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黄河两岸，以农耕为本，中华文明不仅以草木之精华（五谷）为生命之源，而且视草木本身为生命代表。同时，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与生活，赋予华夏文明的不仅是天地为师的朴素思维，更有深沉厚重的草木情结。因此，中华文化既拥有“自强不息、厚得载物”精神觉悟，也不乏“生生不息”、“叶落归根”的情感执著。
一，草木与生命作为草木文明的一大特征，在人类成长的所有阶段，中华文化不仅能看到草木生长的生命轨迹，而且还从中发现了内容丰富的生命哲理。因此，在华夏文明的文化和情感世界里，草木代表生命，草木就是生命。
1，“生”于草木，传于“种”族
首先，汉语中“生”字的象形来源便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这株幼苗不只代表生命，还为中华文化创造了一整套“与生俱来”的相关概念。这株象征“生命”的“幼苗”不仅直接衍生出生机、生气、生灵、生产、生活、生存、生计、谋生，而且还为中华文化 启发出类似“上善若水”、“生生不息”的人生感悟。.
“生”于草木
其次，汉语的“种”字既代表植物王国里的物种和繁殖，也表示人类世界中的人种或种族。此外，中华文化还把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或“亲缘”关系，比作草木间的“根株”联系。因此，不仅“株连之法”曾是华夏刑律的残酷实践，而且中华文化至今都不放弃“斩草除根”般的坚定与决绝。
2，“树人”即是“树木”
生命一经诞生，随之面对的就是如何继续生长。在这里，中华文化同样将人的“成长”与草木的“生长”直接类比。
首先，中华文化自古便有以“孺子”、“小儿”比“小草”、“花朵”，而把“师者”、“长者”比“太阳”、“园丁”或“护花者”的传统。例如，唐人孟郊就把幼童比作“寸草”，把慈母比作“春晖”，所谓“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则将后辈看作饱含希望的花朵，坚信“护花”便是自己的使命，“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因此，中华文化同时也认为，“育人”与“树木”同属一理，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与之相关的俗语或民谚，则至今都在中华大地广泛流传：“树不修不成材、儿不育不成人”，“人靠自修、树靠人修”，“ 树不剪不成材、人不自律不成器”，等等。
此外，历史悠久的“中华冠笄礼”，便是 “树木树人、同出一理”的历史见证；而催生“中华冠笄礼”的草木逻辑，则是“木有树冠、人有衣冠”。
据柳诒徵先生论证，在周代中华先祖便形成了“有道必有木”的植树风俗，而且这类“道旁之木”既可遮阳避日，又能美化景观。因此，树木的枝叶，不仅直观反映其生长发育，而且还直接体现其外形外貌，从而构成所谓“树冠”。就这样，早在周代，中华古人就有了修剪树木的意识和知识，而修剪“树冠”也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草木礼仪”。
而与此同时，“中华冠笄礼”也在周代诞生；可见，代表“中华文化”的“冠笄礼”，极有可能与代表“草木礼仪”的“树冠”习俗密切相关。毕竟，华夏传统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故此，作为“人之发肤”的重要部分，“头发”不仅代表一个人的外在形象，也是其成长进步的重要象征。根据“冠笄”传统，男子二十岁方可加冠“以明成人”，女子则十五岁“加笈”（将发辫盘至头顶，用簪子插住）。经历“冠笄礼”的青年男女，便从依赖家族、不担责任的“孺子”，一步升格为社会认可的“成人”。由于蕴含了这种形象而深刻的人生寓意，“冠笄礼”曾一度位列中华八大礼仪（含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礼）之首，有所谓“冠者礼之始也”。
由于中华文明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性衰退，中华“冠笄礼”早在明代便已失传；而在今天的中国，“冠礼”更成为中华文明渐行渐远的“文化遗产”。不过，在我们的近邻韩国，冠礼的传统仍然有所延续，韩国人称之为“成人礼”。据说，每年五月的某一天，年满十九或二十的男女青年，会在成人指引下，举行统一的“ 冠礼”和“笄礼”。
总之，受草木情怀的深刻影响，培养“栋梁之材”始终是中华教育理念的终极追求。时至今日，乔木般“玉树临风”的伟岸身姿仍是中华男儿的理想造型，而华夏女子心向往之的外貌容颜还是“花枝招展”、“面若桃花”。
