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4日正午，宋美龄从睡梦中苏醒，按照习惯，睡醒的宋美龄都会按下床头的按钮，呼唤仆人提供服务。然而正当她的手即将按下床头柜前的按钮的那一刹那间，她忽然感受到一种莫名而来的异样感觉。
打开灯时，宋美龄惊讶地发现：自己昨晚在睡前放在床头柜上的钻戒不翼而飞了！顷刻间，怀疑与阴谋的恐怖气氛顿时笼罩在南京总统府之中，就连蒋介石在得知此事后也十分紧张，下令让手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出这枚戒指，甚至不惜动用保密局这样的高层力量。一场充满猜忌、怀疑的猫鼠游戏即将上演，而在这场风波之中，国民党注定失败的真相也悄悄浮出水面···
这枚钻戒究竟是什么来历？蒋介石又为何因为一枚小小的戒指而如此紧张？一场充满猜忌、怀疑的猫鼠游戏即将上演，而在这场风波之中，国民党注定失败的真相也悄悄浮出水面···
1947年5月3日，也就是宋美龄丢失钻戒的前一天晚上，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为蒋介石夫妇俩精心准备了一场家庭晚宴。其实这一天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也并不是什么十分需要纪念的日子，原来大姐宋霭龄是为了庆祝蒋介石夫妇二人“返都”一周年，特意而为他们筹划了一场温馨的晚宴。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前往台湾及其他地区接受法西斯阵营国家的受降仪式，在1945到1946年间一直都在省外地区处理一些战后遗留问题。直到1946年后才返回南京，大姐宋霭龄举办晚宴的这一天，正值他们返回南京整整一周年。当晚在晚宴上，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乔装打扮，一起前往拜访大姐宋霭龄的住宅，共进晚餐。
其实蒋介石对这种家宴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当时1947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政治变动，国共关系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无暇顾及这些琐碎的家庭事务，还没等晚餐结束便早早离开了。然而宋美龄当晚却表现出相当高的兴致，自己随丈夫在外四处奔波，十分疲惫。见到阔别已久的大姐，两姐妹相谈甚欢，晚宴结束后两姐妹畅谈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在回到官邸后，还在兴头上宋美龄仍然丝毫没有困意。晚宴上的畅谈和闲聊让她此时甚至感到了一丝隐约的饥饿。她叫来她的贴身女仆，让厨房的师傅送一些点心和饮品。就着美味的糕点，宋美龄一边吃一边翻阅起英文小说来，直至凌晨三点才有了困意。她在上床前特意嘱咐女仆，不要太早叫醒她。
上午十点十分，还没等女仆敲门，宋美龄就已经早早睡醒。宋美龄从小就在国外留学，很早就学会了自立，即便时隔几十年，依然保留着自律的好习惯，既然已经睡醒，宋美龄也不打算赖床，起身开始一天的安排计划。然而就在她要按下床头柜前的按钮时，便发生了文章开头出现的一幕：自己睡前放在床头的钻戒消失不见了！
这让宋美龄身上瞬间冒起了冷汗，她连女仆都没来得及叫，自己连忙趴在地毯上仔细寻找。然而翻遍了整个屋子，也丝毫没有发现钻戒的踪影。宋美龄仔细回想起睡前发生的每一幕细节，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上床后将戒指摆放在了床头柜前的位置，但是现在钻戒竟然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这让她心头一悸，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其实这枚钻戒的来历可不小，它并非一个普通的戒指，是当时蒋介石访美期间罗斯福夫妇送给宋美龄的纪念礼物。在这枚戒指上，镶嵌的钻石光彩夺目，重达5.6克拉，按照当时的钻石价格换算，这枚戒指的价值接近8万美元。并且在戒指内侧，刻有罗斯福夫妇亲手签下的英文名字缩写，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
虽然宋美龄此刻心里已经是心急如焚，但她还是强装镇定，叫来了她的贴身女仆。照料宋美龄起居生活的这位女仆名叫陈亚丽，从小就在宋家出生长大，照料宋美龄已经几十年了，如果要问是谁最了解宋美龄，那此人非陈亚丽莫属了。
