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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磨叽竟然从中广核离职了。
那时我在美国出差，许久没联系的磨叽突然给我电话，说他在杭州工作了，要我抽空请他吃饭。我很吃惊——印象中的中广核可不是谁都能进的。
“中广核不是待遇挺好的吗？又稳定，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辞了？”
他顾左右而言他，我再问，他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你别问了，我是外包公司的，有活干领钱，没活时被裁，又不是正式员工中广核会养着！”
磨叽是我大学室友。10年前，我们4个毕业后各奔东西，他和叶忠去了佛山，老二回湖北黄冈进了一家窑炉公司，都很快在本专业——陶瓷行业找到了工作，我则决定为了爱情来杭州。
离校前夜，叶忠和我站在阳台上聊天，悠悠地叹了口气：“我们这垃圾学校只有去佛山才能找到工作，你确定你要去杭州？值得么？”
我懂他的意思，但毕业就分手，我做不到也放不下。看着楼下路灯下搂搂抱抱的情侣，我没理他。一阵风挟着夏天的热浪扑头盖面，阳台上的蚊子热得躺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我们两人呆呆地看着楼下各怀心事。不一会儿，女友英给我电话说火车票已买好，杭州东站到求职公寓的公交线路也查好了。
“票买好了？”叶忠上前抱了抱我，“我是明早的火车，我没你那么好命，我得回去自己收拾了。”说罢回头便走。
“鸟人，苟富贵勿相忘。”
他摆摆手：“富贵个屁！去佛山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
当我第一脚踏上杭州时，心里很失望：东站前拉客的黄牛到处都是，垃圾满地，乱哄哄的。换了几趟公交车，才找到位于某小区的“求职公寓”，门半虚掩着，墙壁上的油漆湿漉漉的还没干，浓郁的甲醛味儿越门而出。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一个衣服上沾着油漆的胖子伸出脑袋，嘴里嚷嚷着：“干嘛，怕我们吃了你？不要怕，安全得很！新店开张优惠大！”
胖子用脚“砰”地踢开门，帮我把行李提了进去，我才知道胖子就是这里的老板之一，另一个老板是他的女友。
“求职公寓”每个房间4张床，上下铺，男女混住，让人心生不安，但胜在便宜干净。我半推半就地住了下来，却没想到这一住就是3个月。虽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找工作这么困难，加上双方父母都反对我俩在一起，我和英不堪压力，时不时吵架。我也动摇过想要离开，给叶忠打电话，让他帮忙在佛山找工作，他却劝我坚持下去，不要轻言放弃。
时间一长，胖子倒是有些受不了了，劝我：“你学校这么烂，就别挑三拣四，先随便找份工作得了，扫地洗厕所也行啊，不然养活自己都困难。”
事实上，我确实只有被挑的份，3个月简历投下来，让我去面试的不是卖保险的就是放高利贷的“金融公司”，好不容易有家看起来正常的公司打电话让我去面试销售，说转正月薪就能上万，我激动万分，当天就去了，刚一进门，一股浓烈的白酒味就涌进了鼻腔——面试官前摆着一桌子用一次性杯子装着的不知品牌的白酒，倘若应聘者说自己“能喝”，面试官就会让他一口气喝两杯白酒，如果不醉，当场聘用，如果醉了，则塞给人一瓶矿泉水，再让保安把人拎出门外。气氛如刑场一般肃杀逼人，轮到我时，面试官问我：“你能喝多少白酒”，我硬着头皮结结巴巴说自己“能喝一斤”，面试官及旁边的应聘者哄堂大笑。
回公寓后，胖子见我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又开始说我：学校烂不说、还不肯面对现实。我很想冲上去揍他一顿，但终究忍住了，而他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脸色，嘴里依旧喋喋不休：“三个月找不到工作，其实你就可以放弃了，我查过了，你们学校虽然差，但是在陶瓷产业区还是能找到工作的。”
我没理他，直接躺在床，上铺的姑娘听不下去了，安慰我：“别理他，这死胖子就是嘴碎，你总是会找到工作的。”
2
有天我睡到中午才起床去吃饭，手机放在桌子上充电，回来后发现有两个未接，网上查了一下，是家国有设计院，回过去，对方要我当天就去应聘，过时不候。
