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北伐战争期间的南昌战役中，黄埔校军第一军第1师先胜后败，被孙传芳部队的反击打得落水流花，第1师师长王柏龄从窑姐的床上爬起来仓惶逃命，而驻守牛行的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更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让兼任中路军总指挥的北伐军总司令大失颜面。战后召开大会检讨，蒋总司令杀气腾腾扬言必须枪毙孙元良，结果在一众黄埔教官的说情下，终于不了了之，为避风头孙元良也被秘密送往日本留学。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孙元良又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同学和同僚面前，人家不仅有着黄埔一期的履历，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层了金，回国后旋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警卫旅炮兵团长，在这个位置上只打了三年的盹，再升警卫第1师第1旅少将旅长，那真是“人比人得死”啊。说起警卫部队的番号和编制，它是由老蒋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期的“侍卫大队”发展起来的，1927年扩编为团，1928年再扩编为旅（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俞济时兼任南京警备司令。
1931年5月，老蒋为了扩充自己的嫡系精锐力量，同时也为了从“师俄向师德”过渡，下令以中央军校教导第1师和俞济时的警卫旅合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军”，调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时任洛阳行营主任、第16路军总指挥）转任军长，可见该军的级别之高。该警卫军下辖警卫第1师（师长顾祝同兼）、警卫第2师（师长俞济时），而孙元良就是在此期间从上校团长混成了少将旅长，成为顾祝同的直接下级。
这个警卫军很有点老蒋“近卫军”的意思，全军官兵待遇优厚且装备精良，军事训练以德国军事操典为范，团以上指挥部均配有德国军事顾问，算是“德械师”的雏形部队，而孙元良能够执掌警卫1师第1旅，足见在老蒋心目中的位置，当然了，其叔父孙震也是重要的加分项，这个川中军阀的大佬，是老蒋刻意拉拢四川军阀的突破口。1931年12月，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及不抵抗政策遭到内外攻讦的老蒋为了“以退为进”，第二次宣布下野。
既然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都下课了，这支部队再打着“警卫军”的旗号就有点碍人眼了，在汪精卫、孙科等人的斥责声中，军政部不得不撤销了警卫军番号，所属警卫第1师改番号为第87师、警卫第2师改番号为第88师，而孙元良换汤不换药继续担任改番后的第87师第259旅旅长。此时第87师的军事主官由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1932年初部队刚刚整编完成，上海方向就响起了枪声，粤系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的挑衅，“一二八事变”爆发。
担负沪宁线和南京警备任务的第87师、第88师和第36师将士群情激愤，纷纷请战增援十九路军，而军政部长何应钦坚决不允，直到汪精卫、孙科等人彻底没了主意没了办法，老蒋才施施然就势复职，随即下令以第87师、第88师合编为第五军，在张治中的率领下驰援淞沪战场。应该说，孙元良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还算可以，至少没有望风而逃，因此战后擢升第88师副师长。1935年初俞济时调任侍从室侍卫长，孙元良顺利接班，次年第88师正式列入调整师名单并换装，成为所谓的精锐德械师。
1937年8月上旬，华北寇深矣，张治中再次披挂上阵，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职率领第87师、第88师赶赴上海，准备趁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稀薄之际（4000余人），一举将他们赶下黄埔江喂鱼虾。孙元良奉命率全师从驻地无锡出动，8月12日乘火车秘密到达真如车站，不过孙元良下车后发现，真如附近根本无险可用，地形于我方甚为不利，遂冒险命令一个旅推进到闸北地区，在北站、江湾、八字桥一线占领出发阵地。
这个战术眼光其实还是值得称道的，所以说孙元良“飞将军”的名号并非源于无能，而是为人胆气不足，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对此举均表支持。8月13日下午三时许，第88师先头部队一个营搜索前进到达了八字桥头，这里也是1932年淞沪抗战的停火线。由于当天上午日本内阁和军部已经做出了派遣陆军增兵上海的决定，所以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胆子也壮了起来，不再一味缩守司令部大楼周围，而是派出一个大队向宝山路方向延伸布防。
