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的电影业，曾经是中国电影高度的代表，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缩影，如今，是见证中国传统电影艰难蜕变继而重新崛起的标本，是解读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标本。本文作者任仲伦，生于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总裁。现任上海电影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任仲伦 本文图片均来自《浦江纵横》
临危受命：确定上影新的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当中国电影进入长达十几年的低迷期，上海电影业也随之出现低迷和萧条。2003年5月，我受组织安排到上影集团任党委书记兼总裁，有幸成为中国电影从低谷走向高潮的见证者和实践者，成为上影集团改革发展的决策者和推动者。15年一晃而过，我最深刻的感受：上影的改革发展是一次沉重的飞翔，既有忍辱负重的艰难也有发奋图强的欢欣。
我是2003年5月8日到上影集团任党委书记兼总裁的。来上影以前，我跟电影就已经结缘。1983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和几位青年老师筹建了中国第一家非专业院校的电影教研室，开始了长达16年的研究和讲授电影的学者生涯，其间看过上千部中外优秀电影，撰写了数以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和评论文章，由此积累了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和感悟；1985年到1997年，我跟随前辈钟惦斐老师、梅朵老师等一起筹办了《中国电影时报》，后来改名为《文汇电影时报》，我用13年时间参与办报，并从评论版主编到电影时报负责人，由此加深了对电影潮起潮落的规律认识，积累了电影圈的人脉；1997年到2003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当文艺处处长，并主持上海作家协会工作，我理解了政府与政策、城市与文化，以及体验作家的追求和文学的力量。这四段经历，让我对电影艺术有了缘分和热爱。
最初是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去上影集团。学平副书记是我尊敬的领导。后来，殷一璀同志接任市委副书记时拍板决定了。我答应去上影集团任职，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自觉选择。因为我深刻懂得当时电影的艰难，也了解上影的曾经辉煌和面临艰苦，但我热爱电影。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三重境界：一是必须有思想；二是思想能够传播；三是思想能够实践。我曾经在大学讲台上讲电影，这些属于“纸上谈兵”，如果有机会让我去领导一个电影企业，让对电影的思考能付诸实践，我愿意欣然去担当，哪怕山高水险。
任何热爱电影的人，一定会尊敬上海优秀的电影企业。上海电影制片厂诞生在1949年。近70年以来，诞生了许多优秀电影和电影艺术家。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做了个统计：仅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上影共生产电影522部、电视剧316部；美影厂生产动画电影24部、艺术短片207部、动画系列片60部计1661集；上译厂配音录制影片986部；“上影出品”的影片获各类奖项778次，艺术家获奖78人次。上海优秀电影家以其创作的优秀电影，呼应了思想解放，呼应了历史进步，呼应了人民心声。这是一个思想澎湃的时代，也是一个艺术勃发的时代。
但是，我就任时的中国电影正处于历史最低潮。2003年全国只有3000多块银幕，观众人次是3570万左右。电影票房不到10个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大概是5个多亿元。全国电影从业人员50万左右，平均每个人的年均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仅仅相当于一个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上影作为老牌电影企业，毫无疑问也碰到了种种困难。所以，有些电影艺术家在人大、政协上发言：作为国家一级导演、一级演员一个月300块钱，怎么叫尊重艺术家?这是当时电影人无法解答的难题，因为中国电影确实养不活中国电影人。所以，我到任时，上影导演张建亚善意调侃说：上影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不改不革是安乐死。