挂了电话，我匆匆洗了个澡，穿好衣服之后，突然颓丧地想：这种国企肯定不招我们这种学校的毕业生。纠结了一会儿，给英打了个电话。她劝我去面试，说这家公司就在和平广场，离我很近，而且她的公司和这家设计院以前是兄弟公司，常有业务来往。
当我坐在两个面试官面前时，一反常态地平静，心想反正都是走个过场。面试我的是HR和一位姓尹的副处长，两人拿着我的简历翻来覆去地看：“你们学校毕业生好像一般去佛山，来杭州的很少，不过你有个师兄于凯在我们部门干得还不错。”
HR问我来杭州的原因，我说完，她就咯咯一笑：“尹总，他和你一样呢。”
那个尹总也笑，问我女友的工作，我如实相告，他一脸诧异：“那公司待遇非常好，但难进，非985硕士不要。”
“她家亲戚在里面好像是个大领导。”我对这次面试不抱希望，信口胡说道——也许就是因为这句话，给我带来了转机。
“你为什么不让她亲戚介绍进去？”尹总问。
“我一男的，不能靠她，不然头也抬不起来。”我的回答很是年轻气盛。
尹总抬头看了我一会儿，突然笑出声来。不知为何，他这一笑，我突然感觉“有戏了”，心里一下紧张了起来。
“你找了多久的工作？”他又问。
“3个多月了，我4月初就来杭州了。”一紧张，我额头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流，声音也开始有些颤抖了。
“尹总，你觉得怎么样，能录用吗？我觉得他不错。”在一旁的HR突然插话道。
“应当没问题吧，要不你先回去等电话通知。”说完，尹总便起身要走。
“快表现啊……”HR朝我使眼色，我鼓气勇气站了起来：“尹总——”
“嗯？怎么啦？”他回过头来看着我。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今天错过了这个工作机会，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那你就现在跟他签合同吧。”尹总对着HR，指了指我，然后转身就走了。
HR笑眯眯地对我说：“幸好尹总回头了，主要是你学校一般，我们极少招‘双非’的学生，会被上面的领导否了——不过先说清楚，以你的条件，工资不高，到手只有1800，但是按杭州最高额度缴纳五险一金。”
我竟然能进设计院！——我的心狂跳不止、手也不停颤抖，差点跪下来朝老家的方向磕头感谢祖宗保佑。我已经无心听HR介绍合同条款了，她还没说完，我立马翻到最后一页签字按手印，生怕对方反悔。
从设计院出来，我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四处打电话通告，怕自己过于激动、在公交车上失态，就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和平广场一路走到濮家新村，可还是太兴奋了，总忍不住大喊大叫，引来路人纷纷侧目。
回到公寓后，还没进门，胖子就问我：“面试怎么样了？”还没来得及等我回答，他又问：“工资怎么样？”
“成功了，工资只有1800。”
“只有1800？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的学校只值1000块钱一个月。”胖子自己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却不知为何老是看不起差学校的人，只对住在公寓里的名校毕业生热情有加。
“反正合同上写的是2300，缴完五险一金之后有1800，不包住宿，但有食堂。”我心情好，也不想计较胖子的挖苦了。
“你别高兴太早啊，你不知道绍兴丈母娘结婚都要房子的。”胖子知道我来杭州的缘由，用力敲敲墙壁，“诺，这套房子要多少钱你知道吗？200万！你猴年马月才买的起！”
我没理他，直接进了房间，听见他女朋友埋怨他：“你刻不刻薄啊，人家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这样怎么做生意啊？也没见你给我买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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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叶忠和磨叽两人就受不了天天加班到深夜，叶忠转行去做了销售，磨叽辞职考研再次失败。电话里听到他们的动荡，我还庆幸自己的安稳，以为自己会在这家设计院干一辈子——现在想来，我还是太幼稚了。
