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朵。
每一个母亲，曾经都是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小女孩粉红的梦。小的时候，老师都爱问我们一个问题：长大了你想做什么？
我那时是很盼着长大的，然而对于未来并没有方向。我的改变，大概是从十二岁那年开始的。
那时，我家刚搬到镇上不久。党委大院在镇中央，前边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广场西边是刷着绿墙的邮电局，冲着广场的两间偏房开了个茶水坊。很多人带着暖瓶去打开水，水不开时，常常就有人等在门口，聊天或者与广场上路过的人高声打着招呼。
那天，来了一个女人。她个子很高，一只胳膊耷拉在肩膀后，脸色苍白，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的样子。她情绪激动，腔调带哭，拉着谁的胳膊都请求给点东西吃，她说快饿死了。广场上有个类似转盘的秋千，她坐在上面，被一群孩子捉弄，转盘不停地转，停下来时她呕吐不止。
一个年轻的媳妇抱着孩子走过，她冲上去想看人家的孩子，要抱抱，那人很惊恐，奋力推开她。她在一个水泥台上坐下来哭，边哭边说，她的孩子也那么大了，但她的男人不让她见，他成了军官了，不要她了，不让她见孩子，还把她胳膊也给打断了。
水还没开，我默默跑回家，拿了馒头和一块煎鱼就往外跑，爸爸搞不明白状况，问我怎么了，我就哭了，边哭边讲，抹着眼泪狠狠说：长大了我要当法官，惩罚那些坏男人！
这，大概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不久以后我知道那个女人确实精神不大正常，她说的事是否可信也无处可考。然而，长大了成为一名法官，惩罚不公、维护妇女的权利，却就这样成了一个十二岁女孩的梦想。
这梦想，终于在大学毕业那年成了现实。
我忘不了，在等待上班的日子里，每次走过法院大门口，看到穿着制服的女孩时的满心羡慕。
我忘不了，工作一个多月后，回母校参加校庆，穿上同事借给我的新制服时的满心欢喜。
校长伯伯过生日，我是穿着制服去的。第一次到男朋友家，我是穿着制服去的。就连结婚证上的相片，我也是穿着制服照的。
法院，制服，那是我怎样的骄傲啊。
工作后接触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离婚案。因为男女双方都没达到法定婚龄，所以案由其实是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男方和女方都不到二十岁，孩子不大到两岁，在母亲的怀抱里，头伏在她肩膀上，不时地咬着手指，咿呀学语。
处理这期案件的是老庭长，我是他的书记员。他们两个人都坚定地要分开，同样坚定地想要孩子。那时开庭条件简陋，就在办公室里，要做一个人的工作时，就让另一个人先出去。然而，任老庭长怎么苦口婆心，两个人都不改变心意。开庭时，书记员是没有发言权的。休息的时候，那男子就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不远的走廊里，眼睛看着窗外。我忍不住走过去，一开口就发了脾气，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你确定你能养好孩子吗？你难道什么也不干了要待在家里照顾她，还是给她一个后娘陪她成长？你不能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凭什么不让她完整地跟着自己的亲娘长大？他默默地转向我，低声说了一句：我没有钱，我拿不起抚养费。这话令我相当惊讶，那个时候的农村，抚养费一个月不过几十元而已。
我返回办公室，对庭长讲了刚才的事，他没有说什么，我却和另一个与我同样年轻的女孩激动起来，说：把孩子判给女的吧，抚养费我俩拿！老庭长微微笑了，用解不透的目光看着我们。
那个案子最终顺利解决了，孩子跟了母亲，抚养费自然也没用我们拿。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路边等车，一辆货车在我身边停下，司机跳下车喊我姐姐，他先自我介绍，我也认出了他。他就是那个男子，他说他过得还不错，孩子跟着母亲也成长得很好。离开时他爬上车，引擎已经发动了，又摇下车玻璃对我说：姐，谢谢你。