陈亚丽并不清楚宋美龄丢失的钻戒有什么特殊意义，在她眼里，宋美龄的昂贵珠宝数不胜数，每一件都价值不菲。陈亚丽仔细地帮宋美龄将房间打扫干净，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小角落。搜寻无果，此时的陈亚丽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她焦急地询问宋美龄该如何是好。
宋美龄确定钻戒肯定是无法找回了，她稍加思索，吩咐陈亚丽说：“去叫先生来。”
“ 先生”是总统府内所有下属对蒋介石的尊称，陈亚丽迅速跑去请示了正在府内工作的蒋介石。
然而蒋介石听闻陈亚丽的汇报后却表现得不以为然，“区区一个戒指而已，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丢了就丢了，再买一个就行了。”
此时的蒋介石忙得不可开交，国民党内部纠纷复杂，外部正在与我党矛盾日益激烈。此刻的国民党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自然没有心情为宋美龄的一件首饰担心。蒋介石向来都十分好面子，如果让部下和外人听到此事，那可就颜面大失了。他转告宋美龄，此事就此翻篇，丢了说再多也没用。
可宋美龄却完全不这么想，她确定戒指丢失的匪夷所思，肯定有行窃。她找到蒋介石，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她觉得如果丢失还好说，万一是有人故意行窃，那么性质将会是十分严重的，敢在重兵把守的总统府内行窃，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如此胆大妄为，完全无视了蒋介石政府的存在，极具挑衅意义。
如果不彻查此事，那么将来类似的盗窃案件肯定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行窃者有能力悄无声息地在宋美龄的床头偷走钻戒，那么下一次很有可能潜入办公室偷走机密文件。甚至往严重里说，有能力在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潜入卧室，那么完全有可能完成刺杀。
其次，钻戒如果被行窃者流通到市场上变卖，那么势必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波动。刻有罗斯福夫妇名字缩写的钻戒可不是任人挑选的百货商品，全国仅此一个，极具辨识度。一旦有人认出了这枚戒指，那大家肯定都会知道总统夫人丢失戒指的丑闻，大洋彼岸的美国万一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到时候这件事可不仅仅是个府内的笑话了，蒋介石的脸将会丢到国际社会上去。
宋美龄说的话不无道理，蒋介石耐心地听完夫人所说的话，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都备受关注，此刻正是国共对峙的关键时刻，钻戒丢失这件事拨动了蒋介石紧张的心弦，他命令部下严查此事，揪出幕后的真凶，掘地三尺也要把戒指找出来，一场猫追老鼠的大戏即将在总统府内上演。
此时的蒋介石内心是十分纠结的。一方面，他希望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如果动静太大还是会将事情流传出去，成为外界笑话自己的笑柄；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总统府内真的会有宋美龄所描述的行窃者。如果此人真实存在，那么想必他身手不凡，已经渗透进国民党高层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重兵把守的总统府内能随时了结他的性命。
左思右想，蒋介石叫来了时任侍卫长的俞济时。俞济时的师父名叫俞飞鹏，曾经在黄埔军校担任军需处处长，在蒋介石就读军校期间关系密切。靠着这层关系，俞济时得以来到蒋介石的身边受到重用，也是蒋介石为数不多受到信任的人之一。
蒋介石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俞济时，并特意嘱咐俞济时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揪出真凶。俞济时也明白了事态的严重，火速带领部下封锁了宋美龄的卧室。俞济时也认为凶手应该出现在总统府内部。府外重兵把守，层层都是军事禁地，想要从外部进入简直是天方夜谭。