报到时，顶头上司王处让新人做自我介绍，前面的新员工毕业院校不是浙大就是西安交大，这让我多少有些自卑，轮到我的时候，我耍了个小聪明，说“于凯是我的师兄”，直接避开了“出身”的尴尬。办公室哄堂大笑，师兄于凯看了我一眼，脸色不善，自那之后，他就不太愿意搭理我了。
工作前几个月，我觉得老同事和蔼可亲，也愿意教新人，年轻的同事常一起打球撸串、喝酒爬山，工资虽不高，生活却过得有滋有味。时间一长，我便有了一种错觉：在国企上班比待在大学还要轻松愉快。
一天，部门大领导侯总把我们几个新人叫到办公室，指着地上摆着好几摞的图纸：“你们都选一下，把这些图纸转成CAD吧。”我们各自选完，侯总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一个星期之内完成应当没有问题吧？”
我们看着怀里厚厚的一摞图纸面面相觑——这么多的图纸，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个工作是额外任务，日常工作一点也不能落下。
看我们都不说话，侯总大手一挥：“哎呀，年轻人加加班，多学习学习，这样能快速成长。”然后又指着地上还剩下的一摞图纸：“这摞图纸要不你们谁拿回去？辛苦一下。”
我想了想：“侯总，要不给我？”
“你能全部画好吗？”侯总问我。
我脑子一热：“我女朋友CAD画得好，我如果画不完可以让我女朋友帮我画。”
侯总笑笑没有说话。当我们几个抱着图纸上楼的时候，一个女孩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这人真是有毛病，嫌活不够多吗？”。
为了完成任务，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是晚上11点钟下班，疲惫不堪，终于勉强在周五的时候把CAD图纸交了出去。
过了几天，校对的人找到我，指着图纸上的红笔：“这么多人，就你的图纸红笔最多，你虽然是新人，但是画图的时候能不能用点心？你这图纸最多是半成品，完全没有按照规范来画图，你大学都学些什么了？”
“我花平时3倍的时间来校对你的图纸，你让我喝西北风啊？”老员工出图量与工资挂钩，也难怪他生气。他越说越气，声音也越来越大。我站在一边不敢说话，只希望他能声音小一点，别让领导听见。
见我没吭声，他的声音才终于小了下来：“你不要贪多求快，这样对你是不利的，而且影响也不好。”
“爱表现”的标签就这样牢牢贴在我身上了。
4
好事不成双，坏事却常结对。比工作更糟心的是，准丈母娘依旧不愿见我，还扬言说：有她没我，有我没她。我也知道症结所在——可在高不可及的房价面前，我只能装傻充愣。
等到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万科发布“青年置业计划”，引领了一波房价下跌潮，英的舅舅多次劝我们趁这个机会赶紧买房，否则再涨起来就买不起了。可我不敢接话，只能沉默不语——当时我的工资大半用来还助学贷款了，自己都不够花，偶尔还需要英接济。
一天，和平广场搞房展会，中午下班后，英同她舅舅来公司找我，说去会展中心看房子。我不想去，但看到英又不忍拒绝。在会展中心逛了一圈出来后，我更心灰意冷了——杭州八大主城区，最便宜的房子在丁桥，两室一厅最便宜也要70万左右。英的舅舅问我：“小沈，如果买房，你们家能出多少钱？”
我心里一紧——这个问题我从来没仔细想过，父母都是田地里刨食，给我首付？我想都不敢想。“应该有10万块钱吧。”我随便说了个数，尽管心里清楚，这些钱就算让父母去借也未必能借到。
英的舅舅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知道，这些钱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晚上，英电话给我，语气中却难掩兴奋：“你家里给10万，我在舅舅这边再借10万，我们可以一次到位买三房！”我只能咬咬牙如实相告。
我以为英会发火，从此两人分道扬镳，但她只是沉默了一会儿：“其实我知道你家里肯定拿不出来，你的家境大学时我就知道了。”她又叹了口气：“实在拿不出来，那让你爸妈去借，我们一起还吧。租房的话，我很难说服我爸妈，你得理解我。”
倘若全按绍兴标准，房子、彩礼、五金、酒席钱、改口费，没一样我能出得起，而且她们村里的女孩从不外嫁，更别提我这个他们眼里的“外省穷人”，我知道英的压力远甚于我。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前面的工厂一片黑暗，偌大的厂区只有角落的厂房里时不时闪现出阵阵电焊的弧光，竖在旁边的铜像也随弧光忽明忽暗，平添了几分诡异——等工人下了夜班，叮叮当当的声音也会慢慢消失。