3，“草木之气”与“生命之气”
诞生后的生命，不仅需要生长，而且要求安康。在这一环节，中华文化再次将“人体”的健康成长与“草木”的正常发育相提并论。
一方面，由于一生都与草木为伍、整日都在“侍弄”庄稼，因此，对身边花草树木的了解与认识，华夏先祖很久以前便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另一方面，古人对人体自身的生理机能和致病因由却知之甚少。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参照“草木机理”来理解“人体生理”，便成为中华古人既朴素又直观的思维选择。
事实上，中华医学与草木的渊源由来已久，早在中华文明草创时期，为解除天下苍生的病痛疾苦，华夏始祖炎帝就不惜以己身试百草，并曾因此九死一生。顺着同样的草木思路，通过对“草木机理”与“人体生理”的长期观察、反复对照，华夏先祖首先获得的一大发现就是，无论草木、还是人体，二者都离不开一种共同的“生命之气”。
与此同时，由于古人对于“草木气”的认识远远早于对人体“生命气”的了解，因此，我们便可以断定，中华文化有关“生命之气”的概念源起于“草木之气”。首先，古人相信，“草木气”与“中医气”的循环基本一致。“草木气”从根部开始，直达所有枝干、茎叶；“中医气”则从足底的“涌泉穴”、直通头顶的“百汇穴”。其次，古人断定，“草木的根部”与“人体的足部”完全对应。一方面，只有经过根部，草木所需的水分才能从地下被输往不断生长的茎秆枝叶；与此类似，“足底”则是生命之气的“循环起点”，人体所需的一切“气血”都从足底源源不断地输往全身各处。因此，中医学才会把人体足底的中央形象地称为“涌泉穴”，认为它就是人体之树的“生命源泉”。所不同者，草木根部输送的是看得见的“水分”，人体足部输送的则是看不见的“气血”。
就这样，以“人体之气”为基础，中华医学获得了独树一帜的“中医气”，而中华养生学则创造了神妙莫测的气功学。
此外，直至今日，在现代汉语言中，我们仍能发现中华医学原始的草木痕迹。以汉语中的“筋”字为例，它既可指竹茎特有的“纤维组织”以及传导水分的“毛细导管”，也能表示人体结构中的“肌腱或韧带”（中医的‘筋骨’），或“静脉血管”（中医的‘青筋’）。可见，无论中医的“筋骨”还是“青筋”，其最初都应该参照过“竹茎的纤维”，因此才会借用带有“竹字头”的“筋”。再如，中医极为强调“精、气、神”，其中位列第一的“精”字又以“米”字为偏旁。可见，在古人心目里，五谷草木的“精粹”，与人体所含的“精气”基本等同，都是天地造化的“精华”。
4，草木有荣枯，四季生“五行”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需要对汉字的演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作为“形声意”三者兼备的象形文字，在其漫长的演变与进化过程中，许多汉字所经历的真实变化可用“面目全非”来形容；后人所谓的“六书”造字法，不过是一种大致而简单的归类与介绍。因此，许多我们今天所知的汉字，与其最初的原意相比，在含义上往往会有天壤之别。以汉字“斤”为例，现在是重量单位；而在甲骨文时期，“斤”指的却是“斧子”，而且是“石头斧”。其次，无论是认识中华传统，还是研究中华文化，我们不仅应该搞清楚有关概念的时代背景，而且还要掌握相关汉字的本来含义；否则，就会出现“以讹传讹”，或者“张冠李戴”。
现在我们回到本节的主题，“中华五行”；并从文字的角度，揭开“草木”世界与中华“五行”的亲密关系。
据说，“五行”最初指的是大自然的五种元素，即“金木水火土”。因此，我们就从“金木水火土”五个汉字入手，通过了解其最初的含义及演变，来探究“中华五行”的本来面貌；如果有甲骨文，就从甲骨文开始，没有甲骨文，就从金文开始。
其一，先看“五行”之“木”。“木”字的甲骨文及其演变如下图左半部所示，可以看出，“木”字的原始含义并非“树木”，而是出土不久的幼苗。因为，与“木”相关、代表“禾苗”的汉字“禾”的结构显示（如下图右半部），“禾”字是在“木”字基础上发展而来；换言之，“木”字继续生长后，才能变成“禾”。由此可见，“木”最初指的是“幼苗”，而不是现代汉语中的“树木”或“木材”。
“木”字的原型
“禾”字的原型
其二，“五行”之“金”。由于没有甲骨文,因此下图为其金文形态。
“金”字原型
对于“金”字的最初形态，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读。“说文解字”认为，它有“土生金”的意思；其实，一看便知，这种说法明显受到了汉代之后“五行”说的直接影响。果然，后来的学者基本否定了这一观点；理由则是，字体的下部在金文里并不代表后人所谓的“土”。因此，目前为止，主流的解释是，该“金”字形态代表“金属冶炼”，因为，旁边的“两个点”代表炼好的“金属锭块”。
