市汝阳县大安乡境内）为其父魏明帝扫墓，大将军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等随侍同行，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等趁机发动兵变，藉皇太后郭氏懿旨关闭洛阳所有城门。大司农桓范不顾下属劝阻，矫诏出城，劝说曹爽兄弟将魏少帝挟持到许昌，以魏少帝名义召集兵马抵抗司马懿。桓范应对政局变动的策略没有被曹爽采纳。正月初十，桓范与曹爽等人被司马懿以企图谋反的罪名一同处死，并且诛灭三族。《三国志•魏书•桓范传》载，“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晋书•宣帝纪》载：“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足见当时屠戮之残酷。持续近两百年的谯郡龙亢桓氏由“累世冠族”沦为“刑家”孑遗。
桓范在曹爽兄弟没有采用其计谋时，就已经预想到结局，“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在正月初六至初十桓范被抓捕这段空隙期内，桓范可能即安排家人设法逃离司马氏的掌控范围，才免遭被灭族的噩运。此后一段时期内，史籍中记载的只有桓范的儿子桓楷和孙子桓颢二人。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素在《试述东晋桓彝之功业》（《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中考证：桓范被司马懿族诛后，其侥幸漏网的子弟侨居何地，史籍没有任何记载。据情据理推测，他们都不可能重回先世的郡望“谯郡龙亢”；从历代相关方志的记载来看，也没有他们回居先世郡望的任何迹象。自汉代以来，凡中原有事，人民避难之所，主要为河西、辽东、蜀中、江南四地。桓范被诛，子弟逃亡避难，辽东（隶属魏国，司马懿势力范围）、蜀中（蜀国刘备）似非理想之地，河西（隶属魏国，司马懿势力范围）也似乎不太可能，惟有江南（吴国孙权）值得考虑。东汉初平年间(190-193)，桓范的堂叔桓晔即避难江南，先后侨居吴与会稽二郡，并受到当时州郡官府多方照顾，与当地世家大族有较深的渊源。桓范家人为避免司马懿杀戮，逃到江南孙权吴国境内自然应为上上之选。这其中：桓范的儿子桓楷携其子桓颢最终定居丹阳郡宛陵县（今宣城市宣州区）境内，成为宣城桓氏始迁祖。另有桓范子弟避难广陵郡（今江苏扬州一带）。《晋书•桓彝传》载，晋元帝大兴三年（320），桓彝称病弃官而去，曾至徐州广陵寻亲旧。《晋书•徐宁传》云：“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忧悒，因上岸，见一室内宇有似廨署，访之，云是舆县。彝乃造之。（徐）宁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数夕。彝大赏之，结交而别。”舆县时属徐州广陵郡，在今江苏仪征东北。
曹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执掌朝政大权的司马懿之孙、相国司马炎代魏称帝，改元大赦。此时，司马氏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对其政权已构不成威胁，因此不再追究政敌后代的罪责。晋武帝司马炎诏令“自谋反大逆不道已下，在今年十二月七日昧爽以前，皆赦除之”是也，为在司马氏屠刀下幸存下来的桓氏子孙入仕提供了可能。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灭孙吴，分丹阳郡南部置宣城郡，迁居宣城的桓氏子孙复为司马氏的臣民。此时，桓彝的祖父桓楷生存的话可能六七十岁，桓彝的父亲桓颢也正值壮年（三四十岁），此时，桓彝也已5岁。桓颢入仕西晋，官至公府掾、郎中。据《晋书•桓彝传》“彝少孤贫”分析：可能在桓彝很小的时侯，桓颢即已死亡。
太宁二年(324)，桓彝因讨伐权臣王敦有功，晋明帝司马昭拜桓彝散骑常侍。时任丹阳尹（治所今江苏镇江）太守温峤向司马昭进言，力荐桓彝出任宣城内史，桓彝也以有“坟柏”在宣城郡，要求出任宣城内史。坟柏，原义指坟墓旁边的柏树，故用来指代坟茔。古籍中一般指代祖坟。桓彝所说的“坟柏”，史书没有进一步交待清楚，后世学者有两种观念：前一种观念认为是指桓彝母亲的坟茔。如：历史学家田庆余《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一文认为：桓彝年近四十南渡系侍母过江，且携族弟桓猷，其母死后葬在宣城，其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笔者注：应葬在中原）。山东社科院研究员杨恩玉在其《东晋宣城内史桓彝墓考辩》（《东南文化》2010年第一期）一文亦认为此处的“坟柏”是桓彝母亲的坟茔，其理由是“桓彝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人，西晋末年，为逃避北方战乱始渡江南下。因为他少孤，所以上文的‘坟柏’仅指他母亲的坟茔”。后一种观念认为，桓氏自曹魏高平陵之变后，从司马氏屠刀侥幸逃生的桓氏子孙不敢寓居中原，只好四处逃生，部分逃至与曹魏隔江相望的孙吴，其中一支逃到孙吴丹阳郡宛陵县（宣城市宣州区）境内，此处的“坟柏”应是桓氏祖宗坟茔。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素在其《试述东晋桓彝之功业》一文中认为，桓氏自高平陵之变后，就南渡至宣城，且历经四世，此处的“坟柏”是桓氏的祖坟。