就这样，第88师先头营和日本海军陆战队伊藤大队，在八字桥意外地狭路相逢，营长易谨少校毫不犹豫下令开火，第88师由此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也就这样爆发了。从8月14日起，中国军队以陆空配合、步炮协同和步坦联合的方式，开始猛烈攻击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淞沪会战全面开打。在长达三个月的惨烈会战中，中国军队先后增兵至70万人，而日军也逐步增加到20多万人。
战役期间第88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至少进行了五次新兵补充，10月初师参谋长陈素农也病倒后送武汉疗养，由参谋处长张柏亭火线接任。由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现代的预备役制度，前线各师所补充的基层官兵多为各地保安团、警察队或者临时征集的壮丁，所以仗打到10月下旬时，第88师的老兵只剩十之一二，战斗力大为缩水，这也是《八佰》中士兵多来自湖北通城的原因，那就是湖北保安第5团集体补入了88师262旅。
此时由于苏州河北岸的军事形势已然绝望，老蒋同意该地区10余万部队后撤。不过在撤退命令下达的同时，又异想天开加了道补充命令，要求第88师全师留在苏州河以北坚守要点，一来掩护大军撤退，二来期望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也能牵制和扰乱日军。孙元良看见命令当时就抽了，因为这样第88师必然全军覆灭，很可能最后连番号都保不住，于是紧急派出参谋长张柏亭前往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请求取消这一命令，理由很简单：这是徒劳牺牲。
在这一层判断上，孙元良是正确的，至少比他的那位校长实际和聪明了些：既然作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军事，那么留守闸北的部队，实力多是牺牲，实力少也是牺牲；守多个据点是守，集中兵力守一个据点也是守，意思意思就得了。而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原司令长官冯玉祥不管事）、前敌总指挥正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他其实也清楚这道命令有点荒唐，在整个苏州以北战场中国军队全部撤光的情况下，单单留下一个伤亡惨重战力大损的第88师，无异于羊入虎口白白送人头。
但他更明白，老蒋之所以决意留下一支部队在上海市区坚持，是要打给国际社会看，是要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的某种政略，公开抗命肯定是不成的，何况是他素来百依百顺的“顾百顺”。第88师新任参谋长张柏亭很会说项，一方面他代为转达了孙元良的意见，另一方面开始跟老顾大打感情牌，说这88师也是您的老部队，就忍心看着它全师覆灭不成？留下一个团搞搞就可以了，对上对下都有个交代嘛。
顾祝同最是长袖善舞人称“军中圣人”，这番话和这个折中的办法确实说动了他，于是当场下了决心：“时间紧迫，就这么办，你赶紧回去布置，这边我负责向委员长说明情况”。于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一个“面子工程”出现了，顾祝同上将同意以一个团代替一个师，既执行了老蒋的命令，又兼顾了老部下老部队的情分。然而张柏亭回去汇报完情况后，一向胆大妄为的孙元良又打了埋伏，决心只以262旅第524团一营冒充团级番号，留守原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
国军保存实力的传统根深蒂固，对孙元良来说基本部队能省下一个营也是好的，于是就出现了第二个“面子工程”，一个加强营400多人就代表了全团、代表了全师，奉命在四行仓库坚守七日。既然拢共只有414名官兵，也不过装备了200多支步枪、27挺轻机枪、4挺重机枪和2挺高射机枪，为什么要虚张声势两倍号称“八百壮士”呢？要知道德械师团以下普遍为“三三制”，一个步兵营满编不过600余人。
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迷惑敌人，团级番号确实曾让日寇第3师团误以为四行仓库里面至少有2000守军，遂调集重兵围攻，起到了牵制敌人兵力的作用，当敌酋松井石根后来得知只有400多中国军人时，一度气得死去活来深感栽面，逼迫租界当局扣押524团一营全体官兵以为报复。而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孙元良的“瞒天过海”之计，第三战区的正式军令那是以一团兵力死守，就算524团伤亡不小，400多人这个数字也是糊弄不过去的，一个步兵团总有2000人上下，声称战损之后剩下800多还是勉强靠谱的。
为了把面子工程的表面功夫做足，鉴于一营长杨瑞符的军衔只是陆军少校，孙元良特命524团中校团附（注意不是团副，当时国军各团配有中校和少校团附各一人，中校团附有一定的副团长职能）谢晋元留下来统一指挥，于是这个“团级战斗队”就很是像模像样了。更由于“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孙元良“因功”擢升第72军中将军长仍兼88师师长，获授云麾勋章，这波操作，就问你服不服？
把《八佰》电影和孙元良的故事先放一边吧，上层的腐败和无能，不代表谢晋元以下400多基层官兵的英勇顽强就被历史所遗忘，淞沪会战后创作的《歌八百壮士》有云：“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八百壮士，英烈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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