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香港政坛频频出现各种奇谈怪象，没少让国人操心，同时也让大家突然发现，同样是特别行政区的澳门，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乖宝宝"。
从国家安全到疫情防控，套用一句网络段子：香港做得好的，澳门就做得好，香港做不好的，澳门也做得好。
大家都知道，澳门被葡萄牙的殖民历史长达四百多年，而香港被英国殖民不过只有一百五十年，为什么两地在去殖民化工作的差距却反而掉了个儿，澳门做得更彻底、更出色呢？
这里有一个不为广大人民所知的奥秘事实：其实澳门在实际意义上的回归比香港足足早了三十年，而且在当时就已经彻底完成了爱国爱澳人士对澳门的控制。
殖民时期，不到百分之五的葡萄牙人占据了所有的政府高层位置，来奴役百分之九十五的澳门土著，也就是广东人。在没有政治权力、又不甘心事事依靠外来殖民者解决的社会背景下，澳门居民渐渐习惯于结成一个又一个社团，来调停、解决社会当中方方面面的小事。
社团功能之强大，使得澳门根本不需要成立任何政党，就能通过社团向政府反映社会诉求。大到赌博贸易，小到买鱼买肉，今天一个小小的澳门竟然存在着4000多个社团，平均200多个人就有一个。
这些社团当中规模较大的，就渐渐成为澳门实际上起到引导人心的决定力量，社团领袖几乎就等于大陆、香港等地的党派领袖。争取澳门，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等于争取社团，谁能得到更多、更大社团的支持甚至控制，谁就拥有事实上对澳门的影响力。
自从共产党在延安终于站稳了脚跟之后，就已经开始考虑对港澳地区的先行布局。因为在南美最大的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生活着几十万日本侨民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并不敢贸然对澳门直接占领，共产党在澳门需要对付的势力主要是葡澳当局和国民党。
三方争斗的漩涡中心，自然就在于澳门数不胜数的社团和几个主要的社团领袖。
如同建国前华润公司在香港起到的特殊作用一样，1934年，出身于广东海丰的中共党员柯正平被派往澳门，建立了南光公司。
在经济上负责通过澳门往后方采运物资，以及在政治上对澳门上层华人进行统战、在底层华工当中发展中共党员的多重任务。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柯正平和南光公司的共产党背景转为公开，与此时占据社团优势的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国民党不过控制30个澳门社团；到新中国建立前夕，这个数量已经达到64个。即便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还在不停成立新的社团，蛊惑澳门同胞人心。
曾经亲赴延安图谋暗杀毛泽东的国民党第二代情报头子沈之岳，解放后就一度以澳门为基地，部署对大陆的袭扰破坏，甚至计划暗杀刘少奇。1951年新中国国庆的大喜日子，国民党势力公开冲击南光公司、高喊反动口号、组织反共游行，堵住了南光公司大门。
在南光公司提出严重抗议之下，葡澳当局才不得不出动警察驱散人群，维持秩序，并在南光公司门口设置了专门的岗哨。从此国民党在澳门的嚣张气焰才被打掉，两党的争斗从明争转为暗斗。
但是要说葡萄牙殖民政府偏向共产党，那也是没有的事。新中国建立后，在澳门和珠海之间的关闸一带，葡萄牙士兵多次越界挑衅，甚至还拉来机枪大炮耀武扬威。
1952年，澳葡当局蚕食边界，葡国哨兵向中国边防哨兵开炮，引起中国边防军反击的"关闸事件"，双方交火两天，互有伤亡。不过抗美援朝胜利之后，葡萄牙势力从此也略知收敛。由于在南光公司的出色工作，柯正华被称为"地下总督"。
当然，如果没有成功争取到澳门本地华人社团倒向共产党，柯正华的成绩是不会那么容易取得的。在这一点上，柯正华恐怕要对自己的哥哥柯麟甘拜下风。
柯麟比柯正平大10岁，广东公医大学毕业，是当时凤毛麟角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有头脑更有谋略，秘密加入了周总理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于上海成功清除了出卖澎湃的叛徒白鑫。
锄奸事毕，柯麟辗转于1935年、也就是柯正平到达澳门的第二年，也来到澳门，负责照顾在这里秘密休养的叶挺将军。
柯正平并不知道哥哥地下党员的身份，还以为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好医生。
柯麟公开的无党派身份，让很多澳门名人前来就医时不需要有太多顾忌。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比他小18岁的富家公子，名叫马万祺。
马万祺的父亲在1934年病故，1938年，年仅18岁的马少爷带着家产来到澳门，先后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而在大丰银号里，有一位头脑灵活的商业奇才司理，他的名字叫做何贤。
何贤是广东番禺人，年长自己的老板马万祺11岁，社会经历和交际手腕比马万祺要老道得多，21岁就当过广州汇隆银号的总经理。广州沦陷之后，何贤转入澳门躲避战火，又把马万祺的大丰银号打理得有声有色，很快成为澳门本地金融届的龙头老大。
最为关键的一次，由他出面，设法找到一条增印澳币的渠道，成功解决了葡澳当局因为香港沦陷导致的货币紧缩问题，从此登堂入室，从一位民间知名金融专家一跃成为葡萄牙人的座上宾，连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在罗保、金融家钟子光的穿针引线之下，何贤再次出任三人合伙的黄金公司掌门人，利用澳门相对安全的环境，独家专营从非洲采购黄金、出口香港和东南亚的生意。
动荡的时局使得黄金供不应求，何贤凭借卓然不群的经营成绩，逐渐控制了黄金公司的股份。有了足够资本的何贤开始发展自己的生意，一时间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酒店、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凡是当时能想到的、能在澳门做的生意，何贤没有不染指、不成功的。
