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明清史学家郑天挺哲嗣郑克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5日19时38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1岁。
郑克晟籍贯福建长乐，193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研读明史。1963年调至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1989-1994年任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郑克晟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教学和研究，曾参加《明史》点校工作，担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专著有《明代政争探源》《明清史探实》《明清政争与人物探实》《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即将出版）等，合著《清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明清史资料》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下文为郑克晟学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撰写的悼念文章。
郑克晟
郑师克晟先生走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今天是第五天了，但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十天前，2022年12月19日上午9点58分，手机依然清晰地定位着这个时间，我给先生家打电话。因为自己数天前不幸感染了新冠，但已不发烧，正在恢复之中，遂给先生报平安。电话是先生次子二哥郑泰接的，我简单说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并问先生情况如何。二哥说：“家里的保姆感染过，现在好了！但二老都没事，只是晚上稍有点咳嗽。”然后他把电话给先生，并说：“卫国来电话问候您！”电话传来先生的声音，“卫国你多保重！我偶尔有点咳嗽，没事！不用担心！”我正要说话，忽然一阵咳嗽，先生马上说：“你咳得很厉害！多保重吧！”我说：“已经在恢复了，逐渐好转，没有问题了。先生您多保重！”手机记载着6分钟，我根本想不到，这会是给先生打的最后一通电话！
三天后，方志远先生给我发短信，问先生、师母情况如何，我以为先生也只是平常的咳嗽，根本未多想，遂回复道：“先生、师母最近还好！上半年身体不大好，现在比较稳定。”方老师说那就好，见到代致问候。恢复中，每天精神都不大好，一直嗜睡，下午尤其如此。26日下午三点半，午睡醒来，习惯打开手机，赫然发现二哥发来一条消息：“沉痛泣告，家严郑克晟先生于2022年12月25日19:38分，因病安详离世，享年91周岁。遵循家父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谨此讣告。孝子郑春、郑泰叩首2022.12.26。”顿时愣住了，十分震惊！眼泪夺眶而出！即刻给二哥电话。
原来从21号晚开始，先生低烧，但并不很严重，每天也能吃点东西。一边吃药，一边调理，病情也较为稳定。先生有本新书正在出版中，一天二哥问他：“您是不是把要送书的名单写下来？”先生说：“你考虑到很周全，我没问题！”虽然一直低烧，但并非特别难受，故先生也很自信，他自己也根本没想到情况会发展那么糟！25日晚上七点多，先生侧躺在床上说想喝水，想翻个身喝水，忽然就往外吐气泡，没两分钟就溘然长逝了！
孙卫国（左）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封越健（中）在郑克晟先生（右）家中合影（2018年3月）
放下电话，悲从心起！当即将二哥发来的噩耗转发给师兄弟群，引发师兄弟们哀痛之潮！并向学院汇报，学院领导随即一道前往先生家。二哥双眼红肿，说道：“保姆感染新冠，已经痊愈，没想到还是传给了老人！家父低烧四天，安祥地走了！临别之时，他神志清楚，也无痛苦。”院领导问有何要求，二哥说道：“家父一生淡薄名利，现新冠正肆虐，疫情当头，大家各自保重为上。大哥身在国外，也无法赶回来。不开追悼会，也不举行遗体告别，一切从简。”二哥深明先生秉性，绝不愿给他人添麻烦。在此凛冬时节，院领导也只好尊重家属意见，并承诺今后将适时举行追思会。遂发布讣告，学林一片哀悼！
