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到“十一”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总会立起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与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画像遥遥相应。

他是两千多年帝制的终结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新纪元的缔造者,民族危难之际“挽大厦于将倾”的拯救者。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中国带向了命运的新转折。让他的画像在今日中国的政治心脏上,见证他耗尽毕生精力所奋斗的国家安宁、社会繁华、百姓幸福一点点成为现实,是我们给予他的深切敬意。

要知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孙先生在百余年前提出的,至今,依然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要知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亦是孙先生在百余年前说过的,至今,仍是我们洞察世界的一把尺子。

要知道,“天下为公”是孙先生一生最喜欢写的字,其中蕴含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至今,也是我们坚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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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在总府的交集(孙中山与蒋介石)(1)

若即若离

蒋介石认识孙中山10年后,他亦父亦兄的人生导师陈其美遇刺身亡,他悲痛欲绝。不过正是在此之后,他和孙中山建立起比较直接的联系,得以称孙中山为“中师”。可这种联系在长达七八年里,始终若即若离。

孙中山1917年护法运动的重要收获,是当年11月成立的援闽粤军。第二年,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是陈炯明。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军事幕僚,赴汕头总司令部就任负责参谋事务的作战科主任。刚过而立之年的蒋介石便任“上校参谋职”,踌躇满志,在日记中写道:“忍耐五年,用功五年,不过三十多岁,何事不可为,何事不可成。”他的确展现出一名职业军人的良好军事素养,半年便升任独当一面的第二支队司令官。

但1918年底,蒋介石擅自攻占福建永泰,又“过信停战协定,以为敌无反攻之计”,致使永泰得而复失,失去了陈炯明的信任,在粤军中的处境微妙起来。于是蒋介石给孙中山寄去“辞去第二支队司令官书”,并考虑“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再定进退”。但孙中山需要蒋介石在国内助理军事,因而反对他的“游学”计划。既不愿回粤寄人篱下,出国又遭“中师”否决,蒋介石痛感“世界之大,竟无介石立足之地也”,陷入茫然不知所从的人生危机中。

当蒋介石离开广东,混迹上海,愁闷抑郁之际,孙中山正寓居上海著书立说。他出版了《孙文学说》,目的就是让革命党人,特别是让“中途旁皇”者“坚定信仰”。蒋介石虽然也读了这本书,但仍然没能坚定信仰,在日记中悲叹:“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耶?悲不自胜。”

失去人生方向的蒋介石,在建设力量与破坏力量之间挣扎,对孙中山的态度也在消极与积极间徘徊。见“中师”对自己不离不弃,“恳恳施教重复之状”,他内心感到“惭愧不已”,“恐不副其所望也”。对于孙中山在日本友人面前对他“称许异甚”“垂爱之状,不可言喻”,他更感“自愧殊无以当中师之赞也”。

但同时,蒋介石又始终视孙中山命他去福建筹划辅佐军事为畏途,多次去了又走,最终于1920年10月抵达汕头。当时陈炯明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广州。蒋介石率领第二军从老隆出发,攻克河源、惠州,顺利攻占广州。10月29日,陈炯明宣布克复广州。那时,积极参与驱逐桂系军阀的老同盟会成员朱执信刚刚被杀害,于是蒋介石代替朱执信,成为孙中山最信任的军事人才。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又过之。”

患难与共

孙中山在称赞蒋介石“知兵”长处的同时,也看出蒋介石性格之短,“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希望他能“为党负重大之责任”,牺牲个人成见,与陈炯明合作。但蒋介石对陈炯明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

1920年11月下旬,当孙中山率部回粤组织军政府时,蒋介石正寓居浙江武岭家中,以“家事未了”“家慈病甚”为由,再三拒绝孙中山电催返粤的要求。直到1921年2月,蒋介石才抵达广州,但不到10天,就因为军事进展缓慢和粤军内部矛盾而感到“穷窘难过”,又跑去了香港。

蒋介石这次离开,一方面是不满孙中山在军事上过分依赖陈炯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即反对孙中山早选总统。蒋介石认为“先生之主张早选者,其目的在乎注重外交,与对抗北京政府”。但蒋介石反对借重外交,“回忆吾党失败之历史,无一次不失败于注重外交者”,“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梗阻者”,因此“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实,自有发展之余地也”。

但孙中山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自己与陈炯明“意见不同,确无可讳”,但“决无公开破裂之理”。至于选举总统,孙中山力主坚持,发表谈话称:“此次费无数力,始得回粤。如不举总统,西南无发展之望。我今次回粤,具破釜沉舟与粤共存亡之意。”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

其后,孙中山开始筹备北伐。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后,企图据广东自治,不愿再出兵。但孙中山坚决表示北伐“决不延滞”,于12月4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筹划北伐。

1922年3月,孙中山召开紧急会议,蒋介石力主回兵讨伐陈炯明,为了预防陈炯明叛变,还建议孙中山“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陈军,然后北伐”,但没有被孙中山采纳。于是蒋介石再次辞职离粤。此后,蒋介石虽心系广东局势,但始终没有回粤应付危局。