与以上说法都不相同，明向行远认为，原始的“金”字与“冶炼”或“金属”其实都没有关系，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是“砍柴动作”，理由大致如下。首先，金文的“金”字图案没有包含与“冶炼”相关的任何(如“火”)成分。其次，既然金文“金”的主体结构像一个“全”字，我们不妨将其当作一株“大树”，同时把旁边的“两个点”看成被已砍下的“树枝”；这样一来，整个“金”字图案的解释不仅十分自然，而且也更合逻辑。
那么，本来代表“砍柴”的“金”字，又如何变身为“金属”的代名词呢？其背后所发生的，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汉字演变中的“大变脸”现象。首先，早期的古人砍柴虽然用的同样是“斧子”，但在“青铜时代”前，他们只有“石头斧”可用；例如，与“斧子”相关的两个汉字，“砍”和“斫”，就都带有“石”字偏旁。其次，当时的“斧子”称为“斤”。进入“青铜时代”，不仅笨重的“石头斧”被方便的“金属斧”取代，而且代表“石头斧”的“斤”字，也被代表“金属斧”的“金”字代替（注意：‘斤’与‘金’的发音完全一致）。最终，退出“砍柴”活动的“斤”变身为重量单位；而原本代表“砍柴动作”的“金”，先是变成“砍柴的新工具”（金属斧），继而又扩大内涵，成为代表一切“金属”、现代意义的“金”。
最后一点，古人认为，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生命收敛、万物枯萎的季节。因此，为追求“顺乎天道、合乎天时”，古人不仅在秋天打猎（如清代的“木兰秋狝”），而且也在秋天处决死囚。根据同样的道理，用“金（斤）斧”秋季“砍柴”便就成为“合天时”之举。总之，“金”字的本意既代表“砍柴”的行为，也象征“秋天”的肃杀。
其三，“五行”之“火”。“火”字是典型的象形体，其字体本身也没有经历很大的变形。但是，作为典型的农业文明，华夏文化往往将“火”与“热”相关联（故有‘火热’之说），因为二者又都是夏天的典型特征。我们先看“热”字甲骨文和小篆。
“热”字甲骨文
“热”字小篆
上面第一个图显示，“火”字的原始形态为“有人以跪姿双手捧着火把”，可见其对火的尊重；而第二、第三图显示的“热”字，则是“有人拿着扇子扇火”，并且火上烤的是“带土的禾苗”。由此可见，由于夏天是五谷生长的关键时节，此时的农作物正在做最后的成熟冲刺；因此，心急如焚的农人不仅不在意天气炎热，还唯恐老天爷热得不够，以致于要为农作物“煽风点火”。
总之，在中华“五行”中，“火”与“热”含意一致，都代表夏天里农人对炎热天气的热切期盼。
其四，“五行”之“水”。“水”字同样没有悬念，但同样需要我们从季节上把握其本来的涵义。首先，在北方的冬季，随着大自然活力顿失，草木世界同样生机不在。其次，在万物瑟缩的表面之下，草木的生命并没有终结；它们一面把种子深埋地下，一面在耐心等待来年的第一缕春风。因此，“降雪”(即‘降水’)就是冬季里北方农人的头等大事；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眼下的“瑞雪”便没有来日的“丰年”。总之，只有“水”，才能成为“冬天”的主题。
其五，“五行”之“土”。虽然最后出场，但“土”字却是“金木水火”赖以存在的根本，因此被称为“五行之主”。假如没有代表大地土壤的“土”，无论代表春天“幼苗生长”的“木”、还是代表夏天“作物成熟”的“火”，不管代表秋天“砍柴收获”的“金”、还是代表冬天“万物渴望”的“水”，都将无从谈起。
总之，“中华五行”的本意是对草木(以农作物代表)生长过程的一种抽象与归纳：从初生的“木”、成长的“火”、成熟的“金”，直到再次孕育的“水”；当然，绝对离不了基本的“土”。因此，古人创制“五行”的初心极可能是服务农事。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守旧传统”；在这一传统的保驾护航下，“中华五行”不仅与“中华阴阳”堂而皇之地走到一起，而且还能一路闯关夺寨，直至占领中华文化的所有高山大川。至于最初“五行”如何走出农事、从“五行”变为“五材”，又如何进入中医、成为“五脏”的代表等这些复杂的“五行传奇”，不仅至今仍为华夏文明的“文化公案”，恐怕未来都将是中华文化的“未解之谜”。
5，木有“叶落归根”，人以“入土为安”
中华有谚，“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里同样隐含着华夏文明特有的草木思维。由于背井离乡的“游子”或“旅人”对应离地千尺的“树叶”，因此，落地的树叶将自然“归根”，漂泊的旅人也会“告老还乡”。