2003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好莱坞去职业访问。我拜访了美国六大电影公司中的五大公司，又拜访了美国电影协会。我到美国五大电影公司，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电影赚不赚钱？电影怎么赚钱？那时他们就会把我的名片拿起来再看一眼，潜台词大约是说：“你不是电影集团总裁吗？难道不懂电影怎么赚钱？”事实上，中国电影刚刚走出计划经济，处于电影产业变革的前夜，国有电影企业大多属于文化事业单位，真不懂电影怎么赚钱。我到任后，曾经去求教我所尊敬的上影老厂长徐桑楚，他说：“当年我当厂长，上午开会，下午就找导演谈剧本，主要精力就是抓生产。计划经济时电影是统购统销的。只要能通过，电影都能收回成本。你们现在需要问钱在哪里？观众在哪里？难！”当时老厂长坚持送我到电梯口，用坚定的口气说：“告诉上影厂，徐桑楚支持你！”老厂长在上影德高望重。此言此情，感动且激励了我。
那次好莱坞之行，让我思考了电影企业领导者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此后，我养成了对电影产业和企业运营逻辑的持续思考。那天，在洛杉矶回上海的飞机上，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两个关键词：片库经营、产业链。片库经营，其实就是版权经营。在高投资高风险的电影企业运营中，拥有的片库常常是抵御风险或获得利润的摇钱树。我读到派拉蒙公司的那年财务报表，其中有一句话触动了我：“片库经营是本公司规避年度投资风险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用得形象用得好，让我迅速理解了版权经营对于电影企业的重要性。我曾经在大学研究并讲授电影史，当时上影已经有故事片版权超过1000多部，科教影片版权1350部，译制片版权1550多部，再加上每年在源源不断创作新的作品，这就是上影前辈留下的财富，也区别于其他新兴电影公司的优势。家底是我们的底气。但是，中国电影版权当下没有造出利润的能力。
产业链，这是我在拜访美国五大公司时听到最多的一个经营理念。美国大的电影公司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囊括制片、发行、媒体，以及像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主题公园。在飞机上，我阅读《美国电影产业历史》，其中有这样论述，电影制片等于石油界的勘探业，投资巨大，最后可能一无所有。可能因发现一片油田而暴富，总之风险浩大。电影院则等于石油界的加油站，中长期投资，成本不高，利润也不高，但现金流充沛，有市场影响力。我放下书本，仰望舷窗外，天上云叠着云，远处有一缕金色的光。我想：这是对的。
美国考察回来后，我在年底的职工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一个产业链完整、多片种发展，创作能力领先、市场竞争力领先、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电影集团”的“上影战略”。产业链，成为战略核心。上影是以制片为基本主业的，但是，电影制片一旦离开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它具有的高风险就日益显露。即使像美国这样成熟的电影产业，真正能够赚钱的电影只有20%左右。所以，要想在电影产业中长治久安，甚至鹤立鸡群，就一定要建设完整的产业链，相互支撑，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我在会上提出“上影战略”，底下有人议论说，“来了个书生给我们上课，讲产业链完整，讲多片种发展，现在电影混口饱饭吃就不容易了，这种共产主义式理想，讲了也是白讲。”
我开始意识到，最大的困难不是困难本身，而是人心。我确实是一介书生，当老师的。常言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书生有优点，就是有信仰，有信仰的书生就能做一些事，或许能做成一些大事。我们就坚持自己的战略定力，一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就十年。十几年了，我们坚持做了三个字：产业链。如今，我们八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两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六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化出口企业”，用持续增强的实绩证明着上影的发展实力。当年我们的团队还有党委副书记沈佐平、副总裁许朋乐、汪天云、田锋和总裁助理王小军等，这是一个在艰难中追求崛起的领导团队。
锐意改革：成功实现转企、改制、上市“三级跳远”
2004年初，也就是我们提出“上影战略”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上海视察，他听完上影汇报后问我：“上影现在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我说：“我们是事业编制、企业化运作。”他说：“你们带个头，把事业变成企业，改革成适应电影产业的市场主体。”这个要求比较突然，但为我们变革确定了方向。在场的市领导都表示：坚定推进上影改革，争取当年年底完成。任务书接了，时间表定了，接着就是惊心动魄的10个月。因为长达十几年的电影困境，所有的矛盾都堆积着，这一突然决定的改革，等于是火种放在柴堆上了，哗一下就燃烧起来了。那时我到上影不到10个月，突然要担负这样改革重任，觉得压力山大。有些苦涩地想起著名段子：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不改不革是安乐死。但是，我们就决心以死求生，绝境逢生。
