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是奋斗者、劳动者的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自立自强，离不开科技创新第一推动力，离不开科学家精神的宝贵财富。
在我国科学研究的最前沿，有这样一批“杭州院士”——他们与杭州有着不解之缘，一直心系杭州发展；他们追求真理，求实创新，开拓求索全新的科技领域；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与坚持不懈的杭州人一起，踩出了城市发展历程中一连串勇往直前的脚印。
在5月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时，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杭州市院士专家中心、杭州日报联合推出“2022杭州院士说”系列报道，通过专访4位杭州院士，讲述其人生故事与家国情怀，展现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大国工匠精神，倡导重视教育、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社会风气。
“长大后，我想造出没有柱子的大房子。”
70多年前，尚是少年的董石麟放学后很喜欢去村里的剧院看戏，剧院规定临近散场时不再查票，董石麟便时常趁着这个当口钻进剧院，蹭个戏。但是到了剧院里面，他发现到处都是柱子，很不空旷，柱子挡住视线看线很不方便，从此有了开头的那个“宏愿”。
日后，董石麟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空间建设机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大跨度的经典建筑物从他手下设计而出，那个少年梦终于成真。
△ 董石麟院士访谈视频
学成回国“初试身手”
董石麟出生在杭州，从小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优异。1955年董石麟从同济大学毕业，时隔一年后，他和一批全国优秀大学生被公派到世界各地的大学深造。他选择了莫斯科建工学院，师从当时苏联著名空间薄壳结构专家符拉索夫教授，董石麟是他唯一一个中国学生。
“我在大学里是学土木工程的，希望以后能够造一些跨度大的房子，因此我到了苏联以后，选择导师也是这个方向。当时莫斯科建工学院有位著名的空间结构专家，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符拉索夫教授，我有幸跟着他学习。”
学成回国后，董石麟把研究方向转到重量较轻的网架结构。首都体育馆的设计是他早期的代表作。
首都体育馆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结构工程，跨度非常大，为99米×112.2米，是当时国内第一个大跨度网架结构建筑。
由于工期紧，任务急，董石麟二话没说接过了体育馆网架结构分析结算工作。当时的计算量非常大，他采用了差分法，根据边界条件，手排了两套128个方程式。花了两个星期，才完成了各项计算任务。
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大跨度网架结构建筑。直到现在，首都体育馆还在使用。现在这座体育馆经过改建后，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
最满意“水立方”的设计
国内外许多知名建筑，都留下了董石麟的印记。他主持和参与了首都体育馆、国家大剧院、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体育馆、马里国家会议大厦、北京奥运会国家游泳馆（水立方）、全运会济南体育馆、北京325米高大气污染检测塔、上海世博会世博轴、深圳机场T1航站楼、天津火车西站、杭州大剧院等国内外大量重要空间结构的结构设计计算分析。北京奥运会的水立方，是董石麟最满意的一项。
设计“水立方“，董石麟和他的团队总共花了两年的时间。北京、杭州两个团队分头工作，北京团队负责分析计算，杭州团队负责做模型实验，双方配合，两地协作。
“水立方最开始的方案是澳大利亚设计团队做的，但是在计算分析上澳方拿不出好的方法。而我们通过分析研究，找到了一些好的计算方法，包括排方程式、里面的节点实验。我们在浙江大学结构实验室里做了试验研究，我们推导公式，提出了一套什么是节点设计的方法，拿到北京进行详细分析计算。
设计“水立方”的过程中，建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般情况下，建一次模型要花半天时间，而董石麟的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幅改进，通过研究分析，最后只要用8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建模，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时间。
有了模型实验和完善的计算，团队最终将“水立方”设计出来了，然后由杭州加工制作零部件，再运到北京安装焊接，奥运会的水立方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在杭州迎接亚运会的建设中，也有董石麟和他的团队参与的作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从打桩开始到建成，前后4年时间，年近90的董石麟担任专家委员会组长，经常与大伙儿开会讨论体育场的建设情况，如何将这朵“大莲花”打造得美轮美奂。
见证中国在空间结构领域的“大国崛起”
60多年来，董石麟目睹并见证了中国空间结构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也参与了中国在空间结构领域的“大国崛起”，这是众多科学家和学者们的努力。
“科学家的精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去追求真理，科学家要对有关的未知的东西去探索，这些未知的东西都是在科学上、在功能上是国家急需的。”
如今，年近90岁的董石麟仍在担任浙江大学空间结构研究所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除了参与项目设计，还不断将自己的知识教授给年轻人。15岁立下志向，到九旬高龄依然活跃在大跨度空间结构领域的第一线，从事了一辈子空间结构的学习、教学和研究。
“我觉得我应该是实现了儿时的理想。”董石麟眼神和蔼，笑眯眯地说。
来源：杭州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