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玹微
来源 | 小普的人文史观（ID：xiaopuview）
她是鲁迅笔下《祝福》里的祥林嫂、《故乡》里的杨二嫂、《离婚》里的爱姑、《伤势》里的子君……
她是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
鲁迅对他笔下的女人向来是带着感情的，但对她，他有的只是义务。
义务，是法律的最低要求；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
这是一种不带感情的付出，虽然养了她一辈子，尽了自己的义务，但也只是徘徊在道德的下限。
鲁迅终究避不开“渣男”的帽子，可他又有什么办法？
鲁迅的婚姻是母亲做主包办的，对方是绍兴的大户朱家。
当时朱安已经20多岁了，在那个时代是个“老姑娘”。
如此“高龄”还没出嫁，不是眼光太高，就是自身有问题了。
当母亲把订亲的消息告诉鲁迅时，鲁迅没有激烈反对。
不是他愿意，只是他不想顶撞母亲。
那时候的一大批“新民”，挣脱旧思想，引领新文化，却怎么也绕不开一个“孝”字。
如蔡元培、胡适、徐志摩等人，一个个顶着“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的牺牲精神，为“孝”而成全了一段段包办婚姻，而后上演了一出出“玩人丧德”的戏码。
亲是订下来了，但这婚鲁迅实在不想去结，足足拖了7年都没有完婚。
最后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谎称病危，才把留学日本的鲁迅骗回了家。
在留学期间，鲁迅挣扎着为自己的幸福争取过一次，他写信回家提出悔婚，但母亲不同意。
母亲也是旧时女人，深知悔婚的严重性。
按绍兴当时的风俗，如果姑娘被男方退婚，无异于判了死刑，以后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
这样的结果，让鲁迅不得不做出让步，对未婚妻提了两点要求：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
可惜，这两点，朱安都没能做到。
被骗回家的鲁迅，面对事已如此的局面，不忍违背母亲的意愿，只能默默接受了安排。
一个新派人物，戴上假辫子，像木偶一样办完了仪式烦琐的旧式婚礼。
新婚当天，朱家为了讨好鲁迅，特意让朱安穿了大码鞋子，假装大脚，结果弄巧成拙，下轿时鞋子掉了，鲁迅的脸色风雨欲来般地阴沉。
在鲁迅看来，朱安的裹小脚已经让他难以接受了，想不到还玩这种掩人耳目的小把戏，简直是愚昧至极。
新婚第二天，鲁迅早早下了楼，佣工看到他的脸都青了。
这不是气的，而是印花被上的靛青染的。
鲁迅大概是捂着被子哭了一夜，以至于泪水晕开了靛青，染上了他的脸。
第二晚，鲁迅睡在了书房。
后来更是索性搬出了新房，睡到了母亲房间。
新婚宴尔，鲁迅就让新娘独守空房；
婚后没几天，他就回了日本，走上了弃医从文之路。
鲁迅学成归国后，辗转多地谋职，在绍兴的时间只有一年半。
在这一年半里，他很少回家，白天教书会友，晚上抄写古碑，借以打发漫漫长夜。
而朱安也过着一种守活寡的日子，一闲下来就默默一个人抽着水烟袋。
鲁迅从前不抽旱烟，但后来一支接着一支，抽得可凶了；朱安以前不抽水烟，但后来水烟袋不离手。
婚后寂寞苦闷的日子，逼得没法迁就的双方养成了这样一种聊以排遣的习惯。
对于朱安，鲁迅其实尝试着去接纳过。
但是，思想的碰撞，完全擦不出任何火花。
比如有一次，鲁迅跟朱安说，日本有一样东西很好吃。
朱安听完，马上说是的，还说她也吃过。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这是鲁迅杜撰的。
鲁迅大概也是不懂寒暄的直男。
面对一个没啥文化的妻子，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找什么样的话题，算是开了一个日常冷玩笑。
但是，朱安呢？
她回答得也很机械，只知道唯唯诺诺，随声说是。
这就相当于双方聊天，自己说了半天，对方却回答了一个“哦”。
这话还怎么接？
可能是自卑心理作祟，朱安不想被看不起，又加了一句，“我也吃过的”。
这在鲁迅看来，简直无话可说，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去哪吃？
一来二去，鲁迅就认定了朱安“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从此懒得跟她多废口舌。
发展到后来，鲁迅几乎每天只对她说一两个字。
早上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从鼻腔里应一声“哼”；
喊鲁迅吃饭，也应一声“哼”；
晚上鲁迅熬夜看书写作，朱安问他门关不关，他才勉为其难地开口说一两个字“关”或者“不关”。
对于朱安，鲁迅只把她当作一件礼物，他说：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对于母亲的安排，鲁迅不敢拂逆。
但在结婚的那一刻，他就决定了，“结婚前一切我听你做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的”。
所以，对于母亲给的这一件礼物，鲁迅默默地接受了。
但也仅仅把朱安看作一件礼物，接受之后，再怎么处置，那都是自己的事了。
逆来顺受的朱安也曾抗争过。
一次在绍兴，一次在北京，一次在晚年。
鲁迅担任北京教育部部员的几年里，有一次他回乡探亲，朱安准备了一大桌子菜招待亲友。
可是在席间，朱安竟然当着亲友的面指责鲁迅的种种不是，鲁迅全程一言不发。
这次爆发，没能挽回什么，反而让他俩的关系更僵了。
另一次是全家搬往北京后。
在母亲鲁瑞的寿辰上，朱安忽然穿戴整齐地走出房来，朝着亲友跪了下去，说：
“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鲁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
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鲁迅母亲）。”
说完叩头，退回屋里。
两次抗争，像极了宫斗戏里的钩心斗角。
朱安不是伟人，她只是当时社会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和绝大多数女人一样。
她有着脾气，有着心计。
她第一次抗争，是失望的，但饱含着希望，她希望鲁迅回心转意；