秉承着对蒋介石的了解，俞济时并没有大动干戈，他悄悄将案发当晚所有的涉事人员召集在一起，命令其中的行窃者在两个小时内将钻戒归还到指定的位置，如期归还便可既往不咎，但要是逾期未还，拿将会面临最恐怖的惩罚。
俞济时觉得自己一番恐吓已经足够具有震慑力，然而自负他的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判断力，两个小时过去了，没人上缴丢失的钻戒。
在这时俞济时才明白或许此事并非那么简单，真凶要么有足够的魄力，要么能力非凡，根本不怕这些言语恐吓。无论是什么原因，俞济时都不是真凶的对手。然而蒋介石交代的任务没有结果，自己也肯定捞不着好果子吃，担心自己被处罚，于是他将这块“烫手山竽”丢给了文官处的官长吴鼎昌。
吴鼎昌虽然官位不高，但是他也不是傻子。俞济时的行为明显是要给自己扣帽子，于是吴鼎昌严词拒绝了他的请求。
无奈之下，俞济时又想到了陈布雷。陈布雷在国民党高层担任国策顾问，也跟随蒋介石二十多年的时间，经过过大大小小无数事件，甚至匪夷所思的事件也遇到过不少。
陈布雷听到俞济时的诉苦，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他认为能够满足行窃行为的人无非就是能够足够贴近宋美龄日常生活的人，此人要么是宋美龄的女仆陈亚丽，要么就是宋美龄的私人糕点师唐一祺。
有了陈布雷的分析，俞济时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陈亚丽是宋美龄的贴身亲信，有太多可以行窃的机会了，宋美龄一屋子的奇珍异宝，如果要下手早就下手了。排除了陈亚丽，俞济时又审讯了唐一祺。
俞济时与陈布雷好言相劝，引导唐一祺赶紧交出钻戒，绝不为难他。可是唐一祺态度强硬，拒绝承认自己行窃。俞济时见唐一祺不肯乖乖就范，心中恼怒，便叫人动用粗刑，企图让唐一祺屈打成招，然而直到唐一祺被打到口吐鲜血奄奄一息时，也都不肯承认是自己偷的钻戒。
原本胸有成竹的陈布雷见状也傻了眼，看来此时的棘手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可是陈布雷也害怕承担责任，更何况宋美龄的贴身厨师此时已经被他们打了个半死。陈布雷灵机一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推荐蒋介石找保密局的部下解决。
担任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不敢怠慢，他将这个案子交给他最得意的部下秦维兴来处理，并责令秦维兴五天之内必须查清此事。
秦维兴毕业于当时的中央警官学校，有出色的刑侦能力，接到重任的他心中充满激动，如果他能查清真相，必将受到蒋介石的重用。然而他低估了这个案件的复杂程度，他所想到的，其实俞济时和陈布雷早就想过了。秦维兴认同陈布雷的想法，他也觉得真凶其实就是唐一祺。
既然误打不行，那就继续文招。秦维兴是个读书人，比起嘴皮功夫，他更相信科学的判断。回到保密局，他搬出了保密局最核心的法宝--测谎仪。在当时测谎仪可是个相当先进的仪器，是国民政府花重金从美国手中购买的，全国就这么一台。
考虑到是蒋介石亲自下令的，毛人凤才同意了秦维兴的请求，对唐一祺使用了测谎仪。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测谎仪上，企图在唐一祺身上找出他行窃的实质证据。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仪器显示唐一祺并没有撒谎！
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尴尬，俞济时、陈布雷连忙向唐一祺道歉，甚至自掏腰包塞给了一些钱作为赔偿，希望他不要在宋美龄面前说坏话。
案件转手经过了三人都没能查清真凶究竟是谁，嫌疑人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陈亚丽身上。正当秦维兴向带陈亚丽测谎时，俞济时却犯了难。陈亚丽之所以能作为宋美龄的贴身仆人，就是因为陈亚丽一家跟宋家关系密切，自她出生时就在宋家成长，比起仆人，宋美龄其实将陈亚丽视为大姐姐更为合适。带着陈亚丽回警局，这无异是在打宋美龄的脸。
可此时已经别无人选，几人都将陈亚丽视为最后的希望，几乎咬定了陈亚丽其实就是偷走钻戒的真凶。秦维兴灵机一动，既然不能将陈亚丽带回警局，那就把测谎仪带到总统府。这样既可以免得得罪宋美龄，有可能继续推进案件的调查。表面上是为总统府的所有涉案人员进行测谎，其实秦维兴就是奔着陈亚丽去的。
测谎仪的结果验证了秦维兴的猜想，仪器显示陈亚丽确实撒谎了。欣喜若狂的他觉得案件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便转告了俞济时这个好消息。