为此，华夏古人便把草木王国中的“槐树”选定为“中华根文化”的代言者；首先，汉字“槐”音同“怀”，可表“怀乡”；其次，“槐”字右偏旁“鬼”通“归”，有盼望游子“归来”之意。因此，在中华文化中，“槐树”既能象征“故土乡愁”，也可代表“寻根问祖”。位于山西洪洞的“大槐树”，则是亿万华夏儿女“认祖归宗”的首选目的地。
此外，按照华夏传统的生死理念，失去生命后人类灵魂的第一去向，既不是西方向往的“天堂”、更不是阴森可怖的“地狱”，而是回归大地的“九泉之下”。因此，与“落叶”最终“归根”相似，“逝者”理想的归宿同样是“入土为安”。同时，为了给“逝者”寻找一块“入土为安”的“风水宝地”，以“草木生命”的生长环境为参照，华夏先祖还创造了源远流长的“风水文化”。因此，无论是定位于现实生活的“阳宅”、还是着眼于未来世界的“阴宅”，“风水宝地”的判定标准都与草木世界的“理想生态”如出一辙。
以传统风水学对理想“阴宅”（墓地）的定义为例，所谓的“风水宝地”至少应满足以下四点：一，“宝地”必须朝南，并以背靠高坡为佳；二，“宝地”前最好能有流水环绕；三，“宝地”要有优良土质，碎石沙地绝不容忍；四，“宝地”还要气流充沛，等等。简而言之，“风水宝地”的四要素——有风、有水、有阳光、有好土，与草木世界的“理想环境”——有水、有阳光、有好土壤、透气，可谓不谋而合。
可见，在华夏文化的眼中，“旅人”或“游子”对“故土”的情感，就是“树叶”对“树根”的眷恋；所以，适宜草木生命的理想环境，自然也是人类逝者的“风水宝地”。
二，草木与生活中华文明对于草木的深厚情谊，并不止于人和草木的生命对比；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华夏民族同样以借鉴“草木世界”为自然。以建筑为例，在远古年代，中华先祖的居所就建在树上，而中华建筑的“鼻祖”也因此被称为“有巢氏”，因为这里的“巢”指的就是“鸟巢”。与此同时，中华建筑不仅模仿青松翠柏的外形气质，而且学习草木世界的新陈代谢，并由此形成“亲近自然、融合草木”的独特风格。
具体而言，华夏民间“四合院”与“影壁墙”的建筑理念，应该源自于对“草木气”的考虑和顾及，而作为公共建筑的中华“亭台楼阁”，其设计灵感则来自对“青松翠柏”的形神兼顾。
1，“草木气”须活，“院落气”当转
熟悉传统建筑的朋友都知道，传统上，我国北方院落都以四方形或长方形为主；同时，单层的北方院落往往还有一个特别的结构，影壁墙（陕西等地也称‘照壁’）。“影壁墙”不仅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出现），而且设计独特。首先，影壁墙一般都位于院子入口处，并与大门直接相对；其次，影壁墙基本自成一体，不与院中其他结构相互关联。
对于“影壁墙”这种古老而奇特的设计风格，自古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传说。其中，有两种说法流行最广；一种说法是，“影壁墙”可以“驱鬼辟邪”；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影壁墙”能阻挡外来的强势之“气”，以免院中居者受其冲击。对以上两种看法，本文作者都不敢苟同。
首先，明向行远认为，“影壁墙”的“发明”确实与“气”有关；不过，这里的“气”既不是什么神秘之“气”，也不是鬼怪的“邪气”，而是中华文化早已认同、并以“草木之气”为代表的“生命之气”。同时，古人设计“影壁墙”的初衷也不是阻挡鬼怪的“邪气”或其他的“神秘之气”，而是为了使院子里形成可以“回转”的“气流”。具体而言，其一，无论“草木气”、还是“中医气”，所有“生命之气”都必须流动、必须循环；既不流动、也不循环的“气”只能是“死气”，也对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其二，如果没有“影壁墙”，华北地区传统的“四合院”便会形成一个大大的“口”字；而古人认为，在这样封闭的四方形结构中，不论是“草木气”自身，还是其所象征的“生命气”，都将难以流动、难以循环。为此，古人又通过另外两个与此相关的汉字造型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四合院”里，无论“草木”、还是“人”，都难以生存；因为，不仅“人”处于这样的“四合院”将构成“囚”字，而且“草木”生在其中也会变成“困”字。在此背景下，“影壁墙”便应运而生。
“影壁墙”的出现，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院落布局。不仅如此，传统建筑的这一创意，同样有其自身文字的渊源：位于“四合院”与“影壁墙”叠加，正好构成代表“回转”之意的汉字“回”。就这样，原本“一团死气”的“四合院”，便在“影壁墙”点睛之笔的作用下，一跃成为“气流”可“旋转”、生命有“活力”的“回”形格局。请看汉字“回”的演变过程。
