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万寿”寺？
相传万寿寺是明朝万历皇帝为其母李太后所建，老太太崇佛，又讲究风水，于是寺院选址必需背山面水。面水没问题，万寿寺门前就有河，但山呢？走进万寿寺的最后一进院落，人们就会看到有三座假山，而造山的土，相传正是从佛门圣地挖来的。中山的土，来自南海观音住的普陀山，东山的土，来自普贤菩萨所在的峨嵋山，而西山的土，则取自文殊菩萨所居的五台山，三座佛像立于山上，这就相当于把这三尊佛连同山，都给请进了万寿寺。
如今行至万寿寺前，可见山门上悬挂的牌匾，这可是老物件，上书七个大字——“敕建护国万寿寺”，为皇帝御笔亲书。哪位皇帝呢？看落款：“大清顺治二年”。从此，万寿寺又承担起了为淸室保驾护国的寄托，身份，仍为皇家寺院。
为何乾隆皇帝唯独为万寿寺写40多首诗？
“松桧（gui四声）古益佳，栋宇新斯美。万寿叶贞符，故予愿所喜。”
这首诗是公元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的时候，乾隆皇帝从畅春园返回紫禁城，途径万寿寺时写的。而写诗里大意，也是赞美万寿寺的。不过这首诗无论是从格律还是意境的角度讲，乾隆帝的这首诗看上去都不怎么样。在网络上，有很多历史爱好者喜欢拿乾隆的艺术品位调侃，就拿诗词歌赋来说，这首五言绝句似乎实在拿不出手。
不过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单为一个地方，就写过40首诗，那么每一首的质量，恐怕也无法苛求了吧。而能够让乾隆做出40首御制诗的这个地方，就是万寿寺。
《长河水系历史名迹示意图》是由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众多专家，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绘制的。从图中可见，在历史上沿着长河河段，建造分布有各类寺院，一共35座。
其中元代建的寺庙一共有5座，龙王庙 大护国仁王寺 镇国寺 极乐寺 广通寺。到了明代，受皇室崇佛的影响，在长河沿岸修建的寺院就开始增多了起来，从东到西密密麻麻达到了28座，万寿寺也是其中之一。而到了清朝，基本上没有再大规模新修寺院，而是大部分沿用、翻扩建元、明时期的寺院，至清乾隆年间，共为35座。
而在这35座庙宇之中，哦，应该再说的广泛一些，遍览天下名胜，乾隆皇帝一生只给万寿寺这一处，写过那么多首诗，其对万寿寺的钟爱有加可见一斑。这，又是为何呢？
长河这片，风水好啊！
佛号声声，香烟袅袅，35座寺庙云集，元明清三朝640年，长河两岸的礼佛盛景，可想而知。北京有句老话，叫上风上水上海淀，山有大西山，水有永定河，而聚焦长河一段，又比单纯的好风水增添出一层通脉惠民的含义——大运河。
有关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元史·郭守敬传中写得明白：引昌平白浮诸泉，经瓮山泊，入大都西门水关。这条引水入城的渠道，其实，就是长河的基础水道了。
通惠河养活了元大都，瓮山泊，就是今天的昆明湖。而自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肇建皇城之后，明清两代，长河逐渐成为了皇家的御用水道，供皇室赴京西祈福消闲之用。尤其是到了清代，随着西山、香山、玉泉山一带相继建起了五座华美的皇家园林，这条水道上也就越来越热闹。乾隆年间，此处又依永定河支流高粱河水道进行了扩建，紫禁城与三山五园之间，长河水面上的龙船往来，更加频繁。
畅春园，三山五园之一，是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北京西北郊建造的第一座的皇家园林，而从建成之日起，此处就不仅只为“休闲避暑”，更有“避喧听政”之用。康熙皇帝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这里，也在这里去世。
再到雍乾年间，雍正帝、乾隆帝在城西的居所，改为了圆明园，而畅春园则成为了皇太后颐养天年之所在。尤其是乾隆的生母崇庆皇太后，自移居畅春园后，一住就是42年。乾隆皇帝很孝顺，母亲常年住在畅春园，他自然隔三差五地要去探望。实际上，不光是畅春园，五园当中无论去哪一个，长河这条御用水道都是必行之路，而位处于长河折拐的最佳位置，似水环抱的万寿寺，则更是必经之地、必停之地。
为何万寿寺是皇帝皇后出行的必经站？
《三山五园及外三营风景图》的古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座皇家园林的位置。
明清帝后往这边来，路线是这样的：从紫禁城西华门出来之后，要先乘坐龙辇到西直门外的高粱桥，在这里的码头登龙舟，逆流而上。经紫竹院、过白石桥，就停到了万寿寺近前。
明清年间，京城就有“天坛看松、长河看柳”之说。两岸碧萆青青，翠竹古柳随风摇曳。乾隆皇帝乘船经过此处时曾称赞：柳荫深处是蓬莱，意思是说这里树影婆娑，清风徐徐，犹如蓬莱仙境一般。
紫竹院，曾经是这条水路上的行宫之一。而至于从紫竹院启航之后，为什么走不多远又要在万寿寺近前停一次，因为这有“京西第一闸”之称的广源闸，位于万寿寺东面100米的位置，是元朝郭守敬修建通惠河工程时，就在此设立的。由于闸两侧水位落差很大，为了保持上游水位能够行船，闸口安有闸板，阻住上游水流。如此一来，甭管帝后多么尊贵的龙体，到了这里就必须在南岸码头下船，然后从广源桥上走到长河北岸换船。而换船的地点，就在万寿寺门前。
