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孕育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立足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高水平改革开放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权衡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我们必须从全局意义、系统思维和战略高度全面准确加以理解和贯彻落实。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理论成果，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从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后来的一系列重要场合发表多次重要讲话，如先后在企业家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科学家座谈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以及在多次地方考察讲话、关于“十四五”规划几个重大问题的讲话、多次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讲话等，都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为我们学习和贯彻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我们学习和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至少要把握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来看，要充分认识到“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防止把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内在关系割裂开来，只强调内需或内循环为主。
二是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来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对供给的拉动作用，遵循供需关系与价格因素的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资源有效配置的逻辑和规律，也要注重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升级带动需求升级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创新、生产创新、市场创新，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推动供需相互匹配，防止出现资源错配，提高供需畅通效率，提升生产效率和流通效率。
三是从静态比较优势与动态比较优势关系来看，要充分认识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趋势和规律，尤其是中国在传统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衰减后，如何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立足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四是从内循环为主与高水平开放的关系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的高效畅通带动国际大循环发展，这既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
五是从科技自立自强与双循环的关系来看，强调以扩大内循环为主，必须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但这并不是说完全脱离国际分工和全球创新网络，实行自我封闭的创新，而是强调开放合作的双循环。
六是从扩大内需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关系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要强调加快建设和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同时也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大市场体系，以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内需扩张。
七是从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创新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发挥各地优势，各地要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和优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有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力争成为构建全国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节点，防止出现各自为政，甚至回到旧的自我封闭和地区封锁的发展模式。
八是从双循环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开放与发展的安全，积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防止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稳定和风险因素影响国内发展大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孕育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顺应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生动实践和创新经验的科学理论总结。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成果，孕育着十分重要的原创性理论价值。
一是丰富了传统比较优势原理和经济学经典思想。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比较优势思想和成本优势原理是经济学非常经典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也构成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传统比较优势侧重强调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静态比较优势，因此主张一国参与国际经济主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主要应该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和低成本优势。但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中国劳动力资源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出现衰减，需要探索新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从静态的劳动力资源禀赋条件和优势转向动态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本身就体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机理。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极大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比较优势分析思路，丰富和拓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
二是揭示了强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及其内在规律。大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后发经济的崛起，往往会面临如何实现从大国经济发展向强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大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后发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追赶型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发展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必然决定了高速度增长和追赶型特点。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恰恰体现了高速度追赶型的特点，也是通过追赶型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中国大国经济的阶段性发展目标；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中国从大国经济迈向强国经济，实现制造强国、工业强国、贸易强国、金融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以及质量强国、效率强国等，非常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形成强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中国从大国经济发展迈向强国经济发展关键时期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明确提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大国内需体系的战略支撑和发展引擎作用，这不仅符合世界上许多大国经济崛起并迈向强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和重要经验，更符合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经济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实现强国经济目标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逻辑。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了对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指出了扩大内需战略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强国经济崛起的内在关系，提出了大国经济崛起除了高速度增长外，更要依靠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三是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和新逻辑。把握和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价值，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三新一高”和“一共同”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和实践逻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决定了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唯有如此，才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上其他类型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区别，也是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实现共同富裕又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一起，共同构成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和重大战略任务的逻辑框架和发展主线。“三新一高”和“共同富裕”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和发展逻辑，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趋势。
四是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新实践呼吁新思想、新理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有机结合，提炼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经济思想是基于新时代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和内在规律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原创性价值就在于，突破传统的内需与外需简单割裂的思维方法，侧重强调内需与外需相互依赖、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形成了关于新发展格局、内需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共同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显然，这对未来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物质基础和条件。新发展格局是相对我国传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而提出的新战略。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较好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储蓄缺口、外汇缺口”以及实现追赶型高速度增长等问题，这种大循环实质上是“投资-出口驱动”导向的增长模式，因而是一种高投入、高耗能和低效益、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亟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通过强调扩大内需的作用，形成“内需-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内需与外需的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平衡、收入分配的平衡、供需结构的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平衡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因此，新发展格局不同于传统的“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有助于引领内需主导和创新驱动的新模式，从而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有助于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复杂环境带来的新挑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撑。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世界经济正在面临严重衰退甚至“长期停滞”，全球化趋势遭遇逆流，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不断加剧，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矛盾、问题日益增多；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和矛盾挑战增多的主动性和战略性选择，有利于统筹好我国发展与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
三是有利于重塑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和有利条件。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传统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衰减，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生产优势，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发挥强大内需体系的战略支撑和引擎作用，更好带动国际大循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市场潜力和红利，更好发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作用，主动创造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立足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高水平改革开放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为上”，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立足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加快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中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有如下几点任务要予以明确。
一是要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抓手，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要通过深化高水平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推动高标准要素市场建设，如商品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数据市场等，奠定扩大内需体系的重要基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发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联动机制，实现高水平的供给与需求匹配，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高效。
二是要以制度性开放为抓手，加快推动高标准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要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市场开放向制度开放转变，加快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方面的接轨，积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动制度型开放发展，加快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有机衔接，推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促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要加快实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倡议，让“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为双循环的驱动核心，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新格局。
三是要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城乡与区域新发展格局。要实施有效投资战略，通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计划，加快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要以互联网、数字化以及平台技术等为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为契机，加快经济数字化转型、社会数字化转型和治理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加快实施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四是要以科技创新战略为抓手，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形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等问题，形成教育、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的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和新动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强调科技自主创新，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等“卡脖子”问题，也要在高水平开放发展中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技术合作和创新网络，形成开放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五是要以产业升级为抓手，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竞争力；要通过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活力；要在新一轮产业链布局和优化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位，通过创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新引力，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六是以收入分配改革为抓手，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要花大力气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低下、内需不足等问题。这就要加快初次分配体系，改革再分配体系，鼓励和培育三次分配机制，实现效率分配、公平分配与道德分配有机结合。要加快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逐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消费增长能力，形成内循环的强大物质基础和条件。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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