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提出的和合共生理念，首先是对当前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的直接回应，同时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当前人类发展正面临的共同挑战
当前人类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在相对具体的各种挑战之外，共同挑战更为根本地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纵观人类发展史，共生始终是不变的要义。在国际交往中，大量共同挑战的浮现，无论是世界性战争，还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或是全球气候变化等都凸显了共生的客观事实及维护共生的战略紧迫。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性质，使得作为客观事实的共生往往被忽视甚至无视，更为恶劣的立场是将共生视作国际公共物品进而采取免费搭车策略，肆意破坏共生环境，这进一步凸显了维护共生的战略紧迫性。
另一方面，人类正面临史上最为严峻的集体行动困境。自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席卷全球，西方国家不仅大幅收紧主权国家内部管理，更是通过组建各种自私自利的俱乐部——从小型的三方或四方合作，直到大规模的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维护——推进集团性的跨国治理，并以此为基础将大量国际公地转化为集团性共有地。在这些“跑马圈地”努力的背后，是少数国家对国际权势、地位等的自私关切，这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变更为困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疫情溯源、疫苗分配、救助方案等方面的政治化操作，可谓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破坏集体行动的表现。
和合共生理念的内涵
深刻认识到人类发展的深层挑战，使得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的理论和方法都变得更加系统。
和合共生理念既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方法也明确表述出来。共生意味着整个人类乃至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伴相生关系，或者说共同体关系。就此而言，共生表述的是一种过程性逻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述的是种结果性逻辑。相比之下，和合共生涵盖的层次更加丰富：和平意味着人类相处实现共生的基本状态，合作则是实现共生的基本手段，而共生则是结果。因此，和合共生理念将手段、过程、结果等内涵都表达出来，可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完善和深化。
由于追求共生或致力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既不强调绝对和平，也不要求一致合作。和合共生并不追求康德式的“永久和平”，更不强调基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的“民主和平”或“自由和平”。因为共生的内核是双向性和互构性。西方所持的和平、合作都有一种意识形态乃至道德纯洁的虚幻追求，其结果恰好是冲突与对抗。如同美国学者苏珊·邓恩在其著作《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指出，追求纯洁性的法国陷入的是革命性的暴力和冲突，而追求多样性的美国实现的是和平与合作。问题在于，美国已经忘记了其历史，不仅其国内共生走上当初法国革命的道路而不自知，还盲目自信地在国际社会推行其错误做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和合共生理念具有了更高的道德和理论意义。
和合共生理念为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提供了创新性指引
需要强调的是，囿于人类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理念和理论 的推广并不容易。因此，提升中国话语权和道德感召力仍是基本途径。就此而言，和合共生理念为中国的国际贡献即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提供了创新性指引。
第一，创新中国的思想性公共产品供应。随着人类交往密度上升，人们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缺乏宏观性、系统性思维。二战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感叹战略家的消失，在国际关系领域，自建构主义理论提出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宏大理论，这也是《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于2013年推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特刊的重要背景之一。要实现和合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有系统的理论指引，需要有新的思想性国际公共产品。而恰逢其时提出和合共生理念，不仅是中国供应思想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具体实践，也为中国提供更多此类公共产品提供了示范。
第二，创新中国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供应。在集体行动困境变得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和平合作的坚持本身就难能可贵。提出和合共生理念，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推动既有合作理念、机制和平台的制度化，特别是涉及开放性伙伴关系、共商共建共享、三方合作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制度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制度建设，本身可能突破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地理垄断逻辑，塑造新型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劳动分工合作机制，从而推动整个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理念和机制的演变。
第三，创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外溢性公共产品。在共生面临重大挑战、集体行动严重缺乏的背景下，必须有敢于担当的大国挑起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重担。中国提出和合共生理念，事实上是对此前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理论总结：历史上的大国在崛起阶段往往“埋头苦干”。与这些历史先例相比，中国不仅早早全面开放市场，而且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中非合作论坛等为平台，主动让利分享，从而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大国崛起路径，即从既有大国的“武装崛起 他国成为受害者”模式转变成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他国成为受益者”模式。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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