“回”字的原型
“回”字的演变
2，翠柏森森，佛塔巍巍
上面我们看到，由于“四合院”是中华古人日常的生活居所，因此，与之相关的“影壁墙”关注的重点便是代表生命的活力与“生命之气”。与此相对，作为传统的大型公共建筑，中华楼阁则以“青松、翠柏”为象，强调的是生命的恒久和精神的挺拔。
首先，我们来看中华传统建筑中的塔类构造。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其最初属于外来的文化。然而，在与中华文化两千年多的相互融合、彼此借鉴中，佛教在中华大地不断开花结果，不仅孕育了众多内涵多样的“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同时还创造出特色鲜明的“中华佛塔”。由于佛塔所含的都属精神世界之尊者（不是佛祖舍利、便是高僧遗骸），因此，在造型上，中华佛塔便直接取像中华文化中的“木中长者”柏树
中华佛塔取像“翠柏”
同样，北京天坛的祈年殿也是柏树形象的一大发挥。祈年殿的类圆柱造型，不仅以 “草木长者”（柏树）寄托对上天的景仰，而且也体现着中华古人“天方地圆”的原始理念。
天坛祈年殿：翠柏精神
3，青松常在，殿堂永驻
接下来，我们欣赏以“青松”象形的中华殿堂与楼阁。在中华楼阁的设计上，中华古人不仅强调形似，更要追求神似，他们向往的艺术效果基本类似于中国画孜孜以求的“得意忘形”。大致而言，中华殿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故宫三大殿为代表、象征权威的官方殿堂，二是以寺庙中大雄宝殿为代表的“神圣”所在。
具体到设计层面，古人把青松的树干极度夸大、使之变身为中华殿堂的功能主体；而松树阔大的树冠，则被古人演化成中华殿堂大坡度的顶部廊檐。此外，随着传统建筑的历史演变，中华殿堂的顶部结构也在优化；其早期较为夸张的出檐造型逐渐收敛的同时，也变得更加美观、和谐。以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大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为例，当年梁思成看到它的第一印象曾是“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与之相比，建于明清时代的故宫三大殿，由于其殿身的顶部明显克制，因此便显得更加“中庸”而沉稳。
建于唐代、取像青松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梁思成评价，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故宫太和殿：更‘中庸’、更庄严
同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古建筑损毁极为严重，因此，许多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古楼”、“古寺”及“古庙”，往往都是明清或更晚的复制品、仿制物。
今日中华的大雄宝殿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上我们的近邻日本曾经继承过中华的建筑传统与风貌，因此，在那里我们同样可看到中华大殿早期的建筑构思。例如，同样建于唐代、著名的奈良东大寺；再如与之年代相近的奈良法隆寺大殿，等等。
日本奈良的法隆寺金堂与五重塔：更接近中华早期的大殿风格
此外，“青松韵味”十足的还有韩国的景福宫。
韩国景福宫：‘青松气息’同样浓重
不仅如此，在中华殿堂的造型上，青松枝条那种昂扬向上、“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坚韧活力，同样得到了形象而夸张的传神再现，并且由此演绎为中华建筑独有的“飞檐”构型。
青松气质，中华飞檐
最后，中华殿堂继续继续演化、并向上发展，从而创造出传统的中华楼阁。湖北的黄鹤楼、湖南的岳阳楼、山西的鹳雀楼，等等，都是其经典代表；在它们身上，勃勃生机的青松树冠，进一步演变成中华楼阁宏伟高大的叠层结构。
黄鹤楼，青松气象一如既往
其实，不仅传统的中华建筑浸透了厚重的“草木精神”，而且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上仍有不计其数的大小地方以“草木”为名。根据中国现有的行政区划，仅仅地市级的“草木地名”就有葫芦岛、吉林、梅河口、松原、牡丹江、莆田、萍乡、菏泽、枣庄、荆门、株洲、梅州、柳州、桂林、梧州、玉林、攀枝花、思茅、榆林，等等。