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发来唁电道：“惊悉我国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克晟先生于12月25日溘然仙逝，全所同仁，不胜哀悼！郑先生治学一生，孜孜以求，学养深贯，久为海内外学林所仰重；先生远承庭训，求真务实，于明代政争之源、皇府庄田之实、苏松重赋之表里，所论见微知著，享誉学林；先生教研于京津，耕耘于三尺讲台，温柔敦厚，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先生早年在古代史所（原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工作，独立思考，厚积薄发。先生的不幸逝世是中国古代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古代史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发来唁电：“惊闻郑克晟先生不幸逝世，吾侪甚为震悼！先生一生学术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兄弟院校相关专业的发展无私奉献良多，吾侪甚为感佩怀念。今先生长逝，实为贵校、我国历史学科和吾侪的重大损失，还请先生的亲人、朋友和同仁们节哀顺变，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光大先生热爱的事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安志院长唁电说：“郑先生的驾鹤西归，不仅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重大损失，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谨表沉痛哀悼！”其他各校学人纷纷发来唁电，深表哀悼！
27日下午，先生遗体告别序号是116号。二时半许，在凛冽的寒风中，二哥一家三口和本人以及二哥妻姐母子共六人，在天津第三殡仪馆送别先生。偌大的送别厅，空空荡荡！先生安祥地躺在百花丛中。哀乐响起，悲不自胜，泪如雨下，不觉跪倒在地！自从1988年9月，投身先生门下，随侍先生左右已逾三十四年！承蒙先生多方关照，不仅沐浴着先生学术的光辉，更受先生多方庇荫和鼓励！而今以后，向谁求教？何人可依？
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2022年12月29日匆草
澎湃新闻经孙卫国授权，在此附上孙卫国对郑克晟先生的学术专访。原文首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1期。
孙卫国：郑先生，您好！受《中国史研究动态》委托，对您进行一次学术采访。您是明清史研究名家，在明清史领域卓有成就。您的著作《明代政争探源》《明清史探实》等都颇有影响，能否谈谈您的治学之道与学术思想?
郑克晟：说不上有多大成就。不过，聊聊也好，希望对年轻的朋友们有点参考价值。
一、成长经历与早年学术研究
孙卫国：郑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想必家世、家风对您影响很大，您觉得郑门家风对您成长有过怎样的影响呢?
郑克晟：1931年9月，我在北京出生。祖父为清末士人，1890年进士出身，后任职于翰林院，也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务提调，但他去世早，1905年就病逝了，时年42岁。当时父亲郑天挺才6岁。次年，祖母又病逝，父亲成了孤儿。父亲遂由亲戚抚养成人，他很早就学会了独自生活，养成了一种独立自强的精神。如果说这是家风的话，那我还真受到他的影响。因为1937年，母亲病逝的时候，我也才6岁。父亲不久就南下了，我们几兄妹相依为命，从小也就养成了一种不怕苦、不依靠别人的独立自主精神。
孙卫国：您父亲郑天挺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您学习历史是否受到过他的影响?
郑克晟：先父郑天挺先生自小就独立，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先后在厦门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我读书成长过程中，父亲很少跟我讲应该如何做，他对我们也几乎不管，但他是身教重于言教。我读小学时，正是抗战时期，父亲在西南联大，当时我对国际形势就非常有兴趣。我小学五年级时，转学到西黄城根小学，当时读过一些书，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套书，叫“故事一百种”，实际上远远超过一百种。我印象里有《枪挑小梁王》，讲岳飞的；还有《同室操戈》，讲杀刘瑾的。这个书是图画书，图文并茂。高中时期，仍然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书，这样也就慢慢培养了自己的兴趣。
1951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完全是自己的兴趣。大学一年级时上中国史（一），也就是先秦史；还学俄文、史学文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有名的教授执教。当时北京大学学术氛围很浓，教师们都有独立个性、独到见解，上课也很有吸引力，像张政烺、余逊、邓广铭、邵循正、向达等老师，都是这样的风格。在他们的课堂上，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记忆犹新的是向达师提出，做学问应当采取“人弃我取”的原则，这对我震动很大，成为我一生治学所奉行的原则。而当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也培养了我理论思维的思考方式。
孙卫国：您是怎么走向明清史研究之路的?一开始就对明清史感兴趣吗?
