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朝诗人李绅，我们自然而然会想起他的《悯农二首》：
第一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春天播种下一粒种子，到了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的粮食。天下没有一块不被耕作的田，可仍然有种田的农夫被饿死。
第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农民在正午烈日的暴晒下锄禾，汗水从身上滴在禾苗生长的土地上。又有谁知道盘中的饭食，每颗每粒都是农民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呢？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秋天的丰收景象，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紧接着第三句推而广之，展现出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和前两句联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黄金”的生动景象。这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的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最关键的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却还是两手空空，有的甚至惨遭饿死。这首诗，迫使我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去发问“是谁制造了这人间的悲剧”？
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找，去思索，这无疑给我们以充分的想象空间。
第二首诗，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以一当十。它高度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不是空洞的说教，更不是无病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对农民真挚的同情。
说实话，这两首小诗在百花竞艳的唐代诗苑，同李白、杜甫、王维、李贺等人的那些名篇相比较，或许根本算不上精品，但它却流传极广，妇孺皆知，不断地被人们所吟诵、品味，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由这两首悯农诗，我们可以领略到诗人李绅在没有任何官职时对下层百姓的极度同情，也可以让读者想到诗人对当时看似繁花似锦的时代隐含着的忧虑。那就是这世道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
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对下层百姓生活极度关切、同情的诗人，后来却生活极度豪奢，对下层人们滥施淫威，还喜欢耍弄权威，无情无义，简直好像是换了一个人。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幼年丧父的李绅，出身妥妥的官宦之家。曾祖李敬玄，做过唐朝宰相，官至中书令。祖父李守一，成都郫令。父亲李晤，历任金坛、乌程、晋陵（今常州）等地县令。
不仅他的长辈都是官员，后来就连他的子孙也都是不大不小、体制内的吃皇粮的官员。长子李乾祐，建州刺史。次子李开，水部员外郎。三子李濬，职直史馆。长孙李羔容，管经略判官。次孙李无逸，算曹博士。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古代的官员们被称为大人、太爷、大老爷等，即使是时代发展进步以后，官员们也仍然被称为领导。他们喜欢被人们称呼职务，不喜欢也没人敢称呼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用来填表格的，是用来光宗耀祖的，而不是用来被人称呼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这说明了一个现实问题：地位差别。
对李绅来说，尤其如此。李绅写作《悯农二首》，普遍认为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其实，我个人认为，李绅作这两首诗的年代，应该是在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之前。因为在这一年，李绅赴长安应进士试，逢吕温，因为这两首诗，受到吕温的赏识。
那时候的李绅，没有功名，正在往功名的路上奋进狂奔。一个白身，除了刻苦学习，就是到处游历。闲着没事，使他能够经常接触到下层百姓，比较了解百姓的生活。
后来，他接触到的，不是达官，就是显宦，慢慢便脱离了下层百姓。特别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李绅考中进士，补国子助教。后来离京至金陵，入节度使李锜的幕府。这使他彻底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离下层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了。
看看李绅此后的经历，我们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对百姓无情无义的人了。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李绅任右拾遗。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李绅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李绅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马。
自宝历元年（公元825年）至太和四年（830年），历任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李绅任浙东观察使。