当时上影直属企业有11个事业编制，涉及员工2545人。把事业单位改成企业，职工最担心的是失去事业编制所附带的一整套保障体系。比如，企业退休待遇明显要比事业单位低；企业直接面临市场风险，经营成败决定生死。所以，职工利益和企业变革形成尖锐冲突，反对或者抵制转企变成一部分员工的急切诉求。有一次18位员工冲到我办公室，因为我在外开会，就泄愤砸了书橱玻璃，临走还顺手砸了两个热水瓶。在庆祝上影厂成立55周年庆典上，有70多个员工冲击会场，更极端的是有个照明工人多次在厂里扬言要杀我。我不相信他的杀意，决定约他当面交流。那天晚上，我们相隔办公桌而遇，我坐着他站着，还盘着双臂，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我不能示弱，直接说明态度：“你的诉求合理，我们有能力解决的尽快解决；你的诉求合理，我们没有能力解决的，给我们时间解决；如果你诉求不合理的，我们就无法解决，如果要杀，我准备当烈士了，你看着办。”当然，他也不示弱，扬言要“用半条命换一条命”。
上海电影博物馆
后来，我们经过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的交流，各自表明了立场。他主要诉求是：上影要转企，首先要解决他和其他职工多年没有解决的住房。我知道上影的经济状况，完全无法解决职工的住房补贴。我们交流直至深夜，最后，他摔门而去，留下一句话：“依这个赤佬也不容易”!春节我去他家探访，住房大约八九平方米，是朋友借给他住的。房子太小，我们不能面对面谈话，只能肩并肩交流。我了解到：他离婚后，房子给了前妻，孩子由自己抚养，还患了肺癌晚期，这是“以半条命换一条命”的由来，他生活面临困难。我出身工人家庭，在石库门里长大，了解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到了上影我看到了困难职工的更多困境。
2004年春节我第一次去看望上影困难职工。那天，我看望的是一位照明工，当时月收入才300多元，妻子患脑瘤开刀后病退在家，月收入1000多元，他们还有个大学毕业的儿子，因为患上精神性疾病，加重了生活困难。我感受到：虽然我们能雪中送炭，但只有把上影带出困境，才是根本至道。鉴于这样想法，上影每次访贫问苦，我们都带年轻干部同行，让他们懂得群众疾苦，懂得企业发展对职工生活的重要性。由此我们提出，上影干部要想天下，更要想脚下。上影7000多在职和离退休员工，背后就是7000多个家庭。把上影这块脚下的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天下的最大贡献。后来有人说我们是上影的“三好学生”，对老人好、对穷人好、对名人好。我想：这是应该的，如果有更好的条件和能力，我们愿意做得更好。
在上影工作最初的那些年，我们看到了听到了种种困境。尤其是在这次转企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公开接受咨询，搜集到两个整体性问题、11个群体性问题、300多个人问题，其中许多涉及群众的重要利益。这让我们意识到：改革不能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哪怕改革是为了群众利益。所以，根据上影的历史和特点，我们提出了改革方案，就是将下属11个事业单位转成企业，2545名员工保留事业编制，转企后进入上影的职工再列入企业编制，就是俗称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市委专题会上，这个方案产生了不小的争论，焦点是该不该和能不能保留上影员工的事业编制？最后市委领导拍了板：“上影是有影响有贡献，有很多老艺术家，我们实事求是，原则同意上影的改革方案。”
整个改革方案原则初步定了，按照上影集团职代会规定，涉及职工重大利益事项，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通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04年12月31日那天，上海下了难得的大雪。我主持召开职代会。第一个汇报发言的分团团长站在话筒前，讲了两三句话就忽然昏倒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有点像电影中的场景。开始投票表决时，我有些自信，因为会前我们几乎找了所有职代会代表谈心；但还是忐忑不安，毕竟涉及职工利益太重大。我坐在台上，看着代表们投票，等待着计票结果。没多久电话来了，是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打来的。他讲了八个字，“可歌可泣、可喜可贺”，因为宣传部派人在现场监票，他提前知道了投票结果：94.8%的赞成票通过了！我心里石头落地。
上海电影博物馆与徐家汇近在咫尺，它记载着中国百年电影艺术的无限魅力。