可厂区外的和平广场却依旧灯火通明——就算是晚上，去会展中心看房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这次房展会优惠幅度很大，运气好的话买套房子送两个车位也是有可能的，倘若不是铺天盖地的新闻，谁也不信现在处于经济危机当中。
我鼓起勇气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的语气与平常一样，听不出任何情绪。
“钱我可以去问你叔伯们借借看，但是恐怕借不了太多，各家有各家的事。但是结婚彩礼至少15万，这个钱……”父亲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我隐隐听到母亲在一旁叹了口气。
那天我失眠了：原来结婚这么难。第二天一早，父亲给我电话：“我最多能给你凑10万块钱，而且家里只有1万，剩下的9万得你们自己还——你哥结婚，我也只给了1万。”
终于，在双方亲戚的帮助下，我和英买了一套房主为了还赌债而急着出手的拆迁安置房，但由于买卖的时候房子的房产证还没办下来，这也为日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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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房子买好后，英的舅舅劝我俩说：“房子买好了，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欠我们的钱不着急还，别人的先还。”然而，眨眼工作快满3年了，我出图的质量仍远低于同事，我隐隐约约听到老同事对我的评价是——“08年进来的那批新人中出图最差的”。
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还没过去，设计院裁员的小道消息越传越真，我越着急、就越容易出错。
一次王处出差，结构处的许处到办公室找人帮忙干活，问了一圈，没同事接茬，都表示自己手头上活很多没空儿。最后他走到我这里：“小伙子，你干活最努力，那把这活儿交给你了。”然后就交待我找谁联系，容不得我拒绝。
许处走后，我问老同事：“以前有这样的吗？”
“有是有，不过都是处长们先沟通好再安排下去。今天这活又脏又累，责任又大，而且非常容易出错，谁都不愿意接，经常被推来推去。你小心点，别掉坑里去了。”他看着我直摇头。
王处出差回来后问我：“小沈，你怎么又接了这么大的活儿，很辛苦吧？你手上的其它活儿能做完吗？” 当时，我以为这就是领导对下属的正常关心，背后的意思一点儿也没听出来。
我紧赶慢赶熬了几个通宵，终于如期出了图。许处指定本部门的冯工帮我校对，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松了口气。
可半个月过去了，冯工只校对了一张图纸，更奇怪的是，许处不去催冯工，反而频频来催我。我着急，只能去找冯工问。她起身就带我去了许处办公室，开门就单刀直入：“这么急，我过两天就要休假，要不换个人校对？”
许处想了一下，打电话让夏超进来。夏超一进门，看见桌子上的图纸，脸色一变：“许处，我最近也很忙，恐怕没时间校对这份图纸。”
“小沈，图纸多吗？”许处冷冷地问我。
“不多的，冯工已经校对完大部分了。”我怕没人校对，脱口而出。
“夏超，那你就辛苦一下，把它校对完吧。”
夏超没有理由再拒绝，沉着脸抱起图纸没有说话直接走了，出门后，冯工看着我，欲言又止。
几天后，王处打电话给我：“你赶紧来二楼夏超办公室来一趟！”
听王处语气不善，我心一沉。
还没进门，我就听见夏超在办公室里嚷嚷：“王处，他的图纸谁都不愿意校对，你看错误一大堆，这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时间那么短，错误那么多，没法校对，以后到现场有啥问题我不管！”见我进来，夏超脸色瞬间通红，声音更大了，“都工作这么久了，这图纸质量还是那么差。”然后指着图纸上的红笔不停地抱怨。王处脸色铁青，一声不吭。
回到部门办公室后，王处紧接着就把我叫到外面疾言厉色：“你怎么回事！都两年多了，图纸质量还这么差，你怎么搞的？”紧接着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我脑袋嗡嗡作响，窗外的风停了，一向呱噪的办公室竟然静悄悄的，只剩下空调与老旧风扇的“嗡嗡”声。
