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喜欢去二楼，二楼是行政楼层，喜欢一层和三层，有排练厅。
不喜欢二楼有一个办公室是我的，别人来要敲门。不喜欢别人叫你“濮院”、“濮院”，这个词多难听。
——濮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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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轩是个地主，但他是一个下地干活的地主。”濮存昕说。
2016年年底，濮存昕终于离开北京人艺常务副院长的职位，除开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身份，他又全身回到“演员濮存昕”。
称呼“濮院”的，都是外道人。濮存昕说，他喜欢听人叫濮老师、濮哥。
2017年，濮哥有9台大戏。《李尔王》《李白》《白鹿原》《万尼亚舅舅》《茶馆》等。
2017年1月，63岁的濮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李尔王》。这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监制的第一台中国新译本的莎剧。
4月份，《李白》演过了200场，《白鹿原》即将演过100场。舞台上的濮哥已经是一个收放自如的演员。“以前《李白》第一场，那么短短的一个开场就汗流浃背，现在几场下来，基本上就是微微一层汗，没有淌的汗了，不用那么使劲演，效果反而更好，更能把观众带到舞台情境中去。动静相宜，人家看着更舒服。”
60岁那年，濮存昕给自己琢磨到六个字，“玩学做悟舍了”。
“我这把年纪得要有‘舍’的这种能力，喜舍乐施、愿意帮别人、守规矩、给别人让道，让出空间来和别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我觉得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要懂得舍的好处。”2017年5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南瓜视业的影棚里细细盘问了濮存昕。
濮哥2017年第一场出台，是董卿主持的一档央视新节目。成为这档节目第一个“朗读者”的濮哥还带着李尔王的满脸胡须。
“你从头到尾使劲，慷慨激昂，似乎不是李白，那可以是屈原，是辛弃疾、岳飞。李白不同于他们的是什么？是突然间会像孩子、完全不成熟、完全天真，赤诚相待。”（CFP/图）
“濮院”，多难听啊
南方周末：《李白》在你的演艺史上应该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作品。据说于是之先生自己想演这个戏？
濮存昕：是之老师他非常首肯郭启宏先生写的《李白》，他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是之老师也给了很多建议。但是1991年，是之老师的身体已不大好，他担心可能演不下来，最后就是没演。后来又定另外一个演员，人家想出去拍电视剧。我父亲说要不然你来吧，我是第三个人选。
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深浅，横着脑袋就顶过去了。操持起我的那两下子，就演起来了，抑扬顿挫谁不会？念念有词的。当然剧本本身基础不错，都说出了一台好戏，还被介绍到中南海演出，在怀仁堂演过。转年得了大奖，文华奖里面有剧本奖、演出奖、舞美设计奖、导演奖、演员奖都得了。我自己挺得意。
当时演了三四十场，1993年以后就放下了，一直没演。那段时间戏剧特别低谷，没什么人愿意看戏，票房也不大好。十年之后，2003年再演，自然有一个反省过程。
《李白》这个剧本里讲的就是进退两难：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纠结处。说想报国、想走仕途，你又忍耐不了官场的倾轧。退则独善其身，人又不甘寂寞。其实和我们当代人的心境是吻合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也写这个吗？进退两难，复仇还是妥协，生存还是毁灭。
所以到了2003年，我已经50岁了，又经历了很多事情，特别是那时又纠结于当不当院领导。那一时冲动说试试干吧，做起来之后后悔了，因为没有做好准备。
你要让我今天讲，剧团该怎么做？我们都干了一辈子了，对创作规律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你要想当好管理者，做领导，在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耐心。
最难的是我用多大生命的能量和精力，去操持人与人合作的矛盾。做管理者、当官的、做CEO，那可得知道当说不当说，该做不该做，时候到没到，领导也称艺术。它有一个程序，它有一个规律，我还没摸到门呢。