2012年，我们再次改革，率先成立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推动全面股份制变革，由此实现“二级跳远”。随后，我们马不停蹄把上市作为奋斗目标，以完成上影发展的“三级跳远”。我清楚地记得，2009年李长春在韩正和殷一璀、王仲伟等陪同下再次来上影视察。当我汇报了上影工作后，他给我们工作作了六个方面的肯定，并提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中一条是：“支持上影上市，能整体就整体上，不能整体上，成熟哪些就上哪些！”中央和上海领导们之所以对上影有急切要求和特别支持，我理解这与当时电影格局有关系。虽然中国电影开始回暖，积重难返的国有电影企业还在整体“爬坑”。用我的话来说：国有和新兴民营电影企业正处在“龟兔赛跑”中。在长达十几年的中国电影低迷期，只有国有电影企业坚守着，坚守就意味着牺牲，由此背负着沉重负担，像“乌龟”沉重前行。一批新兴电影企业则像欢奔乱跳的“兔子”进入电影圈，从而出现了“龟兔赛跑”般竞争。国有电影企业一时落后，甚至被看轻看低。但站在整个电影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国有电影企业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所以支持它们在变革中再次崛起，成为领导们的战略考量，也成为我们的职业使命。
我们开始谋求上市。根据上影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整体上市，分步实施、市场板块先行”的上市战略。市场板块先行，首先要整合上影所有的市场资源，以此作为上市公司的家底。整合是一次调整，也是一次利益重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影下属的永乐电影股份公司。永乐公司前身是全国最有名的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因为中国电影的长期低迷，它一连数年处于亏损状态。后来电影市场复苏，永乐公司持股上影联合院线60%，这成为它最基本的利润来源。为了规避同类竞争，上影必须将这60%的股权收购，这意味着永乐公司从此不能再经营这项业务。对他们来说，抉择是艰难且痛苦的。最初爆发矛盾是必然的，产生冲突也是可以理解的。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最终赢得了大最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最后赢得股东大会95%的赞成票。至今我特别感谢永乐公司老领导和现职领导以及员工们最终的理解和富有牺牲的支持。这份支持是关键的，它决定成败。
2012年7月31日，我们与上海精文投资公司发起成立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我担任了董事长，朱中响担任总经理，开始上市申请并推进公司规范发展。这期间中国股市历经风风雨雨，中国证监会两次停止审核IPO，前后加起来大概有18个月。2015年，市委将支持上影上市列入当年市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年初，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同志视察上影。我们做了关于上影改革发展的汇报视频，在结尾我提议设计这样的镜头:一位足球运动员带球突破，临门一脚，守门员鱼跃而起，随即是瞬间定格，然后弹出字幕：“上影股份上市面临临门一脚，请中央首长支持”。时任市委书记韩正说：“奇葆部长，上影同志希望您支持，把上影上市的球，临门一脚踢进去。”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这年底，我们接到12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过会审核的通知。
上海车墩影视乐园
为了顺利通过审核，我们提前在北京整整待了三天，像当年高考那样认真，将各种数据倒背如流。我记得那天是下午三点过会，我们怕堵车，两点钟就到了。到了三点，中国证监会和发审委的同志鱼贯而入。但一直等到快四点，才通知我们进入会场，有我和上影股份时任总经理张丰，以及保监机构的两位代表。出乎意料的是主持者告诉我们：会前七位发审委员分别收到来信，反映我们上市存在严重问题，需要我们现场说明。发审委员们提问是严肃的，态度是严谨的，我们做了坚定而负责的如实阐述。最后给我三分钟做总结陈述。我大致说了两段话：1.上影股份成立就以上市作为最终目标。因此，我们把上市规则作为重要遵循。2.到现在为止，上市的电影公司都是民营电影企业。其实在中国电影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国有电影企业坚守着，由此曾经困难重重。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像上影这样的国有电影企业通过变革而崛起，终于用闪亮的发展业绩，来到证监会接受最后的审核。我最想说的是：请你们给我们一个信任，国有电影企业领导者不是无能之辈，渴望在资本市场有所作为。半小时后，主持者宣布：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投票结果：七位发审委员一致同意。瞬间，在场同志欢欣鼓舞，我却显得苍苍茫茫。直到我们在中国证监会门口合影留念时，我才觉得喜悦是慢慢渗透出来了，不可抑制。我特意看了看北京的夜空，星星点点的灿烂。谁能知晓?我们的磨砺心路。
2016年8月17日，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上海电影”（601595）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上市，这是上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那天我们上影艺术家秦怡、吕其明和年轻演员又是唱歌又是朗诵，热情爆棚。我倾情邀请最好的朋友们见证与分享。到场的有导演王家卫、贾樟柯，演员章子怡、赵薇，作家王安忆、刘恒，还有中国电影制片协会理事长明振江少将，中金公司董事长朱云来，以及美国派拉蒙总裁罗伯茂等。市委宣传部长董云虎、副市长翁铁慧等领导到场祝贺。上海证交所主席吴清感慨说：“这大概是上交所最热闹的上市仪式”。“上海电影”发行价10.19元，开盘就顶格涨近44%，收价14.67元。后来五天连续涨停。