而第二次抗争，是绝望的，她不再指望鲁迅，但为了不被赶回娘家，她紧紧抱住了周家。
她恼羞成怒，她一腔怨气，却也做不出离家出走的壮举。
只能说一句很没骨气的“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旧时的女人，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
就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所说，娜拉离开家庭的三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要么“饿死了”。
那个时代，追求幸福的女人几乎是没有出路的。
晚年的那次抗争，不是因为鲁迅的冷漠，却是由鲁迅所引起的旁人的冷漠。
随着鲁迅和鲁老太太的去世，毫无谋生能力的朱安生活日益艰难，在周作人的提议下，朱安打算卖掉鲁迅的藏书。
一时之间，许广平和上海文化界的人纷纷来信劝阻，并登报声明。
面对朝不保夕的困窘，以及上海方面的责难，朱安忍不住嘶吼：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从“礼物”到“遗物”，朱安用了一生，最后不得不接受她是“物”的事实。
她其实早已习惯像“物”一样生活，没有追求，没有波澜。
搬往北京后的第四年，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闹掰了，鲁迅搬出了大家庭。
在这次搬家前，鲁迅和朱安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一次的“长谈”。
他说，自己决定搬出去住，问朱安什么打算，留在这儿还是回绍兴娘家？
如果回绍兴，他会按月寄钱。
其实这是鲁迅想要休掉朱安的一种委婉表达。
虽然有两个选项，但鲁迅真实的想法是，要她回绍兴娘家去。
朱安老老实实地谈了自己的想法，说这儿待不下去，娘家也不想回去，只能跟着你鲁迅走，给你洗衣做饭打杂。
回娘家，朱安是肯定不愿意的。
因为她在出阁之前，就牢牢记住了家人对她说的那句话“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
更何况，此时的朱家已经败落，房产也变卖了，她已无娘家可归。
无论在哪儿都得靠鲁迅的接济过活，但朱安只想一成不变地活下去。
鲁迅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她的想法。
他之所以同意，并不是为朱安着想。
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决绝——不再和周作人一家有任何瓜葛，“凡归我负责的人，全随我走”。
到了新胡同，家小人少，朱安一下子就变得引人瞩目起来了。
但她似乎不太机灵，完全没有作为女主人的应酬能力，好几次尴尬收场。
鲁迅当时在北京的高校教书，常有女学生来做客。
她们剪短发，穿黑布群，落落大方，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这些“新时代”的女性打量着朱安，就好像在看一件老古董。
许广平后来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她是“旧社会的遗产”。
是啊，在这群反抗旧家庭、跑到大城市来的女大学生心里，这样一个守旧的小脚女人实在大煞风景。
尤其，她还是自己的偶像、先生鲁迅的妻子。
鲁迅对于女性的观感，一度是悲观的。
但是在经历了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后，鲁迅重新认识了女性的美好，如《记念刘和珍君》所言“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
最终在许广平的敦促下，鲁迅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北京，去往上海，奔赴新生活，带着许广平。
至于朱安，“因为是母亲娶来的，所以送给母亲了”。
朱安的一生，“寂寞的活着，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当时报纸登出了她的一份小传，其中有这样一句，“人生依无价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
一个“依”字，道出了朱安悲剧一生的根源。
朱安可怜的，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鲁迅也是可怜的，他同样是牺牲品。而他在牺牲自己的时候，成全了朱安。
在那个年代，倘若鲁迅不娶她，或者娶她之后又休了她，那她只有死路一条。
鲁迅不爱朱安，那朱安爱鲁迅吗？
倒也未必。
朱安爱的，是自己名义上的丈夫，是自己的名节，是从一而终的婚姻理想。
她嫁的如果不是鲁迅，那她也会“爱”上那个人，成为他忠实的妻子，一生追随。
而鲁迅之所以娶她，仅仅出于对母亲的孝顺。
朱安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也不能完全怪命。
鲁迅一共给过她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是让她放足、进学堂，第二次是问他跟着母亲住还是回娘家，第三次是想让她以周家义女的身份出嫁。
但这些机会，都被思想古板的朱安拒绝了。
或许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朱安思想落伍。
她的可悲，在于嫁给了一个太过前卫的丈夫。
那个年代， 即使如政商界大小姐、进过学堂的张幼仪也被思想前卫的徐志摩吐槽为“乡下土包子”，何况她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女人？
有鲁迅这样一个不凡的丈夫，朱安该是幸福的；
可事实上，有这样一个不凡的丈夫，朱安是不幸的。
朱安自始至终都不明白丈夫的成就，她也没享受到丈夫盛名之下的恩宠，有的只是不被理解的冷眼旁观。
倘若朱安嫁的不是鲁迅，而是门当户对、平凡如她的普通人，那她的下场也不会这么惨。
可是，朱安当初嫁的不就是门当户对的周家长子周树人吗？
自始至终，朱安要嫁的是周树人，而不是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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