有老同事见我这样，就点拨我说：夏超和王处是同班同学，他俩和许处是同一批到设计院的。后来许处先提干，夏超心生不满，两人一直不对付；后来王处与许处争部长助理，也是落败，从此两人的龃龉便导致两个专业部门之间也相互结了梁子——这些事情，在设计院待了快3年的我竟然毫不知情。
我鼓起勇气，给王处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表决心求机会，但他没给我回邮件。我心如死灰，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了。晚上习惯性待在办公室加班，正心乱如麻时，王处不知道从哪里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本机械制图的书，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说话。
为了提高业务能力，我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去档案室翻看老图纸——我这才发现，同一批进来的同事出过的图纸上，错误比我多很多，我有些不服气地问老同事：“同样的结构图纸，别人的红笔比我多多了，为啥他们都没有被骂？”
老同事凑过来翻了一下：“你傻不傻？你不看是谁画的？！”
我一阵愕然。“光会死命加班是蛮干，你要会来事，这次就不会被骂了。”老同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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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自己两年多没日没夜的加班却换来这样的结果，我心里难以接受，萌生了离职的念头，但随着与老二的见面，这个念头很快就云消烟散了。
老二去海宁出差途经杭州，没打招呼就直奔设计院门口让门卫找我，见面后便要我带他到设计院下属的公司车间转转，一刻不停地拍照、录视频，连话也没多说。拍完照他就提出要走，我留他吃饭也拒绝了，说要当天赶回黄冈。
我很吃惊，一天内从黄冈到海宁打个来回，中途还要转车，可真是披星而起、戴月而归。
“小私企比不上你们大国企啊。”他看了看时间，“我得走了，快赶不上火车了。”
“急啥，打车到东站半个小时就够了。”
“打啥的啊？你给我报啊？”
晚上我打电话给叶忠，叶忠说：“你不知道他多拼，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打扫卫生、洗厕所、给所有领导和老员工端茶倒水，经常为了赶图纸睡在办公室，还经常给领导送礼，这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老二再厉害也没你厉害啊，你都当上大区经理了。”
“别提了，我陪客户喝酒都住3次院了。”叶忠顿了一下，“我们都很羡慕你，国企稳定待遇又不差。”
看他俩这样，我反而觉得自己太不努力了，打消了离职的念头，开始更疯狂地加班。终于，也听到同事表扬我的出图质量了，王处还多次在部门月度会议中表扬我干活努力、进步明显。然而，这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很快就被一个“意外”打碎了。
一个周日，加班无事，年轻的同事们便一起抱怨起了工资太少。不知谁提议把各自半年的工资条拿出来看。不看还好，一看我的心态就崩了——原来在30多个新人当中，一直以来，我的工资是最低的，每个月工资税后均在2500元左右，而别的同事最低也在3000以上。
我突然明白了，难怪有时周六加班的人少时，领导在办公室里总会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却来了。”有时候他还会特意跑过来让我多休息别加太多班，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现在想想，原来在他眼里，我的“免费加班”一点意义也没有。
也是这一年，我与英结婚了。经过一番考量，我们还是在杭州举办了婚宴。按照单位的习惯，我给处里50多个人全发了请柬。
过了一段时间，英似乎是小心翼翼地问我，和同事相处的怎么样，我问她为什么这么问，她说，婚礼那天我给同事定了6桌，最后只来了1桌，我的领导们除了尹总以外，全部都没来——空出的5桌得亏被英的同事坐满了，不然“场面会非常难看”。而那天我喝醉了，根本没注意到这些细节。