笔者赞成 “坟柏”是桓彝祖宗坟茔的观念：第一，曹魏时，逃生至孙吴宣城境内的桓氏先人，其死后只有葬在宣城，不可能葬在别处。持“坟柏”是桓彝母亲坟茔的观点，没有追溯龙亢桓氏移居宛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高平陵事变”。田庆余先生和杨恩玉先生均如此。
第二，魏晋时期，盛行夫妻合葬。上至皇室下至贵族官僚，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基本上都是夫妻合葬。夫妇合葬制是已婚妇女丧葬的基本形式，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与家族传承中浓浓的亲情。桓彝的母亲死后，从常理上讲，应与桓彝的父亲合葬。如果桓彝的父亲死后葬中原，母亲死后葬宛陵，其行为实属不孝。
第三，在古代中国宗法社会里，人们祭扫祖坟是纪念先人的重要仪式。人死后葬在家乡先人墓地，就成为魏晋时期以及其后的惯例或习俗。桓彝战死后归葬宣城，桓彝的妻子孔宪在江陵病逝后，其灵柩特意从江陵归葬宣城，桓云还在宣城为其母守葬三年。桓彝幼子桓冲病逝后，也是特意从江陵归葬宣城。桓彝四子桓秘官场失意后，也归隐宣城。也就是说桓彝之后，除桓彝长子、大司马桓温宁康元年（373）病逝于湖县姑孰镇，为巩固桓氏家族在姑孰的影响没有回葬宣城，以及兴元二年（403）桓玄废晋立楚称帝后被东晋王朝追杀至死的桓氏族人没有条件归葬宣城外，其族人全部葬在宣城。
第四，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代晋立楚称帝，纳桓温神主于太庙。元兴三年（404）正月，桓玄立其妻刘氏为皇后。《资治通鉴•晋纪》载，“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显，不复追尊立庙”为由，回避先祖被司马氏所杀，桓氏后人又入仕司马王朝，这一司马氏和桓氏后人双方都忌讳的敏感问题。也就是说桓楚皇帝桓玄只承认祖籍为宣城，而不是谯郡龙亢。在其心目中，龙亢桓氏被宛陵桓氏取替代。
第五，从桓彝婚姻来看，桓彝妻孔宪，乃会稽山阴大族，长子桓温生于永嘉六年(312)，也就是说，在西晋亡国、北人南渡之前，桓彝即已与孔宪成婚。另从王导南渡之后，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求结为婚姻之家，陆玩拒绝说：“我陆玩虽然不才，道义上决不能开乱伦的例。”如此看来，桓氏家族如果不是世居宛陵，不可能与会稽山阴士族孔氏通婚。《晋书•孔愉传》载，会稽山阴人孔愉及子孔安国、孙孔静祖孙三代先后也都曾任会稽内史。桓氏作为宣城郡大族，桓彝及其子桓秘、孙桓序祖孙三代先后任宣城内史。可见孔、桓两家结为婚姻，乃是门当户对。
第六，《世说新语》引《续晋阳秋》载，袁宏为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参军时，作《东征赋》将西晋永嘉年间随司马睿渡江的“裴楷、乐广、王衍、庾凯、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一一著录，并分别称赞其德行，没有将桓彝记入“过江诸名望中”。桓温质问袁宏：“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袁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据载，袁宏还曾对众扬言：“我《东征赋》决不及桓宣城。”袁宏《东征赋》以及东晋南渡平阳大族贾弼之等人编纂的士族世系谱《百家谱》均没有记载桓彝及谯郡龙亢桓氏家族，应是从西晋末年纯粹的北人南渡集团看来，桓彝一直居住在长江以南丹阳郡（晋改宣城郡）宛陵县，基本上与南人没有区别，不存在南渡问题。
第七，清人洪亮吉编纂的嘉庆《宁国府志•舆地志•冢墓》载，〔晋〕内史桓彝墓，以《晋书》考之，在宣城符里镇者当系桓公祖墓。乾隆《宁国府志》《宣城县志》也认为此“坟柏”是桓彝的祖坟。
东晋一朝，北人南渡集团不承认桓彝为过江名望，加之桓氏家族不敢追溯先祖系东汉帝师桓荣，因此，不仅桓彝在北人南渡之初不受重用，而且，其后即使跻身一流望族，也总是受到岐视。如桓温为子求婚于太原王氏的王坦之，即遭王坦之父亲王述拒绝，并责备王坦之：“汝竟痴耶？讵可畏温而以女妻兵也。”即认为桓氏以军功起家，家族没有文化。
因此，不论是在当时世人眼中，还是在桓氏家族人员心中，谯郡龙亢实为宣城郡宛陵所替代，龙亢桓氏实际上已成为宣城桓氏。宣城，则是桓氏家族落叶归根、联系宗族情感之处所。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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