那时，我们和当事人之间，似乎是没有距离的。我们常常田间地头办案，有时候为了一份笔录，车停在进不去的路口，我们就徒步进村走到当事人家里。当事人家的门并不总是开着的，那也不要紧，邻居会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哪里。说来难以想象，我们居然漫山遍野地能找到他们干活的地方，他们也就放下锄头，蹲在地头，配合我们的一问一答，然后在笔录上签上名，按上红红的指印。
那时，我们似乎又是高高在上的，无论走在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卖衣服的小商品市场，我常常能感觉到周围的目光，带着羡慕和敬意的，也常常听到有人小声地议论：法院的啊，好帅！我知道，他们在评价的是我的制服，他们致敬的是天平和国徽。对于法院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段黄金岁月啊。
对于整个司法环境，对于所有法律人来说，那段黄金岁月要长得多。
我小的时候，爷爷是干公安的，腰上佩着枪，身边跟着两个助手，走到哪里都是这一套行头。听爸爸说，爷爷是办案高手，在局里很受重视，但他不在乎当官，不愿到城里去。直到退休他一直都在镇上住，记忆中常常有人抓到小偷扭送到我家门口，爷爷问明情况，用绳子把他反背手一绑，就着人送到城里去了。
爷爷威望很高，他的名字常被大人拿来吓唬小孩。谁家的孩子若不听话，父母只要说一声“海晏来了！”，孩子马上就会乖乖的。这魔力有点夸张，连几乎不懂事的小孩都奏效，一说“海晏来了”，马上就会停下不哭。我有个初中同学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有小朋友告诉他海晏去他家里了，他吓得躲在玉米地愣是一天没敢回家。
我上大学的时候，食堂里新进了两个师傅，是我老家那里的人。我报到后的第二天去食堂吃饭，他们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生活上一直给予特别关照。他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是海晏的孙女，把对一个早已退休的老公安的敬意，一股脑加在了他的孙女身上。那一种敬畏，是对法律人的，更是对法律的。
爷爷的枪我没被允许动过，也从没听到过枪声。
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我听到的第一声枪响，是从网络上传来的，遥远，却不啻一声炸雷，它夺去了一位优秀女法官的生命。闪电划破的天空，现出巨大的裂缝，传来的喝彩，无比狰狞。那一天，全中国的法官，全中国的法律人，席卷到了同一个案件中，那一天，他们全体变成了辩护人，为马彩云辩护，为自己从事的事业辩护，为法律的尊严辩护。
当一切渐渐平静下来，我想起了鲁迅对于弃医从文曾经描述的一个背景，那就是他在医学院放映的电影片上看到的一场围观，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同胞被杀。
当这一切渐渐平静下来，我想起了韩国电影《辩护人》，那取材于真实审判经历的电影，最后的镜头，全釜山140多名律师中的90多名站上了法庭，为曾经的最优秀的辩护人辩护。
我不愿意相信我们民族真的就有那么深的劣根性，那条裂缝的根源也许正在各方面的考虑中，作为一名法院人，我在想的是，我—们是否太缺乏交流？法院，这个你不去不知道，去了就心存胜负烦恼的地方，你对它又能了解多少呢，那些在你看来高高在上、掌握着你胜败大权的法官，除了你看到的威严的那一刻，她一年要经办多少案件、经受多少辛苦、承担多大压力，你又怎么能知道呢？判决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它代表法律的尊严，以冷硬的面孔。法官的温情和良心，透过它你是触摸不到的。
曾经有个朋友对我说：一个人如果能一生不和法院、医院打交道，那当是最大的幸福。这话说得有理。可是反过来想想，如果没有了医院没有了法院，即便活得健康顺利，是不是也会时时担心、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法院和法官的价值，平日看似与你毫无关系，实际上是你生命财产和安定生活最后最根本的保障。有法，方得心安。
也许，可以这样说，法律的理想在我眼里就是“普度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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