原来我与同事的关系处得这么差，自己却丝毫不知情。更让我难过的是，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自己会“得罪”那么多人，只是，这个设计院我怕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悄悄往外面投了一段时间简历，毫无动静。没过多久，刚到设计院时带我的师父竟然先离了职。走前我请他吃饭，饭桌上问他离职原因，他只是含糊地说：“自己混得差，想站队都没人要，没办法。如果你想找工作好找一点，最好能去海外的项目转一圈回来，这样简历上好看一点。”他劝我道。
“可是我和领导申请了几次都没有动静啊。”
“你真是白混了，在国企送点礼啥事不能解决？要送对人，送直接领导。”师父一语点醒梦中人，“你还是不太适合待在这家国企，一是你学校差，二是你不会来事——你为了多出图挣钱疯狂加班，让别人很不满你知道吗？你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这不就是打破平衡了？而且也不会讨好老同事，说话太直接太死板了……”
以前，这些话师傅从未对我说过，听得我胆战心惊。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父亲，让他寄两斤老家昂贵的野生灵芝给我。父亲问我干嘛，我说了实话。父亲16岁高中毕业后就在村委里面，20岁开始当村支书，一直到58岁为了给我哥带孩子才从村里退了下来，这么多年在“官场”里趟水，他从骨子里就认为“不送礼事不成”。他很高兴我终于开窍了：“一定要送礼！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不送礼根本玩不转的，再贵你也得送！”
年后，院里终于派我去非洲作为设计院驻工地代表——尽管去的是一个动荡的地区，但也算如愿了。一到非洲工地，我就把这段经历写进简历中，更加疯狂地刷简历。
半年后，一家赫赫有名的美国医药工程公司在杭州招聘，几经波折、我终于幸运入了职。
在设计院离职签字的时候，王处与侯总极力挽留，并许以大幅度加薪并重点培养的承诺——这让我很意外，感动得差点就留下来。后来有老同事告诉我，以前提了辞职留下来没走到，后来没一个好下场，他们想让我留下来，只不过是因为我要走的那段时间辞职的人太多，没人干活了，我若不走，等公司缓过来，一样会被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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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毕业后的第5年，我去了外企；老二娶妻生子提干涨薪，终于不用再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打扫办公室给领导端茶倒水洗卫生间了；叶忠三喜临门，结婚提干，又去西安交大公费读MBA；唯独磨叽饱受挫折，失业失恋、兄长因病去世，父母一病不起，一家人连墓地都买不起。他无数次在深夜里给我打电话痛哭，所幸年底时也终于否极泰来，进了中广核。
彼时，房价又是新一轮狂涨，原房主取得房产证后却不愿过户，坐地起价30万，我们只好又交了钱才得以过户——旧债未去又添新债，英怀着身孕，处处缺钱，我一筹莫展。正好赶上公司在佛山有医药项目需要技术部门支持，为了挣现场补贴，我厚着脸皮向领导申请常驻现场做技术支持。
当叶忠知道我到佛山后，组织了一帮同学一定要请我吃饭。一见面，就紧紧抱住了我：“王八蛋，这么多年了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见他脸有些浮肿，脸色苍白，感觉不太对劲，问他：“怎么脸色这么难看？”他没回答，只是笑了笑。我以为他工作辛苦没有好好休息，也没再继续再问下去了。
老同学见面，当然少不了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这期间叶忠的妻子制止了他好几次喝酒，态度强硬，显然带着情绪在里面。酒局结束已是凌晨2点，我直接住在叶忠家里。早上，叶忠摇醒我说：“老沈，我去机场接老板了，早餐一会儿我老婆会起来给你们烧，对不住了接待不周。”
我看了下时间，才早上5点：“有必要这么拼吗？你们上市公司老板没司机的啊？你费啥劲啊？”
“你懂个屁！你这脑子该换换了。”说着，就打了个哈欠出去了。
我不知道的是，这时他已经血小板过低治疗了很长时间了，激素药一直在吃，但病情反复，医生叮嘱他戒烟戒酒，不能熬夜，但他总是将医生的警告抛之脑后。