开放发展：努力把上影打造成中国强大电影企业
早在2003年，我们就提出了“上影战略”。“上影出品”是上影战略的核心。市委书记李强提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我们认识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电影是主战场，上影要成为主力军。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电影是上海最具有标识度的文化名片，是市民最喜爱的娱乐方式。说到上海电影，人们常常会怀念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最初的高峰。《南方周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时，用两个整版发表了我的专访，题目有些耸听《任仲伦：上海电影站着是高度，躺着也是高度》。其实，我描述的是上海电影曾有的辉煌地位。上海电影曾经站着是高度，蹲着是高度，躺着也是高度。因为当年中国其他城市都没有电影产业，所以它属于“独秀峰”。
《天云山传奇》剧照，谢晋导演。
上海成为中国电影发祥地是有原因的。首先，当时上海全面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机器文明推动了包括电影在内城市文化娱乐的整体崛起。另外，相对发达的商业基础和市民消费群体，以及城市的开放与文明等，也是上海电影赖以崛起的根基。诞生于1949年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及稍后建立的上海美术电影厂、上海电影译制厂承接了解放前的大批电影人才，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创造了许多优秀电影，所以，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形成了第二个高潮。在“文化大革命”之后，80年代的上海电影依然领风气之先，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谢晋导演，他执导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优秀影片。谢晋导演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启蒙者和艺术创造者。
《牧马人》剧照，谢晋导演。
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进入低迷期，上海电影的优势逐渐消失。北京作为新的电影高地，固然有国家级行政资源集聚，国家级艺术资源集聚，国家级媒体资源集聚等汇聚优势，但是，上海电影在“第五代”以后电影人才整体匮乏，新型电影企业数量严重不足，以及上影面临着诸多困难等原因，由此造成新的困境。尽管如此，上海电影从来没有放弃过发愤图强。从上影这个角度，2001年上影集团建立，以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根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教电影厂、上海电影译制厂等先后融入，加上近年一批新型制片公司成立，如上影电通、上影寰亚、上影英皇等，增强了“上影出品”的实力。
这些年，“上影出品”提出“三足鼎立”的创作思路：即弘扬主流价值，鼓励艺术价值，实现商业价值，本质上追求着上海电影再度辉煌。2000年电影《生死抉择》的出现，是上海电影崛起的重要标志。当年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从北京把作家张平的小说《抉择》带来上海，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重要题材，可以深刻表达反腐倡廉的中央决策和民众诉求。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亲自挂帅，与金炳华一起直接指导影片创作。上影导演于本正勇于担当，成功完成了电影《生死抉择》的拍摄，产生了强大的社会震撼力。当年票房超过1.2亿元，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的纪录，为上海电影带来了声威。
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是上海电影的优秀传统。记得有一次在回上海航班上，遇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他聊起电影并希望上海电影能够更多表现现实生活。我说：电影表现现实生活，最难是如何表现好现实中社会性矛盾。他谈了他阅读许多文艺作品的体会，说：“表现好现实生活，关键不在于表现或不表现现实矛盾，关键在于要表现好生活的主流，要形成邪不压正。”这些年，“上影出品”的电影《东京审判》《辛亥革命》《高考1977》《邓小平1928》《可爱的中国》，电视剧《亮剑》《开天辟地》《心术》《爱情公寓》等，尽力坚持现实精神，弘扬主流价值，以支撑起上海电影的脊梁。其中，电影《西藏天空》、电视剧《焦裕禄》《彭德怀元帅》先后得到的肯定。电视剧《亮剑》更成为30年来重播率之最，超过3000次。在最近五届的中央“五个一工程奖”中，“上影出品”得11个奖项，电影一部不拉，电视剧也连连获奖。“上影出品”的电视剧中，有10部在央视一套播出、九部在央视八套播出，在电影企业中属于罕见。同时，“上影出品”的类型片《大灌篮》《锦衣卫》《铁道飞虎》等，也获得良好的票房。尤其是《盗墓笔记》票房突破10亿，成为上海电影首部进入“10亿票房”的影片。