郑克晟：195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工作。入所之初，被分到历史地理组，跟随谭其骧先生学习隋唐历史地理，半年以后，谭先生调往上海，我就转到了明清史组。组长是白寿彝先生，王毓铨先生是副组长。于是，就由王毓铨先生指导，他特别让我关注明代土地制度史，并指导我读书。先读《天下郡国利病书》，再读《明经世文编》，后来又读《明实录》，当时读的是五百册的“梁本”。对于明代土地制度，我特别注意到《明实录》有关明代庄田这类问题，于是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从1956年到1960年，我先后花了4年时间，才将《明实录》读完，收集了很多明代土地制度史方面的资料，这奠定了我以后研究明史的基础，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老师们强调，年轻人不要轻易写文章，要注重功底，要打下扎实的基础，文章要有独立见解，不要人云亦云。而我在北京大学所受教育也强调厚积薄发，这样我对写文章就更加谨慎了，轻易不敢动笔。
孙卫国：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
郑克晟：20世纪60年代初，因为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的编写，这是当时的任务，我负责编写过明清两代对外关系史部分。1961年5月，为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历史所领导希望我给《大公报》写篇文章，我写了题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写在他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的小文章，刊在《大公报》上，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年，我已经30岁了。于是，趁机又写了几篇有关郑成功的文章，比较重要的一篇是1963年6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其他的问题，虽然也有兴趣，却不敢多写，怕犯错误。
孙卫国：您是什么时候调到南开大学来的?您最初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呢?
郑克晟：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父亲郑天挺教授由北京大学秘书长、历史系主任，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长期以来，他一人独自生活，十分不便。1963年初，为了照顾父亲，我和爱人傅同钦一同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我被安排在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参与《明史》的校勘工作。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成立于1956年，是当时教育部特别设立的一个研究室。《明史》标点校勘，是当时明清史研究室承担的一个重要项目，主要由林树惠、朱鼎荣、傅贵九3位先生承担初校，后来汤纲、王鸿江和我也参与进来，由郑天挺教授统筹总览。1963年9月底，父亲与其他“二十四史”点校负责同志们，一同住在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专心从事《明史》点校工作。1966年6月，“文革”开始以后，父亲被迫离开中华书局，奉命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就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我们全家也受到牵连，1969年全家下放天津西郊王稳庄公社插队，一直到1973年8月，我才回到南开历史系。随后又参加《明史》点校工作，为时大约半年。“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开始学术研究。
二、南北地主集团的党争是解剖明代政争根源的一把钥匙
孙卫国：您这一代被“文革”耽搁的时间太多，但后来学术成就却很大。您是如何关注到明代南北地主斗争的问题?进而写出《明代政争探源》这部名著的?
郑克晟：1977年我查看原先所抄的卡片，发现了一条抄自“梁本”《明实录》有关明代皇庄的资料，乃是正德二年七月，有关明代皇权与勋贵斗争的经过，从而激发起我研究明代庄田的兴趣。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读《明实录》时，这方面的资料曾经集中收集过，但还不太完整，“梁本”大段脱落。于是又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整理本《明实录》，系统地读了一遍。这次读，有的放矢，补充了很多资料，收获很大，使得明代庄田的资料十分系统。便就由明代皇庄入手，对明代太监庄田、勋贵庄田、公主庄田、王府庄田等一系列问题，逐一展开研究；进而又涉及牧马草场、皇店、权贵私店的研究。在考察这一系列庄田与皇店问题之后，我发现这些庄田，表面是经济史问题，根本问题则是它们所代表的政治地位以及相关的政治势力斗争，这些是决定明代各类庄田发展的关键要素。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他们身上，有着明代北方地主的特色。
后来，父亲郑天挺先生给我启发。他曾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明清史时，就注意到明初许多江南文人对元朝十分怀念，并举了宋濂、刘基等人的例子，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这番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当时我又读到钱穆先生的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1964年），也有类似的看法。因而联想到陈寅恪先生曾讲过，北朝以来，统治集团有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之区别，两个势力集团的斗争，成为解读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史的一条重要思路。这些都启发我思考，我发现明代也存在着这样两个集团:北方地主集团与南方地主集团，正是这两个地主集团的斗争，影响着明代的政治生态，左右着朝野政治。于是进一步深入下去考察，随后在给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授课中，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观点，进而贯穿到整个明朝，一直到清初，这样就奠定了这部书的基本框架。