万寿寺，由此也就成为了长河水道上，必经，也是必停的一个歇脚点。根据史料记载，每到换船当口，长河北岸，万寿寺的僧众就会聚集于寺院门外，跪伏于地，迎接圣驾。而最经常需要迎来送往的，就是乾隆皇帝了。他给万寿寺写的那40多首诗，就是证明。
为何万寿寺叫“京西小故宫”？
独独为了万寿寺，乾隆皇帝40多次作诗，个中原因，这会儿也可以揭晓了。对于这位皇帝来说，万寿寺的意义，已远超礼佛休憩之所，而是普天同庆皇太后寿辰的道场。
乾隆16年、26年两次翻修，都是参照着紫禁城的规制来的，由此，万寿寺也就有了“京西小故宫”之美誉。
尤其是乾隆26年，也就是公元1761年，崇庆皇太后70寿典，乾隆皇帝为了母亲的“古来稀”，不仅把万寿寺打造的金碧辉煌，还把从万寿寺直到畅春园这一整段路程，完全按照江南水镇风格，开出了一整条买卖街道，取名“苏州街”。
但见街道两旁，铺面林立，掌柜伙计的一应俱全。而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是摆设，做买卖的人，都是宫里的太监装扮的，就是为了讨老太太开心。其奢华、其靡费，在这幅《香林千衲图》中，尽显无余，而这，也是万寿寺在明清两代中，最辉煌的时刻。
两度扩建，三次祝寿，乾隆年间万寿寺所享有的尊崇，可谓登峰造极。只不过，当所谓的康乾盛世过去，清王朝的国势，日显衰颓。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中国苦难深重的历史。1860年，离乾隆年间“集万千宠爱”的荣耀过去尚不足百年，英法联军的铁蹄，就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踏入了北京。可叹三山五园，三山犹在，但五园齐毁，万寿寺，也在遭遇洗劫和一场大火之后，逐渐沦为了一片菜地。直到二十多年之后，一个女人的出现，才令此地似乎又恢复了些久违了的旧日气派与皇室风华。这个女人，就是慈禧。
为什么慈禧叫“老佛爷”？
慈禧酷爱扮佛，尤其喜欢观音造型。而一般能在宫中陪着她搞角色扮演的，非大太监李莲英莫属。
于是，也就有了这样一个传说：为讨主子欢心，李莲英指使手下，按慈禧面貌雕造观世音菩萨坐像一尊，安置于万寿寺正殿主佛——三世佛像的后面。待一日慈禧造访，李莲英特意将其请入“现宝”，并率众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慈禧大悦，自此常常驾临，而“老佛爷”这一称呼，也就随着她这次万寿寺之旅，从宫里到宫外，由京城到全国，迅速地叫开了。
传说就是传说，有关“老佛爷”这一称呼的用法，著名历史学家朱家溍先生在《故宫退食录》一书中早有介绍，清朝官员见到慈禧太后，必须马上跪拜请安。说的是：“臣某某某请皇太后圣安！绝对不能叫“老佛爷”。
但传说之所以能成为传说，多少还是有些历史依据。比如说，那尊李莲英监造的观音菩萨雕像，确实有，而且确实就安放在万寿寺。而至于慈禧太后呢，据清史记载，从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二年的五年间，她就曾经五十多次来万寿寺参佛，闲坐。能得到慈禧如此青睐，莫非，真的是因为这座“老佛爷”吗？
还真不是。能让慈禧太后如此心心念念的，并非万寿寺，而是颐和园。
慈禧太后为何5年间去50多次万寿寺？
重修清漪园，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一直是慈禧太后的念想。为了这个能让“老佛爷”修养怡神的夏宫，自光绪十三年起，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就已经在悄悄地展开了。转过年来，正式颁布上谕大张旗鼓地建，并改名为“颐和园”。在当时国力已经极其衰微的情况下，如此巨大规模的园林重建哪儿来的钱？很多历史爱好者恐怕都知道——挪用了海军军费。
从起初还遮遮掩掩，到之后公然支取，修建颐和园到底挪用了清军水师多少经费，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已经坐实的数字在1000万两左右。回想一下前文中所提到的，慈禧太后频繁光顾万寿寺的起始时间点——光绪十八年，也就是1889年。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前一年，颐和园基本完工。所以，与其说慈禧太后是五年间去了50多次万寿寺，不如挑明了讲，她是移驾了50多次颐和园。而万寿寺作为皇家水道的中转枢纽，再次发挥了行宫的作用。当然，既然颐和园都不惜血本地修了，这万寿寺，自然也得好好地收拾收拾。公元189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二年，万寿寺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修缮。除了对寺院原有建筑全部进行维修装饰外，还恢复了千佛阁等建筑，总共耗银二十六万四千余两，整整修了一年。
来都来过那么多次了，为何偏要在这1893年大兴土木呢？其实，与当时整个北京城的筹备而言，万寿寺的动作还算小的。因为1894年，慈禧将迎来六十大寿，据说当时内务府拟出来的祝寿预算，高达3000万两。而作为寿典的核心地带，万寿寺，能没有点儿大阵仗吗？
但所有的设想中的“天增岁月人增寿”，终成“镜花水月一场空”。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举国愤慨之下，清政府哪儿还有心思，又哪儿还有脸面来给“老佛爷”庆生？刚刚修缮一新的万寿寺，很快将见证的，却是一个旧时代的全面崩塌。
万寿寺被誉为“京西小故宫”，寺中供慈禧下榻的西跨院，也有“京西宁寿宫”之称。但在1894年之后，有关慈禧巡幸万寿寺的记载也就越来越少了。