南方周末：当时你也是进退两难。
濮存昕：那时候我也进退两难。自己乱了，什么都乱了。我总觉得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那时候眉头是每天都皱着的，在不适合自己的空间里，就会纠结，会不自在，还会觉得所有人都对不住你。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不喜欢去二楼，二楼是行政楼层，喜欢一层和三层，有排练厅。那时候有这种情况，屋子里面大家正乐呵呵聊天，你一进去，没人说话了，多别扭呀。平常都是要好的朋友，怎么？因为你是领导，他们在说个人的话，不要你听。我不喜欢这样，不喜欢二楼有个办公室是我的，别人来要敲门。不喜欢别人叫你“濮院”、“濮院”，这个词多难听。
2003年8月8日以前，为了SARS，我们赶排了《北街南院》的话剧，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背不下词。为SARS你得以身作则，帮着一起策划剧本，你得演。可看着朱旭老师，看着何冰、吴刚他们在排练场生龙活虎的，我居然背不下词来，满脑子都是开会的事，都是矛盾的事。
后面排《李白》，很自然就懂得李白的纠结，把自己真情实感投入进去了。
原来那些较着劲演的地方，不使多余的劲了。一直演到今天，《李白》200场多一点了，你就觉得可以不用力气地去演，反而更好。因为你从头到尾使劲，慷慨激昂，似乎不是李白，那可以是屈原，是辛弃疾、岳飞。李白不同于他们的是什么？李白的性情会会像孩子、完全天真，赤诚相待。朋友之间第一顿喝酒吃饭时的真诚，男女相恋一开始的那种冲动，在相处多年之后还有没有？就那个东西。李白，他就是一个天真、直率，真诚至极的那么一个人。
第三幕，李白身陷乱党，被关进牢房。我以前在第三幕所有的地方都愤愤不平，痛斥朝廷。现在就改成给你在监牢里闲置一个月，多闷得慌，自己喃喃自语地念诗，排解自己的寂寞。说朝廷的原来都是痛斥，现在改的就像咱们对世事发点牢骚，不用使那么大劲。
原来第一幕演下来，那么短短的一个开场就汗流浃背，现在基本上就是微微一层汗。动静相宜，人家看着很舒服。以前我不喜欢有人对我说你真辛苦，你演这个戏好累呀，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夸了？我一晚上演下来就讨一个辛苦的掌声？这不行。
南方周末：这种松弛也得有积累。
濮存昕：年纪也到一定岁数了，也没那么大力气了，反而逼得你得走心啦。
人家问我们演员，你们怎么准备准备情绪就能哭了？真是有技巧的，不是这行的人，你让他在镜头面前说两句话就要激动，眼噙泪花，难死他了。为什么？杂念太多。甚至一门心思调动自己来动情，那也是杂念。得要有一种平静如水般的蓄起，开了一个闸口飞流直下的那种感觉。
斯琴高娃演靳开来媳妇（《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角色），那孩子问，妈妈，爸爸怎么没有奖章？因为靳开来是到甘蔗地去砍甘蔗，踩着地雷了。他不是战争致死，居然没给奖章，多冤枉。丈夫没了，儿子在问，她的眼泪就得出来。高娃可是好演员，她完全知道这个镜头的难度所在。
可是，当她准备好情绪，只等导演喊开始的时候，场灯出了问题。谢晋导演多有修养，可当时就骂人了。那时候都用镝灯，冷却20分钟才能再重新启动。后来，镝灯亮了，开拍了。高娃演得很好，但谢晋导演说，如果没有这个灯的事故，她这个镜头可是超国际水准的。斯琴高娃是很有水平的演员。但已经处在要开闸放水要开拍的而当口，停下来你要她重新再调整，她那个新鲜的东西就没了，挺不容易的。
演员一定要有特别好的状态。像我有时候狗揽八泡屎，一天干好几件事儿，晚上演出不大能演好。所以我也想到是之老师的那个教训——是之老师跟自己知交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给他干了！可是他真干起来的时候，又得去尽这个责，去忍耐别人对他的非议、不满。是之老师的小八字眉只那么一皱，眼睛一眯，我又认识一个人，他只能这么说。
剧院的人知道，小濮不是干这个的，领导也只是觉得，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有知名度的，有点专业、内行的人，某些会你得去开就是了。我自嘲自己是一个花瓶院长。我坚持我自己的准则，就是尽可能要说真话，不当说的就不说了，不要说假话。秉着这么一个原则，十多年，现在终于把这个职务免去了。
宋丹丹
狗血淋头地骂我
南方周末：我看“濮哥读美文”，你读了一段星云大师的祈愿文，很棒。
濮存昕：那篇文章是我很喜欢的。听说星云大师每年选108个人，僧俗两界都有，他写信，总结这一年，我有一年收过他这样一封信。他讲自己一年来的心得，同时有对大家的问候。
《除夕祈愿文》，它表达了一种忏悔的快乐。就像我们吃牛黄，清理一下自己，然后你就觉得眼睛亮了，舌苔没有了，脸上的浮肿消失了，红晕起来了。把多余的部分排掉，身体里面就通畅了，你的能力也会加强。
