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缠足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种认为起自战国。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引《史记·货殖列传》：“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认为“利屣，其首尖锐，为缠足之证”。
另一种说法，认为起自南朝。《南史·齐东昏侯本纪》载，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华（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
第三种说法，认为始于五代十国的南唐。元末陶宗仪《辍耕录·缠足》载，后唐“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宫人皆效之。
前两种说法尚待考证。前面讲过，南北朝男女靴可以互穿，唐代妇女穿男子靴衫成为一时风尚，绝不会是三寸金莲。从审美观念上看，唐代妇女以壮健、丰满为美，纤细的金莲与时代风尚格格不入。所以，起自五代十国的说法为学术界所共认。缠足的具体方法，在清人李汝珍的《镜花缘》里描写得很详细。一般从四五岁开始，将脚趾并在一起，前脚掌向内弯进，脚成弓形，脚心凹处以能塞进一个鸡蛋为宜。然后用两寸宽的裹脚布狠狠地缠，一边缠一边用针线缝紧。时间一长，十趾腐烂，鲜血淋漓。一年后，足上腐烂的血肉已变成脓水流尽，只剩几根枯骨。
尽管缠足浸透了古代妇女的血泪，许多风流学士仍在妇女的痛苦呻吟中，尽情地歌颂、嘲弄三寸金莲的美妙。北宋苏东坡的《菩萨蛮（咏足）》首开先例：“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苏门学士秦观也有“脚上鞋儿四寸罗”的诗句。清人方绚作《香莲品藻》，品评香莲有三贵、四忌、五式、九品、十八名。清末有缠足小、瘦、尖、弯、香、软、正七字诀，都是无聊文人的淫靡之作。
从元代开始，又形成了一股拜脚狂的陋俗。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金莲杯》载，元朝名士杨维桢（号铁崖），在筵席上见舞女有小足者，脱其鞋放上酒杯以行酒，谓之金莲杯。金莲杯的怪俗流行于元、明、清三朝。有的把弓鞋放到盘子内，以莲子、红豆等投准，以另一只放上酒杯盛酒，输者须将酒喝掉。还有的喊初一到三十的日期，按特定的要求传递弓鞋，传错了即罚酒。荒淫无耻之状，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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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弓鞋
清末，又出现晾脚会的风俗，以山西大同最为著名。旧历六月初六，妇女们盛装坐在门口，将脚伸出，任人评头论足，足小者得上誉，俨然成为一方的仕女班头或红颜领袖，与现代选美夺冠同样荣耀。从清末到民国，缠足地区都有这种风俗。
由于文人学士嘲弄、亵渎式的赞美，拜脚狂陋俗愚昧下流的崇拜，晾脚会恶习的廉价奖赏，致使缠足成为一种无奈的自觉，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审美观念，“牌坊要大，金莲要小”，一双金莲成为衡量妇女美与丑的鲜明标志。正常健康的大脚成为莫大的耻辱和终生的苦恼，“母以为耻，夫以为辱”。
不缠足的姑娘便嫁不出去。清人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载：“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赵曰：‘似此风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谚语脚大也。媒妪曰：‘李女能诗，可以面试。’赵欲戏之，即以《弓鞋》命题。女即书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缠足是以自身肉体的变异来适应社会审美时尚的一种人体装饰行为，是畸形、病态的。它持续千年之久，甚至经过了异族同化势力、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清末新政的政令等多种力量前后相继的劝禁，蔑视华人的外国势力的恶意侮辱，西方教会势力的善意劝导，直到国民政府的严禁、惩罚，才基本被革除。妇人的一双小脚竟如此顽固，而且成为20世纪初时代风潮中的“主角”，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社会风俗的力量就是这样不可抗拒。近千年来，它所积淀、凝固的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监督力量，是其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
首先，缠足植根于男尊女卑的文化土壤中，把妇女都变成弱不禁风的“半残疾”，在政治、经济、人际交往上依附丈夫而“走不远”，正与“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70] 以及“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相吻合。其次，缠足的审美要求不是来自女性自身，而是来自社会，是为了满足男子视觉上的快感。从“女为说（悦）己者容”，到“金莲不小，无以字人”，都说明了这一点。男性是欣赏、享受美的，女性是扮演美的。整个社会和天下男人以天足为美的新观念不树立，女子和她们的家长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放足的。
《参考：中国社会风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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