半年后，叶忠给我打电话，一反常态劝我说：“老沈，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工作再忙再重一定要注意休息，身体没了就一切都没了。”
我取笑他说：“哎呀，你怎么变性了啊，是不是最近被老婆掏空了身体、连性格也变了？”
要是以往，他肯定会骂回来，但这次却没有，他沉默了一会儿，便挂了电话。我有些诧异，后来才知道，这通电话是他在医院手术前的病床上给我打的。
一个月之后，才有同学在群里说，叶忠因血小板过低，久治不愈后，医生建议后切除脾脏，不幸的是在手术中意外脑出血，昏迷不醒，需要各位同学伸出援助之手。同学纷纷慷慨解囊，出谋划策，但筹到的钱仍旧是杯水车薪。叶忠昏迷了几个月后，他的女儿出生了；之后叶忠虽然苏醒过来，但却没自主意识，医生说他生存期很短；再之后，他的妻子便跟他离婚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加上外企也不鼓励加班，就算是免费加班也得申请，我索性也不再加班了。好在英的收入也不错，我们欠的外债一直在一点点减少，日子也一天天清晰了起来，我偶尔也发些“世道安稳、岁月静好”的朋友圈。
然而我没有太注意的是，此时的外企在中国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撤退的撤退，剩下的也是勉力支持，对求职者已然是明日黄花。我刚进公司的那一年看似形势一片大好，项目多得做不过来，如此想来，也不过是行业的回光返照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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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医药工程行业开始大幅度萎缩，公司没有接到任何项目，领导费尽力气找活儿，但于事无补。管理层为了稳定安抚人心，再三保证“两年之内不会裁员”，但看似风平浪静的海平面下，正在酝酿着惊涛骇浪。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在公司楼下看到许多未见过的安保，我以为是安保公司在操练，也没多想；到了办公室，却发现电脑无法正常使用，电话也只能拨通内部，我以为公司线路有问题，也没在意；而同事们则干脆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聚在一起喝茶吃水果聊天。
没过多久，就听到有同事抽泣着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HR和两个安保，带着3个纸箱。有同事以为出事了，上前询问。
“我被王总裁了。”那个同事哽咽着，眼泪如断了线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掉。围在她身边的同事们都默默地回到座位上。百人办公室鸦默雀静，只有被裁的同事的啜泣声和每10分钟响一次的电话铃声。
从接到电话到签字走人，不超过10分钟，大家都被吓住了，很多人直到拿着失业与离职证明走出来，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裁了。
我也趴在自己的工位上忐忑不安，看着电话机，一分一秒地熬着，生怕电话响起。好不容易终于熬到快下班，我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看来我要“过关”了——这时。电话突然“叮铃铃”地响了起来，我脑袋“轰”的一声，鼓起勇气拿起电话、颤抖着声音问：“喂，王总？”
“是我，哈哈哈哈……”电话那头的笑声丧心病狂，原来是相熟的同事在搞恶作剧。挂了电话，他立刻跑过来笑嘻嘻地问我：“怎么样紧不紧张、刺不刺激？”
“你无不无聊！你神经病啊！”我怒了，恨恨地把电话砸在桌子上，额头上的汗再也掩饰不住了，顺着鼻尖往下滴。他见我脸色不对还劝我：“哎呀，怎么这么不自信？你表现那么好，领导怎么会舍得裁掉你？”
我瘫倒在椅子上，缓了好久才收拾下班。
一天之内，公司少了2/3的人，多数是资历浅的员工。留下来的同事心存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行业不景气，类似的工作也不太好找，习惯了披着外企的光鲜外表，出去高不成低不就，也只能忍着。
被裁的同事背后跟着安保，是公司怕被裁的人想不开做出傻事；而HR陪同，则是防止被裁的同事窃取或破坏公司资料。而那天公司楼下聚集的安保，是公司美国总部强烈要求请的，生怕会出现群体性事件。