忏悔特别重要，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坦诚地检讨，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力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一个偈言，他不是对杀人放火的坏蛋这么说的，对任何一个人都适用，放掉不该有的念头，妄念。然后就会出现智慧。
我父亲和是之老师都是这样有品格的知识分子，为了剧院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杯子都摔了。我父亲回家来气得很，睡一觉第二天去开会，他们该说什么说什么，照样商量事儿，这是君子。所以说我做不好领导，做领导真的得挨骂，我也许没有这种承受力，做不好。
南方周末：于是之先生在的时候，也会有人指着鼻子骂他。你在台上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濮存昕：有，很激烈。宋丹丹曾狗血淋头地骂我，她也是不了解情况，我知道我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就没必要吵了。过后她都会对我非常好。
南方周末：你原来说好像是之先生对你不太看重，但你一直好像有个愿望，把他的戏捡回来，包括你前年演了《洋麻将》。
濮存昕：我当年演李白，确实有点“假大空”那种概念化的表演，是之老师在底下看见了缺点，他仍然给我发奖。
今天我们已经进步了，我在台上一边演一边想，要是现在是之老师再看的话会怎么想。我们从1990年代初开始进步，前辈也好，是之老师也好，他们对我们非常宽容。我们虽然不行，仍旧让我们站到台中间来。
我们的进步是一点一点过来，像画油画似的。刮刮改改到今天，这幅油画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油画了。那时候的李白演得是青涩的，幼稚的。
南方周末：李白举手投足的动作，是有专门设计的吗？
濮存昕：我喜欢动，所有体能上的技巧我都喜欢。体育运动我基本全都摸过。我后来找媳妇找的是歌舞团的，我喜欢看舞蹈，歌舞团里有些男演员会武术、会翻跟头，我跟他们一块练。
所以说中国武术、戏曲里的那点架势，虽说不专业，但那点劲儿还有一点儿。台上穿长袍子演古装戏，非得撤一步转身，不然你衣服是拧巴着的。
我觉得演员这行是杂学。你学画画，未必学得好，但能稍稍懂点儿构图、素描光影。对表演这行有很大帮助。
濮存昕演示“云手”：“比方京剧的云手，就是穿衣服演变过来的。拿着衣裳，这袖子撑进去了，就是云手。”（南瓜视业供图/图）
快看快看，
高局长跳窗户了
南方周末：这台《李尔王》，你自己怎么感觉？
濮存昕：莎士比亚的大悲剧里面，李尔王应该还算好理解。我觉得要演麦克白斯、奥赛罗我可能演不了，因为我不具备那种心境。奥赛罗的嫉妒，麦克白斯的阴谋诡计，我心里没那个东西。
南方周末：第一次去皇莎参观的时候，是你父亲过世的时间吗？
濮存昕：对，我出发头一天，父亲去世了，当时纠结去不去，后来我母亲跟我姐姐、弟弟他们商量，说还是去吧，能在第七天回来送老人家也行。
我父亲去世很平静，没有在医院，是在家里睡觉的时候走的。但是他也是被病拖累了太久，有十多年反反复复住院的经历，已经很累了，最后解脱也是很自然的事。
父亲去世，我感悟这件事本身的意义。通常说父母是我们面对死亡中间的一道帘。父亲在医院里同疾病做挣扎的时候，我在一旁看护，他所有的心理变化，我在感觉着，看着自己父亲喘不上气，我也在想20年后如果我们病成这样该怎么面对。其实宗教最高的一个课题是生死，所以我们去悟这个真谛。我把在医院里看护，送老人家故去的过程看作一个学习。
60岁的时候，我给自己琢磨了六个字叫“玩、学、做、悟、舍、了”，最后一个字是“了”，但是前面这些字，都是你生活中间必须经历的。
玩儿是什么？乐趣，不顾一切，专注、真诚。玩儿很重要，不会玩儿的孩子怎么会聪明呢？性情也是由玩儿来滋长的品质。学和做，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和做之后，再加上玩儿，你的信息量足以比对了，就到悟。悟就是比对。悟后头若没有修行了，当你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有了，站在高点上，需要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你必须知道有些东西不重要，得舍掉。
30岁左右的人，买名牌、家电、汽车，追求好生活。到60岁，他不太在乎这那了，就该舍弃、该扔。得有够的时候。
舍做到一定程度，就为“了”做好准备了。其实人生每天都在谢幕，仿佛睡觉就是为死亡做的演习，太累了，该睡了，不过如此。所以弘一法师说生命不过在于一呼一吸之间，生灭有度。这是他的禅意。
南方周末：你有句话我印象很深，懂得周萍的时候，你已经到了周朴园的年纪。
濮存昕：对，周萍这个角色剧本规定不到30岁，而我其实也过了周朴园的岁数。现在我理解周萍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一个被老妈子养大、被周家戳着脊梁骨唾骂长大的孩子，他不是一个纨绔子弟。所以我觉得我以前演得不对，找我演也不大对。