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及时得到消息,假称是医生,脱险登上楚豫舰,第二天移住永丰舰。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危险的遭遇之一。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悔恨交加,在日记中痛感:“吾速返粤不滞迟,则此事或不至于如此也,吾亦有罪。”

6月29日,蒋介石穿越叛军封锁线,登上了永丰舰。孙中山随即授予他海上指挥全权。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蒋介石表现沉稳,保护孙中山安全,指挥舰队作战,鼓舞军队士气。直到8月9日,孙中山与蒋介石等人离舰赴沪,这场冒险才告结束。蒋介石的“救驾”让孙中山铭感在心。他称赞道:“陈逆(炯明)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在总府的交集(孙中山与蒋介石)(2)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总理遗嘱”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前。

总理“信徒”

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患难与共的经历,虽然增进了两人的私谊,但并未令他在事业上获得起色。蒋介石很快又陷入名位不定、方向不明的苦闷之中——“住址未定,行踪不决,看书无书,学字无贴,欲行无处,欲住难安。天下惟无职业者与地位者为最难安。”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蒋介石抵福州后不到一个月,因对东路军内部的派系争斗产生恶感,去意又起。孙中山复电督责蒋介石完成讨贼重任,“万勿轻去,以致偾事”,还以代其联系赴苏一事加以“诱掖”。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在给列宁等人的信中,称蒋介石是“我的参谋总长和最可信赖的代理人”。蒋介石自喜“前程发轫有望”。不过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并没有立即被委以重任。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蒋介石虽然出席了会议,但因孙中山的劝告,未当选中央委员。

孙中山在一次次依靠军阀失败后,决心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他在这年1月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3日,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最初担任的职务。

等待多年终于迎来人生重要转机,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建校紧张进行时,蒋介石突然在2月下旬以 “自惟愚陋,不克胜任,务请另选贤能”为由,提请辞职。孙中山回复称:“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著手进行,经费亦有著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迟。”

蒋介石给孙中山回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离粤原因,抱怨孙中山对自己缺乏信任,谓:“先生不尝以英士(陈其美)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觉得,孙中山对他没有达到陈其美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的地步。

结果,蒋介石获得了更多军校人事、财政权力,于4月回粤。5月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军校的开学典礼定在了6月16日——正是两年前陈炯明兵变的日子。孙中山讲道:“中国革命(建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完全是失败”,“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原因就是: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从今天起,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此后,蒋介石严厉治校,在学校里树立起个人权威。黄埔系成为他日后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表示拥护孙中山。孙中山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决定北上。

11月3日,孙中山向黄埔军校全校师生作了长篇告别演说,勉励学生“忍苦耐劳,努力奋斗”。10天后,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他又特意在黄埔停留,蒋介石率全校师生在校门口列队恭迎。检阅巡视后,孙中山对蒋介石说:“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介石听此不吉之言,非常惊愕,追问为何言此。孙中山答复:“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业,则可以死矣。”当晚,孙中山便乘舰北上,年底抵达北京。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蒋介石与孙中山最后一次见面。

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又不安分起来,于1925年1月进攻广州。广州政府决定出师东征。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学生军作为先锋,于2月3日出发,相继占领东莞、淡水等地。正当战事紧张进行时,3月21日,蒋介石突然接到电文,得知孙中山已于3月12日逝世。第二天,他发表通电,表示“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在3月30日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上,蒋介石以“弟子”身份,宣读《祭总理文》称:“廿载相从,一朝永诀,谁为为之,而竟使至此!英士既死,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执信踵亡,吾师并以执信之责任归诸中正。……朝闻道,夕死何憾。主义不行,责任未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

这年10月,第二次东征开始,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最终歼灭陈炯明叛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因两次东征战绩显赫,蒋介石名声大振,在之后的国民党二大上,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跻身国民党权力最高层。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获得,是在孙中山死后而非生前;孙中山生前并未把蒋介石作为继承人来栽培。

蒋孙二人虽经历过认同危机与政见分歧,但蒋介石对“中师”的个人忠诚从未动摇。不过这种“忠诚”更多是基于对孙中山人格魅力的敬仰,而非对其革命理论的信仰——孙中山病逝后,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日益巩固,他才开始系统阅读孙中山革命理论,成为真正的总理信徒——对性格暴躁孤僻、格局褊狭的蒋介石来说,“中师”宽容大度的人格魅力令他神往。好友戴季陶就曾劝蒋介石学习孙中山的“中正和平”。直到1936年,蒋介石还在为自己气度不宏、举止局促所苦,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容止言辞皆不能宽裕大方如总理也。勉之!”

也正因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主要源于情感感召,因而带有传统的忠臣报君色彩。1923年蒋介石访苏期间,对是否加入共产党,回复称须请命孙中山,被“留俄同志”讥讽为“忠臣多而同志少”。这一令蒋介石感到骇然的评语,却成为他日后求之不得的党内情感——1932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起后,面对内忧外患,感慨手下无人排忧解难,“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如余对总理之精神者,至今不可再得,此吾党之所以失败也。”

作者:罗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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