三，草木与人生除了以草木代言生命、借松柏象形建筑之外，华夏文明更把人生舞台作为表达其草木情感的广阔天地。生长于生机盎然的草木世界，中华文化不仅能在花草丛中发现自己的情感寄托，更可在松柏林间感悟高远的志向、优雅的人生。
1，“花草”多情
在花草世界的第一站，我们抵达的是中华文化的小草天地。“小草”虽然外表柔弱，但却内芯顽强，因此，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以草喻人”的文化偏好。首先，不仅从前的古人自比“草木之人”（林黛玉便以‘草木’自称）或“草民”；直到今天，基层的群众仍被视为天然的“草根”一族。其次，小草自古便是中华文化中的“生命强者”。早在先秦的《诗经》中，便有“伊人”徘徊在“白露为霜”的蒹葭丛中；而在唐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离原上草”，在诗人（白居易）心中激起的则是对远方友人的“萋萋满别情”。进入当代，随着流行乐的春风吹过中华大地，小草更是早早就获得各路音乐人的争相传唱——刘文正曾把“小园中”的《兰花草》“一日看三回” ，高胜美曾对《清清河边草》“相思情未了”，而房新华则让“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一夜间“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第二站，我们将要欣赏的则是华夏文明的百花世界。在传统文人士者的心目中，百花园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其独特的情志。例如，梅花被誉为“花中清友”或“花中清客”，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宋.卢梅坡）；兰花被称为“王者之香”或“花中君子”，所谓“曾乞兰花供，无书又过春”（唐.唐彦谦）；菊花则代表高洁、坚贞的精神，所谓“菊花秋开只一种，意远不随桃与梅”（宋.曾巩）；牡丹则以其雍容华贵的气质，而成为花卉世界的“富贵一族”，所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而花容秀美、花色艳丽的月季则被视为“花中皇后”，所谓“月季只应天上物，四时荣谢色常同”（宋.张耒）；荷花则因其出淤泥而不染，成为洁身自好的表率，也是思想家周敦颐的最爱；而在严冬盛开、预示春天的水仙，既寓意吉祥美好，也象征团圆如意，所谓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宋.苏轼），等等。
回想当年，流行乐初起，蒋大为不仅《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看到“可爱的故乡”，也在《牡丹之歌》里盛赞其“百花丛中最鲜艳”；而面对《一剪（寒）梅》，费玉清既“看见春天走向你我”，也感叹“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另外，在中华文化中，凭借其坚韧不屈的品质与青翠挺拔的身姿，竹子同样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它既是高风亮节的风度，也象征凌寒傲雪的精神。正是有感于竹子这种独有的气节与风尚，终其一生郑板桥都以写意竹兰为荣为乐。
2，“松柏”有志
在中华文化的广阔天地里，如果说“花草”的任务是“抒情达意”，那么“松柏”的使命便是“托物言志”。
首先，由于二者都以不畏严寒、四季常青而见长，因此，在中华文化中，青松、翠柏既是“顽强生命”的代表，也是“高洁志向”的象征。不仅孔子曾感叹，“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而且苏东坡也盛赞，“不以时迁者,松柏也！”（《送杭州进士诗叙》）。
此外，由于“柏”字通“伯”，而“伯”者既是“兄弟之首” (伯仲叔季) ，也是父辈中的“长者” (如伯父,伯伯)，于是，中华文化便将翠柏视作“长者”的代言。因此，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柏树既可寄托对长者的思怀，也能表达对逝者的追念。直到今天，无论公有的大型陵园，还是私有的个人墓葬，一般都会被翠柏环绕或簇拥。而位于陕西延安中华黄帝陵中，最老的一株柏树，由于树龄超过五千年，并且据传为黄帝亲手所栽，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柏”。事实上，仅凭其与中华始祖长达五千年的渊源，这株神奇翠柏就堪称草木文明的忠实见证者。