正当俞济时也觉得此时已经板上钉钉时。事情居然又出现了转机···
作为“真凶”的陈亚丽在被俞济时申请带回警局提审时，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意外得知了此事。宋子文勃然大怒，在电话里大声呵斥俞济时，声称陈亚丽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
宋子文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就连蒋介石有时都要避让三分，俞济时自然不敢跟宋子文做对。无法掌握证据，就没办法给陈亚丽定罪。
秦维兴找来四个特务中的高手，让他们秘密潜入陈亚丽的家中搜查出钻戒，以便堵住宋子文的嘴，然而四名特务把陈亚丽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也完全找不出钻戒的半点痕迹。
眼见着毛人凤给的五天期限已经过了四天了，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最后遭殃的将会是秦维兴自己。此刻的秦维兴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慌忙之中，他将目标锁定在了陈亚丽的未婚夫姜宝隆身上。
据传闻，姜宝隆虽然是一位出色的空军飞行员，但是为人好赌，身上还有不少债务。这种身份背景让秦维兴非常有理由怀疑陈亚丽能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是去替未婚夫还债。
经过一番辛苦的寻找，特务们最后在上海抓到了姜宝隆，五花大绑的送回保密局里，此时的秦维兴已经是病急乱投医，完全不顾姜宝隆的身份一顿审问，然而姜宝隆也是个聪明人，面对严刑逼供他选择沉默，并贿赂了看守的守卫向陈亚丽求救。后面的事不用想也能知道：陈亚丽向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向蒋介石告状···此事到最后不了了之。
可钻戒丢失案一直没有着落，蒋介石心里的石头很难落下。事情不查清楚，他晚上连觉也睡不踏实。这个案件最后落在了南京警察厅头上，警察厅派出了几个经验老道的老刑警，在他们的细致观察下，果然注意到了常人无法注意的细节：在宋美龄的床下发现了几粒细小的老鼠屎。刑警们推测是戒指掉落在地上并被老鼠叼走了。
总统府的工作人员火速请了南京当地民间最有名的灭鼠高手。在高手的操作下，果然在老鼠洞里发现了丢失依旧钻戒，案件就此真相大白了。这场猫追老鼠的游戏，真凶竟然真的是老鼠。
其实这个案件虽小，但整件事情充满了离奇与荒诞的转折。在案件的发展背后的种种细节其实也充分暗示了国民党最终注定要走向失败。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首先，蒋介石的部下们不敢于承担责任。俞济时、陈布雷、毛人凤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部下，而这些人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面对超出自己心里预期的事态发展时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问题，承担责任，而是向着如何将锅甩走，扣到别人头上，让别人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重任。这些人在国民党内部都是高层人物，按理说职位与能力应该成正比发展，而他们却表现得格外贪生怕死。
其次是官员办事时自负的态度。俞济时自负的认为恐吓可以解决问题、陈布雷认为拷打可以解决问题、毛人凤认为部下可以解决问题、秦维兴认为测谎仪可以解决问题···这些官员在办案过程中总是自负的认为自己的方法永远都是正确的，然而事情超出他们的预料时又拿不出更高的应对方法。
在钻石丢失案中，这些人屡次用自己自负的行为方式让自己傻了眼，最后留下的烂摊子被经验丰富的警察们解决，而自己获得的只有一个烂名声和蒋介石的一顿臭骂。
钻石丢失案更像是一场闹剧，发生在总统府内的一场成人过家家。每个人将人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利益面前，怀疑、猜忌、逃避在轮回上演···果不其然，两年后国民党在国共战争中彻底失败，退居台湾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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