但出乎老外意料的是，这场裁员异常顺利，在时间上还算提前结束。除了被裁员工的几滴眼泪和留下员工深埋心底的咒骂声，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工会主席早早就代表全体员工在裁员同意书上签了字。
第二年开春，公司高层召开员工大会，说公司再也不会裁员了。同年杭州分公司效益依旧不好，而美国总部效益非常好人手不够，要从杭州要人。因为这次借调没有任何补贴，没人愿意去，领导找到我，我也不想去，但左思右想、稳妥起见还是去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下半年公司又如法炮制搞了一次突然袭击，裁了一大批，我因为人在美国得以幸运躲开。
从美国回来后，领导找我谈话，废话说了一大堆后才说：“沈工，要是再来几次裁员的话就轮到你了，公司现在这种情况，谁也保不住谁，说不定过段时间连我也要被裁了，外面有好的机会可以去试试了。”
领导的意思不言自明，但我在这里待得也算久，如果被裁，赔偿金也不少。我选择了“听不懂”——此时我已经是饭碗大于天，凡事只要是刀不砍自己身上，绝不吭声；处事圆滑，抓住一切机会说漂亮话，同事对我评价颇高，人缘极好——当然，这离我想象中的自己已然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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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公司每年都会有“到期不续”的人，多数是工资高、资历老的员工。这其实是一种更加隐蔽的裁员方式，更让人无从反抗。公司摆出一副随时要撤资的模样，分公司那几十号员工随时可以解聘——技术核心在美国总部，国内的员工在总部眼里连鸡肋都不如——像高档菜市场里笼中的鸭子，每天伸长脖子引颈待戮，去毛下铁锅炖汤是迟早的事情。
而像自己这样在外企日落西山时冲进去的人，这是无论怎样都免不了的——在这里，一切是按既定流程做事，自己做好螺丝钉就行；外面好的企业需要“全能员工”，去不了；差一点的企业工资低暂且不说，各种乱七八糟的关系难以维护，免费加班更让人头痛。
可就此离开又心有不甘，我总是以赔偿金来麻痹自己：“努力工作，能挨一年是一年。多挨一年赔偿金就会多一个月（工资数），这钱不挣白不挣。”
随着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公司新接项目越来越少，现有项目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公司里又开始弥漫着裁员的气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问英：“过几年我要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养你啊，总是有口饭吃的了。”
“要是你也失业了呢？”
“哎呀，你别老是没事胡思乱想了，怎么可能两个人一起失业？不行我和你一起上街讨饭去，总不可能饿死。”说完，她“啪”地把灯关了不再理我，不一会儿我耳边就响起她和小公主甜甜的呼吸声。
初夏的夜晚，只剩下路灯和夜游的东西在黑暗中摇曳生姿。
楼上的租户在刷抖音，随着不同的BGM时不时发出些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壁邻居是个“女装大佬”，喜欢在深夜里直播，捏着嗓子学小女生说话；这些声音肆无忌惮地跨过拆迁安置房的墙壁四处乱跑，不知过了多久，像是“轰”的一下，全部声音就都消失了。
我在心里盘点着：这已是我们毕业后的第11个年头，老二已经是公司的技术部副总兼子公司的财务经理；叶忠在家休养静待时光流逝；磨叽还单身着，10年换了7份工作，无一例外都是签项目合同，朝不保夕；自己在外企原地踏步，每天战战兢兢。
都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话不太对，毕竟在肉眼可看的未来，恐怕我们都难有更多的突破，只能沿着看不见轨迹，过着该过的生活。
编辑：许智博
题图：《王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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