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李绅任河南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亳汴颖观察使。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李绅任淮南节度使、入京拜相，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因中风辞位。后来又出任淮南节度使。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病逝于扬州，终年七十五岁。
特别是唐朝时的“牛（牛僧孺）李（李德裕）党争”，持续时间40年，双方均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毫无道德底线，全然不顾国家社稷和百姓的死活。而李绅就深深卷入其中，充当了李党的得力干将、马前卒。可见，李绅前后矛盾的人生，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说起李绅的豪奢生活，那绝对可以和明朝权臣张居正媲美。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张居正的才华，也不可能给唐王朝带来任何“中兴”。
李绅飞黄腾达以后，已经完全进入了腐官酷吏的行列。他生活上花天酒地，工作中滥施淫威。
史书上说他，随着官职的升高，“渐次豪奢”。也就是说，李绅并不是一下子变成生活奢侈、贪官酷吏的，而是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循序渐进的过程。
据传，李绅一顿饭的耗费，一般都得达到几百贯，甚至上千贯。他在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候，对百姓疾苦极为漠视。在他治下的百姓，终日惶惶不安，很多人都不得不渡过长江、淮河，逃难到别处。
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对李绅的行为，无不嗤之以鼻。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曾应邀参加时任扬州节度使李绅的宴会。他看到李绅家中私妓成群，其中一名歌妓色艺双绝，感慨颇多，于是写下了《赠李司空妓》一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诗的大意是：佳肴美酒，歌姬美色，轻歌曼舞，李司空早已习以为常，养尊处优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于心不忍。
李绅不仅生活奢侈，而且还爱耍权威，无情无义。
李绅在发迹之前，经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做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叔叔”。李绅发迹之后，李元将因为要巴结他，主动降低辈分，先是在李绅面前自称“弟”，后来又自称“侄”。李绅都不高兴，也不理他。直到李元将在李绅面前自称“孙子”，李绅才勉强接受了他。
有一个姓崔的巡官，与李绅是同科进士。有一次特地来拜访他，刚在旅馆住下，他的家仆与一个市民发生争斗。李绅问那个家仆是干什么的，家仆说：“是宣州馆驿崔巡官的仆人。”
李绅竟然把那仆人和市民都抓起来杀了，并下令把崔巡官也抓来，说：“过去我曾认识你，既然来到这里，为何不来见我？”崔巡官连忙叩头谢罪，说他刚来，还没来得及。可李绅还是把他绑了起来，打了二十杖。
崔巡官被送到秣陵时，吓得面如死灰，甚至都不敢哭。当时人们议论纷纷：“李绅的族叔反过来做了他的孙子，李绅的友人成了被他流放的囚徒。”
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纷纷逃离本地，下属向他报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李绅道：“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就让他们随风而去吧。”
上面这些故事，还不是李绅最大的“亮点”。李绅一生最让人诟病的，是他晚年经手的“吴湘案”。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其时，扬州江都县尉吴湘被人举报贪污公款、强娶民女。
李绅接报后立即将吴湘逮捕下狱，判处死刑。但此案上报到朝廷后，有的御史怀疑其中有冤情，朝廷便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此案。
崔元藻调查后发现，吴湘贪赃属实，但款项不多，强娶民女之事则不实，所以罪不至死。但李绅却一意孤行，还没等圣旨下来，就把吴湘处死了。
按照奏章中的说法，李绅执意处死吴湘的起因，是扬州都虞候刘群欲娶流落广陵的美女阿颜，不料阿颜的养母却悄悄把阿颜嫁给了江都县尉吴湘，刘群闻讯后非常气愤，就唆使他人举报吴湘贪污公款、强娶民女。
但是，实际情况是，李绅也看上了阿颜的美貌，想纳阿颜为妾。没想到却被吴湘捷足先登了。故此，李绅勃然大怒，执意要置吴湘于死地。
由于吴湘迎娶阿颜的聘礼丰厚，李绅便下令调查他的收入来源，很快便发现吴湘有贪污行为。
故此，有人认为这就是一场蓄意报复。吴湘的叔叔吴武陵，当年得罪过李德裕的老爸李吉甫，两家是世仇。李德裕当上宰相后，也借故整过吴武陵，并将他贬为潘州司户参军，后来吴武陵郁郁而终。
李绅自然很清楚吴、李两家的龌龊，为了取悦李德裕，李绅将吴武陵的侄子吴湘也列为报复对象，因而罗织罪名，杀了吴湘。
事实上，李德裕同此案也脱不了干系。御史崔元藻回京后说吴湘罪不至死，李德裕立即将他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罢相，李党倒台。这时，吴湘的哥哥吴汝纳为弟弟鸣冤，请求朝廷复查吴湘案，三司复查后吴湘终于得到平反。
这时李绅虽然已经去世，但按照唐朝的规定，酷吏即使死掉也要剥夺爵位，子孙不得做官。由于生活豪奢、为官酷暴、滥施淫威，此时已经死去的李绅被定性为酷吏，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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