“上影出品”的艺术电影是最令人瞩目的。与李安合作的《色戒》，与王家卫合作的《2046》《蓝莓之夜》《一代宗师》，与陈可辛合作《如果爱》，与贾樟柯合作的《三峡好人》《江湖儿女》等等。我跟贾樟柯合作最多，出品了近年来他所有的电影。我钦佩他在商业电影的大潮中，保持对变革时代的草根人物的持续关注。上影导演郑大圣的《村戏》、胡雪杨的《上海1976》、傅东育《西藏天空》、速达《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等，也体现出电影艺术品格的追求和成功。由此，上影成为国际上获奖最多的电影企业，先后有九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正式参赛，获得评委会大奖等四项奖项，两部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2006年、2007年最佳影片“金狮奖”。梁山的《父亲》获得开罗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奖，上影演员王景春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何琳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女演员奖，王丽萍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得到的赞扬。速达导演新版动画片《大闹天宫》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金奖”等等。
电影《生死抉择》剧照，于本正导演。
在日益开放的电影格局中，上影率先提出“开放逼改革，合作促发展”的理念并实践，以求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借鉴世界电影产业的先进经验。2003年我们与美国华纳建立全国最早的合资影院“上影永华”，连续几年成为全国票房最高的影院；同年引进IMAX影院。2007年与美国环球合拍《木乃伊3》；2011年与美国著名特效公司特艺公司成立“上影特艺”；2015年以来，与美国派拉蒙展开多部影片联合出品；2016年，我们率先引进3D4K120帧新技术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那年我们出访美国，在纽约见了李安导演，他正在为这部影片放映而担忧，因为当时全球还没有这种新的放映技术支撑，我当场就答应在上海率先引进并实验放映。半年后，上海影城上映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引发轰动。一个影厅一个月放映就取得2400万元票房。去年我再访美国，依然在纽约与李安见面，他告知筹备电影《双子煞星》，继续拍摄3D4K120帧格式。他决心在数字时代探索电影表现新的可能。李安是具有殉道精神的电影新表达的探索者，我们期待他的成功。
在现代电影产业的背景下，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融合资源优势，电影企业之间相互投资和联合出品成为常态。但要为了形成核心竞争力，我们还是坚守创作主导、制作主导、版权拥有和主导的“上影出品”。未来三年，“上影出品”结合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选题，筹备创作一批重点作品。比如电影《攀登者》。在全球背景下表现中国登山者勇攀珠峰的壮举，表现人与自然挑战和和谐。电影《大学1978》，以中国改革前夜为背景，描写一批有志青年在80年代的理想和追求大学，以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魔咒钢琴》表现二战期间上海城市救助犹太难民的故事。这个题材特别能展现上海城市的美好人性和包容气度。电影《大禹治水》展示中华创始神话，如同西方普罗米修斯盗火那样，中华的大禹治水，同样展示了拯救人类的大智慧。在“上影出品”中，“美影出品”也是重要标识。美影也是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拥有《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近500部动画片，其水墨动画、木偶动画、剪纸动画在国际上获得“中国动画学派”的美誉。目前，进入创作的重点项目有：电影《孙悟空之火焰山》，用现代艺术感塑造经典英雄，并形成系列动画电影。电影《斑羚飞渡》，将传承中国动画学派的精髓，创作首部长篇水墨动画电影等等。