1985年，参加香港大学主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题为《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的论文，这篇文章是我多年来深思熟虑写成的，在会上颇受好评。随后，我就以这篇文章为线索，来解剖整个明代政治史，诸如明初江南士人对元朝的怀念、明初苏松重赋问题、建文改革、靖难之役、明成祖迁都北京、明代各类庄田、大礼议、万历北方水田问题、耶稣会士来华问题、南明政权的党争等问题，看似各不相干，实际上背后都受到南北地主政治集团斗争的影响。上面所举一系列争论，均由于南北地域不同，地主阶级内部利益各异，而明朝皇帝坚持扶持北方地主，打击江南地主所造成的结果。这样就将整个明代政治生态予以剖析，进而对整个明朝政治史给予阐释，提出看法。
孙卫国：从《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17年）中看，郑天挺先生对于明初士人怀念元朝，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在去年出版的《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中，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见，郑天挺先生对这个问题相当关注。您受到启发，将郑老的观点进一步发展，由明初扩展到整个明朝，因而意义就更大了。
郑克晟：你说得对。郑天挺先生一直很重视教学，尤其是从1938年开始，讲授明清史，下了很大功夫，他对明史许多问题的见解，相当有见地，生前在明史方面他并没有发表什么论文，他的见解都融于讲义之中了。对于明初江南士人怀念元朝的问题，在他的讲义中有很详细的讨论，先讨论“明人追念元代之原因”，然后从“元顺帝之遗惠”“元之取民甚宽”“明初文字之元末纪年”“明初人对元帝统及明得天下之观感”等方面，进行阐述，相当细致。他生前曾当面向我提过这个问题，在他的《明史讲义》出版之后，我才了解了他对这个问题有如此深入的考察。正是明初统治者制定了扶植北方地主集团、打击南方地主集团这样的政策，奠定了明代的政治生态及政治制度，才埋下了以后一系列政治斗争的根源，明初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的斗争贯穿了整个明代。
孙卫国：明代南、北地主集团的划分，是以什么标准?是按照地域来说，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郑克晟：明代南、北地主集团的形成与划分，地域虽有关系，但并非绝对因素，政治与经济利益才是区分的根本因素。所谓北方地主集团，主要是以朱明政权的皇室、勋贵、官僚、太监为主要人员所组成的，实际上乃是永乐迁都北京以后，逐步扩大而形成的特权阶层，其经济利益直接依赖于其身份与特权。各类庄田的来源，主要是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手段获得的。北方地主集团，实际上是依托皇权而衍生出来的一个利益集团，维护北方地主集团的利益，就是维护皇权的威严。
江南地主集团，它是承袭元朝的系统而来的，来源久远，聚族而居。我所指的江南地主，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指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及其所属士人与官吏；另一部分则是指东南沿海地区，例如江、浙、闽、广地区，兼营私人海上贸易的地主们。他们在元、明两代境遇不尽相同，元代政策宽松，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明代则不断受到迫害，遭受打击。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得以晋升的，他们大多有着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江南士绅是江南地主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们政治上也要寻求一定的发展空间，势必与北方地主利益集团发生冲突，这样也就引发各种纠纷。随着利益的分配，南北地主集团内部也会出现分化，甚至转换身份，有的出身南方地主集团，因为某种契机，转换到北方地主集团之中，这样的事例也不少见。永乐以后，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明朝江南士大夫，一部分参加明政权，并得到皇帝的宠幸。另一部分江南士大夫，出于利益所在，隶属于江南地主集团，不时与代表北方地主利益的明朝统治者发生冲突。因而明代南、北地主的斗争，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皇权与士绅权力的斗争。
孙卫国：郑先生将明代政治斗争分为南、北地主集团的斗争，这种论断非常有启发性，是否有可能分层级讨论?我最近在关注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在朝鲜战场上，南、北兵的矛盾也很深，似乎也与明代南、北地主集团矛盾斗争有关系。
郑克晟：明代南、北地主集团的斗争，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乃是地域的因素。中国地域广大，南北差异明显，南人与北人有很多生活习惯的差别。你提到的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南、北兵，就有这样的差异。北兵以李如松所率领的辽兵、九边兵为主，以骑兵为主，用刀、剑、箭等冷兵器。南兵主要是浙兵，乃是经过戚继光训练的部队，以步兵为主，但擅长用火器，战斗力很强。他们本身特点不同，在战场上的作用也有差别，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背后朝中南、北党争的反映。第二个层次则是随着利益的转换，身份出现变异。朱元璋出身凤阳，应该属于南方，但是他当政后，对于南方士人采取了打击惩罚的办法，凡是原来属于张士诚、徐寿辉、陈友谅等统治过的地方，实施迁户、课重税等手段，予以打击，削弱江南士绅的力量，有意培植北方地主势力。建文继位后，江南士绅将希望寄托在建文帝身上，但最终被“靖难之役”推翻。朱棣继位，继续实施惩治江南地主集团的办法。有些朝中大臣，例如严嵩，生于江西，科举出身，按说应该属于江南地主集团，但是当他身居高位，成为大学士时，他就变成了北方地主集团中的一员，成为明代皇权的维护者，而非江南士绅的代理人。这是他们身份转换的结果。所以第三个层次，也就是最关键的层次所谓南、北地主集团的斗争，就是明代皇权与士绅权力的斗争。
三、明代苏松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孙卫国：《明代政争探源》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您对苏松重赋问题特别关注。该书出版以后，您又对此发表过几篇论文，您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关注?
