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明
最近，某省卫视的一档舞蹈比赛节目很火，前几天跟着家人看了一场，也是目前为止争议最大的一场。那是一场晋级赛，参赛选手赢了继续比赛，输了到此为止。争议来自一名评委，当天参加晋级赛的选手中，有一名是她的学生，这名学生参加了三轮一对一PK投票，每次都是在另外两名评委投成1∶1的情况下，她“一票定音”将票投给自己学生，后者因此成为第一个晋级的选手。对于这名评委的做法，有人认为是偏袒，有人说是“举贤不避亲”。
我不评价那位选手的专业水准，一是没能力评价，二是说了没意义。专业水准是一个主观判断，在选手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对于谁更该晋级，见仁见智很正常。而那名评委德艺双馨，我更倾向于相信选择自己学生是“举贤不避亲”的结果。不过，如果有人不信，坚持认为是师生关系起作用，我也拿不出任何让对方信服的证据，从这个角度看，这注定是一桩“悬案”。
“悬案”是有代价的。代价首先是，如果这名评委的选择没有任何徇私因素，那么，部分人内心形成的确信，会让其承受“不白之冤”。代价还包括，“评委是否公正”的疑问让节目公信力受到损害。这是一档舞蹈比赛，一个电视节目，代价尚且如此，如果这样的“悬案”发生在事关人命、财产的案件办理中，发生在事关命运、前途的人才选拔、干部升迁中，代价会更大。
评委和选手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哪怕评委秉公办事，也可能被质疑有私心；证明自己没私心的方式，似乎只有“大义灭亲”一条路，但这对参赛选手又不公平。这样的场合，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参与投票，是避免上述问题的唯一选择。所以，这件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不是这名评委为什么把票投给自己学生，而是她为什么可以做自己学生的评委。
“这名学生水平就是很高，用不着徇私，单从选手专业角度做选择，这名导师也该选择他”，这是从实体公正角度做的判断；“二人是师生关系，在专业水准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感情上的偏向足以决定最终结果，回避是她的唯一选择”，这是从程序公正角度说的。在这一事件中，程序公正的缺失是否影响到实体正义，我无从判断。但即便没有影响到，程序公正的缺失也让公正变得不完整。
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举贤不避亲”备受推崇。《吕氏春秋》中《去私》一文，记录了春秋时期晋大夫祁黄羊向晋平公举贤不避亲仇的史事：祁黄羊先是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仇人当了地方长官，又推荐自己的儿子做了国家军事统帅。孔子对此评价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事实上，仅从“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得不出“公”的结论。而从结果看，即便祁黄羊推举的仇人和儿子的确“贤”，但只要不能证明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贤”，也就不能说他的“举”效果有多好。
孔子评价祁黄羊“可谓公矣”，如今能担得起这评价的人，要多得多。能不能赋予这些人“举贤不避亲”的“资格”？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规则面前本应一视同仁，将“举贤不避亲”的“权利”赋予一部分人，本身就是不正当的。而且，一个人是不是“公”不太好判断，也并非一成不变。利益不大，可能会做“公”的选择，一旦诱惑大了，就可能做相反的选择。这符合人性。
“举贤不避亲”与现代法治程序正义观念格格不入。“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和自己有利害关系、利益关系的人参与的案件，自然也不行，在司法工作之中，回避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为了防止少数人利用职权为亲属徇情营私，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回避制度。从这一事件引发的广泛争议看，为避免利益勾连，回避观念和制度应在更广泛社会领域普及、确立。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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