取得澳门上流社会支持的何贤又通过鬼神莫测的谈判手腕，成功说服对澳门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解除了日本对澳门的海陆封锁，让澳门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脱离了险境。
经过这次事件，澳门上下至此无人不对何贤心悦诚服，佩服得五体投地。何贤渐渐戴上了"澳门王"的桂冠，也被称为澳门的"华人总督"。
可是不管你多么风光无限，是人总有病痛的时候，何贤也不能例外。那么何贤生了病，会找谁去看呢？正是老上司马万祺介绍的、早已名声在外的柯麟。
在何贤看来，以柯麟高超的医术和当时缺医少药的环境，他要发财根本不费吹灰之力。谁知柯麟宅心仁厚，对穷苦病患照顾有加，甚至多次免费为人诊治。这种罕见的医者仁心，将见惯了商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何贤深深吸引住了。
由于办公地点和柯麟的医院不远，马万祺、何贤、柯麟三人有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喝茶，无所不谈。当时澳门最大、最有名、条件最好的医院是镜湖医院，为了能够给更多的老百姓解除病痛，柯麟开始在镜湖医院举行半日义诊。
在金钱堆里泡大的何贤自然是不能理解柯麟这种行为，聊天的时候问他：你到镜湖医院义务为大众服务，每月少挣一大笔，还引起家庭矛盾，这是何苦呢？你准备吃亏到什么时候？
柯麟装作漫不经心地回答道："贤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算长命百岁，也只不过是大宇宙中的一瞬间啊！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是无穷无尽、世代相传的…"
就这样在一问一答之间，柯麟成功地把何贤、马万祺一起拉进了镜湖医院董事会，柯麟先后担任董事、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何贤则是担任了慈善会值理、副主席，并终身义务任职。
有了何贤保驾护航，柯麟于1946年轻轻松松就通过了葡萄牙人总督的批准，当上了镜湖医院院长——要知道，镜湖医院本身也是澳门的一大社团。
在柯麟踏雪无痕般的统战工作之下，澳门最大的社团澳门中华总商会、和培养澳门后代最重要的中华教育总会、以及澳门本地影响力最大的马万祺、何贤、崔德祺等家族都统一到了共产党的爱国阵线下面。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成立，柯麟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只是这时候他的好朋友们早就等着戳破窗户纸的这一天了。抗美援朝期间，何贤、马万祺在澳门，霍英东在香港，紧密通力合作，为祖国采购了大量重要物资。
1966年4月，澳门离岛氹仔岛的民众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向当局申请一块地皮建造学校。行事拖拉的葡萄牙人对审批工作拖延再三，却派出葡人警力，阻拦进行先期工程的华人百姓。
11月时，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 1名记者被拘捕。伤者中，一名菜农和一名爆竹工，被打伤头颅，不久因伤重去世。愤怒的华人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澳门当局必须惩办凶手并解决建校问题。
何贤也亲赴澳门总督府，结果和代理总督、陆军司令施维纳不欢而散。府门外，左翼社团举行座谈会，决定要"坚决斗争"。11月25日，从葡萄牙赶来的新任总督嘉乐庇装模作样要成立一个"中立"委员会，调查事件，由于何贤控制的中华总商会没有派出代表，这个委员会有名无实，无法运作。
在葡萄牙方面缺乏诚意的表象之下，事态进一步升温。12月3日，终于酿成在总督府门前，葡萄牙军警和澳门爱国学生、工人团体的激烈冲突，葡萄牙人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人群开枪，造成11死212伤的惨剧。
广东省及时向澳门同胞提供有力增援，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澳门华人社团向嘉乐庇提出六项要求，包括"立即向澳门同胞当面认罪和具签认罪书"、保证今后不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等，同时解放军的四艘炮艇游弋在澳门外海，以防万一。
不甘心的施维纳仍然想尝试最后一博，再次向澳门华人动武。谁知一纸密电从葡萄牙本土传来，否决了这个提议，12月16日，嘉乐庇下令将施维纳撤职，形势开始迅速向降温方向发展。
12月17日，华人社团为死难者举行公祭，澳葡当局在出殡队伍经过关闸时，下半旗致哀。鉴于葡萄牙人服软让步的表现，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澳门华人社团与葡澳当局开始展开每日谈判，马万祺、崔德祺、何贤全程参与。
为了给葡萄牙人施加最后的压力，何贤提出了 "不与葡萄牙人进行买卖"，"不交税给殖民政府"，"不为葡萄牙人服务"的三不运动，支持澳门工人全面罢工。广东也停止了向澳门运送蔬菜和淡水。
很快，在澳的葡萄牙人断粮断水，垃圾堆积如山，没有交通，没有银行服务…
1967年1月27日，葡澳当局终于发表声明接受谈判的全部六项要求，并支付高达二百多万澳币的巨额赔款。随后在29日，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签署两份"认罪书"。
此后，葡萄牙人对澳门采取了"拱手而治"的态度，国民党掌控的社团势力也被全面肃清。1999年澳门正式回归，何贤的儿子何厚铧成为了第一任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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