郑克晟：明代苏松重赋问题，并非新问题，而是自明、清以来，大家关注得很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虽多，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苏、松地区，元末农民起义时，最初主要是由张士诚所控制的地区，又是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张士诚对江南士人极尽拉拢之势，对他们采取“宽疏”政策，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朱元璋最初对江南士人也采取拉拢争取的办法，但是江南士人多不配合，反应冷淡，激起朱元璋的反感。当明朝建立以后，江南士人又怀念元朝，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一贯轻视江南地主，故对于他们打击不遗余力。明初江南士人可分为三种类型:参加过张吴政权的；未参加过张吴政权的；加入朱元璋政权，且建功勋的。朱元璋对这三类人在不同阶段，都采取惩罚的办法。第一类立国之初就严厉打击；第二类则采取迁富户，使其被迫离开江南；第三类则晚年发动一系列大案，予以清除。而且在江南实施重赋政策，几乎使之消灭殆尽。明初苏松重赋问题，实质上是朱元璋实施惩罚江南地主的一种手段，是结合政治手段而实施的经济措施，是对江南士人政治迫害的一种补充。所谓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在打击江南地主的同时，他大肆实施分封制，将其皇子们派往全国各地，分藩立国，培植其以家族为基准的皇族势力，视作其王朝立国的根本。这部分势力逐步发展，随着永乐迁都北京，以北方为中心，跟随朱棣南征北讨的武将，随侍左右的宦官，以及通过其他方式进入永乐王朝核心的勋贵们，构成了北方地主的核心势力，是永乐依靠的对象。其继续实施打击江南地主的政策，依然坚持苏松重赋。可见，这是明朝长期坚持的一项政策，并非只是洪武年间才实施的政策。
而且，明代重赋不止出现于苏松地区，在江西、陕西等地区也实施重赋政策。这些地区从自然条件来说，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些地区都曾是朱元璋敌对势力之所在地。苏松地区属于张士诚，而江西地区大部分属于“陈友谅区”，两区都是朱元璋的敌对势力范围，尽管土地肥腴贫瘠不同，同样遭受到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从明初到明末，江西一直实施重赋政策。陕西宁州地区，是西北最贫瘠的地区之一，也被课以重赋，因为这里曾是明初李思齐抗拒朱元璋的据地，“元人李思齐盘踞于州，致明太祖怒，倍增赋额”（康熙《宁州志》）。
可见，明初苏松重赋问题，并不是一个个案，也不应该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应该放眼全国，统筹考虑。无论是江西的重赋，还是陕西宁州的重赋，都并非因为是富裕地方，而只是因为都曾是朱元璋敌对势力之所在，故而从明初开始，就对这些地区实施重赋政策，并且一直持续，所以其重赋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报复。重赋问题，也有助于理解南、北地主集团斗争的复杂性。
四、唯物史观指导与“人弃我取”的治史方法
孙卫国：表面上看，您的研究似乎只是一个个政治事件考释的集合，实际上仔细考虑，您有宏观的理论指导，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很好地运用到您的研究之中了，您对整个明史创立了一套自己的解释体系，您是如何开展这样的研究路数的呢?
