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家三圣中的熊十力与牟宗三，各自对“格物致知”有了新的见解。
熊子在《读经示要》中接受阳明子的“致知”和朱子的“格物”，据《文选·运命论》将格物之“格”训成“量度”，试着调和朱子的“即物穷理”与阳明子的“致良知”，实质是为了从心学中开出科学，缓解其所谓以“良知”为基础的“道德”，与以“认知”为基础的“科学”之间的张力。
牟子（牟宗三）则提出“良知坎陷说”来解决这一问题，此不详述。
当代哲学家劳思光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提出“儒学的客观化”，也是认为心性学不利科技发明和实际事业。
事实上，阳明子的“格物致知”并非限制了科学，认知、良知只是一知，偏重科学还是偏重人文，还是两者兼顾，由人的价值观决定，而非认识论原因。不能因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就认为中国道学（圣学）阻碍了科学发展。如果阳明学限制实用之学问，为何他本人又如此能干实干？
西学二元对立、天人相分之思维，在信仰方面，只能听从外在异己律令，所以不必穷究终极，有更多心思花在对形而下的探究上，促成科学发展。中学是体用一原，天人合一、一以贯之的，既要关注形下之认识，也要追寻形上之源头，最终中国文化懂得天理在人即是天命之性，即是本心性体，于是不必听从外在律令，而能知（天理良知）行合一，自天之命（知）发用流行，成就人生事业。而一旦达此天人合一境界，必会重视和而不同，重视天人和谐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就不会与自然有太大的对立与张力，自不会急急征服自然，而懂得反身而诚。即便有发明，也多出于好奇，利于生产生活，不是用于争斗，此盖中国发明的火药被西人拿来攻击我国之原因。我们被打醒了，不得不重视科技以自卫，以超英赶美、实利民生，此乃时势必然，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就部鄙视老祖宗文化，忘却天道之根本。
难道西方侵略是合理的？是人类应该提倡的?中国落后换打了，就应该用去效法西方强大自己侵略别人？难道人类社会真应该遵循达尔文主义?我们的历史有教训，专制的奴役政治，拒斥王学推崇程朱理学，导致民众奴性、软弱，实业不发达，才有落后，专制、伪善、奴性等等必须摒弃，但是天人和谐的价值观念，重视心性的诚明文化，难道就不应该传承？而只是一味地追求外在?并以物质文明繁荣为发展?
我们虽也说重视精神文明，但是所谓的精神指的什么层面？所以，我们必须清醒、理性，不要一挨打，就全盘否定老祖宗的文化，当辩证扬弃。西方必有好的可以弥补我们不足，但我们自己的东西里边，实在有不但我国而且全球都值得学习发扬的东西在。国学盖可分为“道、器、术”，如今提倡国学，主要是要传承“道”，而不是刚刚学点皮毛，也不是还没有弄明白就一顿胡搅，不要只看到历来被我们以讹传讹的曲解而不明里。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是伪善的，这不是中国文化本质有问题，而是与专制政治联中发生了畸变，也有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失真。王阳明的致良知，恰是真实的人性表达，真实的道德，一以贯之的实学。可惜死得早，57岁逝世，恰好在他初步建立思是体系的两年后就离开了，还没来得及具体化。而其后学，门派林立，标新立异，难以其真相让越来越多的国人知晓。日本拿去促进其近现代文明，而我国沉迷于封建专挨打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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