3，草木相争，围棋智慧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据传始于尧舜时代）的博弈文化，中华围棋既是对草木世界的抽象还原，也是对中华思想的一种另类表达。首先，围棋的布局基本体现了中华文化“天圆地方”的原始天地观——四方形的棋盘代表大地，而棋盘正中的“天元”星位（音同‘天圆’）则暗指大地上方的圆形天宇。其次，围棋的博弈规则围棋不仅以草木世界的“求生法则”为蓝本，而且还展现了高深而优雅的中华智慧。
具体而言，以草木世界的“求生法则”为参照，中华古人为围棋游戏制定了如下的“生死规则”。规则一，己方棋子一旦被对方棋子四面合围，便会处于类似草木之“困”的险境；因此，在围棋对弈中，“发动进攻”也被称为“收气”或“紧气”。
（草木之‘困’，围棋之‘围’）
规则二，与“草木之气”类似，“围棋之气”同样需要时刻保持流通状态；而为使“围棋之气”保持流动并“有进有出”，每方棋子都必须具备两个以上的“气眼”。因此，仅有一只“气眼”的棋子便无法存活，该“气眼”则被称为“假眼”。
双眼则‘活’，单眼则‘死’
规则三，与草木世界“落地生根”的生存规律相似，在围棋游戏中，棋子一旦着陆棋盘同样不可移动。与此同时，根据“人挪活、树挪死”的生存理念，可被拿走的只能是“气绝而亡”的“死棋子”。
所以，明向行远认为，正是得益于广博而宽厚的草木情怀，中华围棋才具有如此高远的斗争思想，并成为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文化载体。具体而言，与其他博弈类游戏相比，中华围棋文化具有如下特征。其一，高雅的竞争智慧，坚信“大杀小输赢”，以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主张“以势取胜”、而非“以力取胜”；其二，含蓄的斗争形式，强调“进攻应留有余地、斗争而不忘迂回”；其三，广阔的战略视野，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专注“全盘大局”。
四，草木文明，中华文化作为历史悠久的草木文明，在“草木情感”数千年的浸润中，华夏文明不仅产生过难以计数的“草木传统”、“草木习俗”，同时还酝酿出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草木思维”。其中一些与草木世界密切相关的思维习惯，更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或思维定式，时至今日，仍在不知不觉中牵引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运行。例如，珍爱生命的人文情怀，同生共长的群体意识，以静制动的生活理念，等等。
1，珍爱生命的人文情怀
我们知道，在中华文化中，草木既是顽强生命的代表，也是恒久生命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华人文天地里，不仅根深伟岸的青松翠柏可以“屹立千年”、“万古长青”，默默无闻的小草同样只得赞赏和歌颂，“天北天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延绵”（唐彦谦《春草》）。所以，草木文明带给中华文化的第一份大礼，便是中华民族对生命与生活特有的那种热情和乐观。
首先，中华文化坚信，“只要今生无愧、何惧天堂地狱”。因此，华夏文明很少为“来世”或“再生”殚精竭虑，而是将有限的精力倾注于“今生今世”，主张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面对人生。同时，无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灰暗的人间世道，中华民族都会以草木生命为榜样、给点阳光就灿烂：既勇于吃苦耐劳、也甘于忍辱负重；既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相信“退一步海阔天空”、“小不忍则乱大谋”。
同时，也是源自对生命的由衷热爱，中华文化自古便将长寿作为其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因此，中华民族既具有特色鲜明的“养生传统”，同时还培养出历史悠久的“长寿文化”。时至今日，不仅“养生保健”仍是中国社会的经典话题，而且“寿比南山不老松”同样位列中华祝福语之首。
此外，华夏民族不只注重“今生今世”的“幸福平安”，也会关注“家族的延续”及 “门第的传承”。为此，中华文化不仅将“传宗接代”视为人生的原始本分，也把“子子孙孙无穷尽”作为其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与此相关，中华民族不仅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相信“愚公（可以）移山”、“人心齐（则）泰山移”。