郑克晟：我们这一代，大学期间都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在《明代政争探源》一书中，就是以之作指导，将明代经济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考察。
明代政治斗争非常复杂，也十分激烈。大多数史家多从政治制度史的演变入手，很少从经济因素去考察。我觉得要真正深入了解明代政争的内在原因，必须将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把明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明代政争探源》一书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考察各种庄田，就是想探讨其经济基础。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功夫去考察庄田这个问题，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庄田实际上就是北方地主的经济基础，皇庄、公主庄田、宦官庄田、勋贵庄田，等等，无不如此，将明代庄田问题考察清楚了，也就了解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是解答明代土田数字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第二，庄田是属于明代土地制度史的重要问题，恰好我以前阅读《明实录》时，下过扎实的功夫，有过系统的考虑。第三，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多，即便有人关注，也几乎没有人将其与明代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而这个问题恰恰又是解开明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所以我就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也为全书的立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明代许多政治斗争，最终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北方地主集团庄田的消长。总体而言，因为明初开始就建立起一套封建中央集权政体，自从丞相制度废除以后，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士绅权利日益受到打压，所以几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宗旨的北方地主势力就得以扩充，各类地主庄田也就得以扩展。
这种将经济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受到当时很多学者的好评。拙著出版以后，杨国祯、陈支平两位先生在书评中指出:“把元明以来江南地主和北方地主的势力消长作为明代政治斗争的深层主线，从而把明代的政治斗争与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明代政务（政争）作出了新的解释，理出了明代地主经济南北差异，影响南北地主集团政见的发展变化脉络。”（杨国祯、陈支平《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刘志伟与陈春声两位先生也说:“这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在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中，寻找政治斗争的根源，又通过经济因素与王朝从政策的互动关系，揭示政治斗争实质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尝试。”（《揭示传统中国政治斗争的经济和文化内涵——读〈明代政争探源〉》，《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可见，这样的研究思路，得到大家的肯定。
孙卫国：在以往用阶级分析方法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一般只是笼统地讨论地主阶级剥削如何。通过您的研究，清晰地说明，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很多利益纠纷和矛盾斗争的。
郑克晟：是啊，阶级分析方法曾经盛极一时，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理论指导，但事实上，以前过于机械。王毓铨先生在来信中也特别提到:“以往人们讲阶级，不少人陷于机械论、简单化，不知道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即使知道，也不敢进行探讨。”因为统治阶层中也有很多利益集团，正是这些利益集团的斗争左右着朝中政治，故而他特别肯定拙著的论断和明代南北地主集团的划分，这也是整体上的考虑，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其下有更多的集团与党派斗争，天启年间的党争，就是明显的体现。
孙卫国：您从各类地主庄田入手，研究明代南北党争的根源，可谓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大著《明代政争探源》初版于1988年，迄今已经30年了，后来又再版过一次，但是对于明代庄田制度的研究，仍然无人能超越您。您发表很多的论文，选题都不大，又是很少有人讨论过的论题，结论却都很令人信服。您在选题上，有何独特考虑吗?
郑克晟：历史研究，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注重研究论题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眼界要宽，立足要稳，注意研究论题之间的关联，这样才能够写出系统而又有启发性的论著。前面提过向达先生治学提倡“人弃我取”的原则，也就是我选题的基本准则。凡是大家都了解的，一般都能想到的题目，我不愿意跟风，绝不会草草去写，因为重复别人的论题，甚至观点，没有意思，一定要研究别人很少关注，甚至没有研究的问题，选题要新。我对明代各类庄田的研究，逐类考察，使之形成系统，并将其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其他如周经、袁黄、土国宝等人物与相关庄田、水田的关系问题，甚少有人关注，又是解开相关问题的关键，所以能够既有新意，又有一得之见。
孙卫国：谢谢郑先生！尽管对您的治学风格与学术观点，我并不陌生，但是听您这么系统的讲述，我就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再次感谢您！
郑克晟：聊得很高兴，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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