“上影出品”是我们应该传承并高举的大旗。除了打响“上影出品”以外，我们这些年用心最深用力最大的就是打造“产业链”。我们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要把企业主业基础打好，把企业摇钱树种好，不事喧哗，追求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随着国家电影战略的确定：由电影大国向强国发展，我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建设中国电影强国，首先要建设一批强大的电影企业，上影要率先成为强大的中国电影企业。目前，中国电影银幕为全球第一，观众人次全球第一，生产数量为全球第二，构成电影大国气象。但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具有全球传播的发行能力，具有全球水平的制作能力，则是电影强国的核心标志。其中，强大的电影企业则是其四梁八柱。美国六大公司占全球票房26%，北美票房的85%，支撑起世界电影强国的地位。最近迪士尼用了851亿美元收购福克斯，再次表明美国电影企业的高度集聚。这种集聚，是资源的集聚，是市场的集聚，是人才的集聚，也是新垄断的集聚。
我们估计在五年左右，中国将进入大公司的发展时期。理由是：1.中国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需要并催生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强大企业；2.中国电影的高风险高投入，让中小电影企业变得举步维艰。从80年代30万元到50万元的摄制成本，到今天3000万元到5000万元算作中小成本，足足增加了100多倍；一线明星聚集的电影甚至达到3亿元到5亿元的投资，风险急剧增加。所以，具有抗风险能力的大公司，才能成为电影产业的中流砥柱。这些年来，上影集团八次荣获“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两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单位”；六次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称号。由此，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业单位向现代市场主体的转变；实现了从单一制片企业向产业链完整的电影企业的转变；实现了从实体经营向实体和资本经营并重的转变；实现了自我发展为主向为全面开放合作的转变。2015年，我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发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说：“上影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同志们，我刚去过上影，上影坚持用改革推动发展，用发展证明改革，这是对的。”
目前，上影响应李强书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号召，马不停蹄孕育着新的突破。不久前，我再次阅读迪士尼的历史资料。前任总裁埃斯纳主政时期，力推“内生性”模式，以电影主业为主，拓展并衍生产业链的发展，形成迪士尼的“埃斯纳时代”。我与埃斯纳有多次交道。那天他来上影与我会谈，我说我看到好莱坞媒体有两篇文章，一篇题目是《埃斯纳：我就是迪士尼》。另一篇是《埃斯纳：好莱坞的沙皇》，这是为什么?他说：“你想知道？”我说：“对。”他几乎用了一个小时，介绍了他在迪士尼强力变革与发展的过程。我倾听并有所觉悟。目前主政迪斯尼的艾格则推进“外延式发展”模式，高价收购福克斯是最经典的案例。迪士尼这些年的高歌猛进，保持好莱坞老大地位，正是有这样强力的战略部署和强力的战役胜利。
《一代宗师》剧照，王家卫导演。
上影在新时代的新战略是什么？我们正在谋求整体战略与聚焦突破。1.聚焦“上影出品”。在重点作品创作上持续发力，我们还要聚焦新型影像产品的制作。现代影业集团的“影”，应该包括更多适应新媒体的新型影视产品。同时，中国电影由于主创人才的稀缺，导致人才价格的“洛阳纸贵”。我们筹建上影“星工厂”，建立新型的人才培养和经纪模式，为上影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2.聚焦“上影市场”。去年，上影联和院线在全国院线票房排名第三，院线加盟影院总数突破509家，覆盖全国27个省147个市，联和院线累计票房共计2.44亿元，同比增长18%。上影参与发行影片总票房近125.3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23.75%。我们以每年15家新影院建成速度在发展，我们还在寻找新的“标的”院线，利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优势，实现市场竞争力的新扩张。3.聚焦“上影制作”。以上影拥有600多亩地的上海电影基地（车墩拍摄基地）为平台，利用上影近年来与国际著名电影公司合作积聚的优势，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成果，重点发展虚拟拍摄云制作、数字置景、剧本预览等尖端影视制作技术，脱胎换骨，打造以老上海风貌为鲜明特色的场景拍摄区、以全球协同发展的制作高地、以现代影像娱乐为核心的电影主题公园，由此建成新型的国际电影基地。4.聚焦“上影资本”。一是主业资本化的部署，在上影股份上市完成后，继续完成上影制片、上影制作等其他主业的资本化进程；二是建立上海电影投资基金，推动实体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双轮驱动”，首期10亿元融资已经到位。