坊间流传比较多的，是说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西逃时，还曾在万寿寺落脚过一晚。只不过，根据我们向历史专家的了解，以当时慈禧狼狈仓惶之状态，这种说法，恐怕立不住脚。
近乎转瞬之间，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结束。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万寿寺仍归逊位的“皇家”所有，但紫禁城里的人，是再没来过。直到1917年，一度已经冷冷清清的万寿寺，又喧闹了起来。
小麻将打着、小点心啃着，兴头上来可以去打一盘Tennis，1917，万寿寺中，一派休闲气息。土的洋的，中的西的，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乍一看会以为是个俱乐部、娱乐间。而如果不特别提醒，谁会想到此时的万寿寺是个战俘营呢。
为何战俘会在万寿寺打麻将、打网球？
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景象，就出现在名为《中国德奥战俘营》的摄影集中。而照片中出现的这些洋人，正是所谓的“战俘”。他们，是从哪儿被抓来的呢？
时间回拨到照片拍摄的三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场当时被中国称为“欧战”的战争中，袁世凯当家的北洋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这简直是一个令世人笑掉大牙、也让国人咬牙切齿的表态——因为亚洲战场上的交战双方，德国和日本，正为了抢占在不平等条约中掠夺的青岛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
战斗结果，德军失败，德国士兵当然不愿意被日本人抓住，于是选择向中国“投降”，被安置在了南京城北丁家桥省议员公寓，这也是中国境内最早设立的“德奥战俘收容所”。
袁世凯死后，1917年8月，由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将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所有驻华军人扣押，分置于全国八个战俘收容所中，万寿寺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关押的，是奥地利驻北京和天津使领馆的卫兵，共计138人。
说是战俘营，但放眼世界，任何一次战争中，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恐怕都找不到如此待遇的战俘营了。就在这座昔日的皇家寺院中，士兵住进了三大殿，而军官们，则干脆“享用”了当年慈禧的西跨院。成日里优哉游哉，棋牌样样都有，西餐顿顿挺足，甚至有战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相信，人人今后都会乐意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人人对这段经历都会终身难忘，永远记忆犹新。
而对于给予战俘如此类似于疗养院式的待遇，北洋政府的表示是：“本宽大矜怜之意”，对战俘“妥为待遇，以示博爱，展现中国人的善良德性”。
但100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所表达出的“善意”，却并未唤起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丝毫良心。1918年11月，一战结束，次年二月，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但英美法日意等列强却各自暗怀鬼胎，勾心斗角，开出了一场分赃会议。会议抛出的《凡尔赛条约》，不但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而且竟明文规定要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民众群情激愤。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全国迅即响应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推动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弱国无外交，自身不够强大，则“公理战胜强权”只能是一句空话。五四运动，为当时仍旧蒙昧的中国擦亮了双眼，而对于北京城中发生的一切，万寿寺里过着消停日子的德奥战俘们，却仍懵然无知。
尽管没有受到公正待遇，但中国政府仍然负责任地履行了国际义务。1920年2月，中国政府将收容于全国的德奥战俘集中，妥善安排遣返。也就在同一年，仍然蜗居在紫禁城中，保留着个象征性名头的清宫内务府，把万寿寺租给了北洋政府陆军军部，每个季度租金，大洋600块。
租给军部，还能好得了吗？民国时期，万寿寺这座曾经兼寺院、行宫、园林的宝刹，被强加了各种令人瞠目的“功能”。除了战俘收容所之外，还被当作过兵营，学校，疗养院，毒犯收容所等等。之后，又被长年闲置，杂草丛生，日渐荒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