2，同生共长的群体意识
在整个大自然中，草木的天地既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亮丽王国，也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和谐世界。于是，在“草木文明”的持久熏陶下，中华文化不仅看到了“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的和睦自然，而且还由此获得一种“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人生感悟。此外，华夏先贤则站在思想的高度，将这种“同生共长”的“草木意识”提炼成为一种“己达达人”或“美美与共”的中华哲理。
而与“同生共长”的中华群体意识（或‘集体主义’）相对，作为“狮兽性情”的文明载体，西方文化始终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或“丛林法则”（实质是‘动物法则’），崇尚的则是冷酷而残忍的“弱肉强食”与“适者生存”。
此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这种基于“草木意识”的“同生共长”思维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根本的群体理念，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华夏民族“国家”概念的生成。因为，在中华传统的语境里，源于“家乡乐园”的“家园”意识，往往与代表“家国一体”的“家国”概念难分彼此。
3，“以静制动”的生活理念
草木的天地是安静的世界，因此，根植于“草木文明”的中华文化始终主张“雅静的生活”，并将“以静制动”做为其基本的生活理念。与之相对，“狮兽文明”主导下的西方文化，倡导的则是“动感的生活”，同时坚信“生命在于运动”。
具体而言，在中华文化中，“以静制动”的草木理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中华文化强调“生命在于静养”。因此，无论中医学、中华养生学、还是中华气功学，都主张“静心”、“静气”，并认为只有“心平”、才能“气和”。其次，中华传统礼仪以“举止稳重”为核心指引。为此，华夏礼仪不仅要求“男子庄重”、“女子端庄”，而且希望“少年老成”、“中年持重”。最后，关于社会生活的总基调，中华文化的态度同样是“一动不如一静”、“谋定而后动”，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则被视为对生活常态的干扰和破坏。
明向行远小结：许多中国人在幼年都有过“抓周”的体验，据说有时候还挺灵；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早期，世界主要文明也有过一次“文明抓周”的类似经历。在这场独特的“抓周”活动中，各大文明抓取的是象征各自文化的“文明图腾”；其中，华夏文明选择“草木生命”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承载自己的文化，而希腊文明则以“狮兽生存”作为其性情的偶像、文化的对照。
此外，只要我们大致清点一下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等）便不难发现：与文明早期“抓周”而得的“文明图腾”相比，这些后天的、完全“人造”的所谓“文明成果”既感觉“无足轻重”，更显得“摇摆不定”。因为，历史、哲学可以不断更新，文学、艺术总在推陈出新，甚至宗教都能“二次皈依”，但“文明图腾”却终究坚如磐石。所以，无论“中华草木”、还是“西方狮兽”，都曾经历过岁月老人的千年磨砺，也都遭受了人类思潮的无情冲刷，然而时至今日，“草木文明”的追求仍旧是“和谐的社会”，而“狮兽文明”的理想也还是“自由的世界”。
最后一点，明向行远始终认为，尽管近代以来频遭“狮兽”践踏，但植根于“草木”的中华文化依然是人类文明的真正瑰宝；因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最终还得寄希望于远离“兽性”、拥抱“人性”。因此，无论“珍爱生命”的人文情怀，还是“同生共长”的集体理念，都是“草木文明”赠予中华民族的文化厚礼，也都值得每一位稍具文明鉴赏力的中华儿女珍惜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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