另外，持续完善上影“物理形态”，打造电影文化新地标。上影“物理形态”包括：“一棵大树、五朵金花、四个宝盆。”“一棵大树”：即上影总部，拥有10.6万平方米建筑群。“五朵金花”指的是：武康路、永嘉路、永福路、万航渡路、安福路五幢花园洋房。它们将先后修复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演员剧团、上海美术电影厂、上海译制片厂所在地等。“四个宝盆”：一是600多亩地的上影车墩拍摄基地；二是漕溪路的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它是上影的核心公司，承担过世博会12个国家场馆的设计与建设，和上海历史博物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龙华烈士陵园等的设计与建设；三是宝通路的上海电影技术厂，它与车墩拍摄基地通盘设计，成为上影制作的重要功能区；四是新华路的上海影城与银星宾馆的建筑体，正在改建成中国旗舰型影城和首家电影主题酒店。我们的意图是：一个电影主题酒店，半个电影博物馆。
上海电影集团总部于2013年改建而成。我们筹建当初，周围有些居民对我直接点名道姓张挂标语反对，一度给我家人带来困扰。但是建成后，我们开放整个上影广场，让百姓分享1.5万平方米的绿地，其中，上海电影博物馆和矗立在中央的上影厂标——工农兵塑像，得到分外的青睐。我提议在改建上影集团总部时新建上海电影博物馆，一是为了完成老艺术家的心愿。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我们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大会，休息期间，谢晋说：“小任，上海应该建立电影博物馆，上海电影最有资格。”孙道临在旁边说：“你别为难小任，上影没有钱。”上影那时确实没有钱，但是我们记住了他们的心愿；二是为了尊敬上海电影的辉煌历史。现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矗立在上影总部，我们就是希望新一代上影人记住前辈创造的辉煌，这是我们的根。根深才能叶茂。
上影集团联合出品的《流浪地球》海报。
上海电影博物馆成为上海文化的新标志，获得全国和上海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奖等荣誉，入选全国博物馆人气排行前十的榜单。现在我经常透过办公室窗户，瞧见人们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们在上影广场或参观或休憩，内心的喜悦是由衷的，甚至会浪漫主义地幻想：如果以后，其中有人回忆说，我当初就是在上影广场参观电影博物馆或看着上影厂标工农兵塑像，萌生想当电影人的梦想，我觉得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上影作为历史悠久的国有电影企业是有优势的。最大优势就是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品牌优势。今年上影83岁的牛犇同志在“电影党课仪式”上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来信赞扬牛犇“60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希望“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李强书记在会见牛犇时说：“牛犇同志入党，成为上海党的建设的一个佳话。”
对上影和上影艺术家关怀是始终的，我在上影工作这些年有着深刻的感受。2007年，他在上海工作就来到上影视察。他对张瑞芳老师说：“我与您的生日是同月同日的。”他对谢晋说：“您的电影我看了好几部，至今印象深刻。”与大家合影时他问：“孙道临在哪里？”当我回答说道临老师逝世了，他默然。离开时，他嘱托：“把上影搞好。”2009年，在上影成立60周年之际，他在北京工作，发来亲笔署名的贺信，肯定上影“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鼓励上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创作生产更多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精品力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经过几代上影人的努力，经过中国电影几番潮起潮落，如今上影进入了“厚积厚发”的新时代，我们始终牢记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嘱托“把上影搞好”，提出把上影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影业集团，成为中国电影这片森林中“那棵最高的树”。
（摘编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口述上海改革开放（197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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