当年第一个演周萍的，我们剧院是是之老师，那时候正大讲阶级斗争，所有人都说他演得不对，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演得不对，怎么就找不到那个感觉，穿长衫的感觉他不会。今天再回想起来，我斗胆的设想里，也许是之老师当年理解周萍是对的。
前些日子观众看《雷雨》时有不该有的笑声。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我当年演周萍时下面也有哄笑，当时我刚刚成为明星，演《英雄无悔》，红遍大江南北。我演的角色叫高天，公安局局长。当我演到周萍跳窗户，我媳妇在观众席听，后面的观众说快看快看，高局长跳窗户了。我也没有把观众引到剧情的气氛里头来，没有演出戏剧情境中的真实感。我都在用招演戏，我觉得我演得不对。
南方周末：《白鹿原》现在是第五轮演出。白嘉轩是你在舞台上自认为更丰厚的角色吗？
濮存昕：和别的角色相比，他是独到的或者说是典型的一个。他是个老地主，但他是干活的老地主。我在化妆上要把他化得有阳光晒的痕迹，所有着光面全都是酱红色，皱纹深处因为没晒到反而是浅色。他跟长工鹿三很好交情很好，他甚至是可以在前头拉着骡子、拉着马，鹿三在后面扶犁。
但他是一个族长，他信奉宗祠文化，讲究孝、悌、仁、义，他讲这个。他用老理儿去解释大变革、大革命时期所有价值观的紊乱。他用残酷的家族礼法对待自己儿子的出轨、小娥和黑娃的媾和。他有正的那一面，也有我们戏里头充分揭示的恶的那一面。他是旧文化传统的坚守者，是捍卫者，也是卫道士。
从形态上来讲，要找到陈忠实老师写的那个形象，很难。我体验生活五天，在那个原上农村里转来转去，找不着白嘉轩的模特。所有农民接待我们时，都是谦卑的姿态。
在西安跟陈忠实老师一块吃饭，我突然间想，陈忠实老师如果是白嘉轩——一下灵感就来了，从那开始，跟他说话，在旁边远远地看他。模仿陈忠实老师性情中的那个劲儿，和你所有对作品的理解联系起来了，理性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就绑到一块去了。
很难见到陈忠实老师笑，那也是白嘉轩。和我爷爷一样，我就不记得我爷爷笑。所以化妆的时候，画出这么一个肌肉条，刀劈斧刻一般的那个皱纹和脸部的肌肉线条，稍稍画那么一点点，提示我这个人的脸是拉长的。
濮存昕《白鹿原》剧照（网络图片/图）
真愿意做
宗月大师这样的人
南方周末：董卿做《朗读者》，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濮存昕：对，那是我最忙的时候。当时在做《李尔王》，一个超常规的排练，从建组到演出只有30天，心里很纠结。你会做梦，梦到演出了词还没有，就想从平台上跳下去，然后摔伤、退票。你真的丢不起这个脸，不可以那么巨大的作品只花30天。
那时候她电话说你来吧，一开始我以为就做个录音，没这么复杂。等快临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做一档大节目，前面还要拍预告片。那一天我提前排练结束，就往丰台走。7点多钟到，等到11点才开始录。但是做起来还挺好的。
南方周末：显然董卿把你作为一个首选，你这些年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濮存昕：我女儿帮我策划了《濮哥读美文》，在喜马拉雅网络平台上播出，点击率还可以。境外点击率很高的，他们自己思乡的情感里，有想听母语文艺节目的心情，他们也希望能让孩子们听到。
南方周末：老舍的《宗月大师》是你选的还是她选的？
濮存昕：她们选的，她们先定了一个内契的主题就是感恩。她想让我展开讲的故事，是在我知青时代，给我盖戳让我返城的那个大夫。这是人生的机遇，那个戳一盖，一切就好像千里江陵一日还了。但这个故事展开不了，那个大夫找不到了。后来我说，我就讲一讲我小时候残疾的事，才说到了荣大夫，她说这个挺好，荣大夫还能不能联系到？我联系了，荣大夫无论如何不愿意出现在媒体上，他说那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可讲的，甚至拒绝我去看望他。
这一段故事，比较契合“报恩”这个题。你总想到一生中有很多的人对你帮助过，还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在无形中帮你。用那种敬天爱人的情怀，引出朗读《宗月大师》。
我在生活中仿佛没有见过像宗月大师这么彻彻底底的人。他的性情、他的品质，你觉得虽然陌生，但又觉得是可信的、可感的。
你看老舍先生给我们描述的宗月大师，心里好像没有任何的难。任何我们通常所说的苦、挫折、坎坷，在他面前都是觉得该着的、应有的，命中注定的。他都能那样逆来顺受，太不容易了，我学不来。他真能够看破放下，能够“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仔细想想怎么会没有“过”呢？但真到了那个层面，你会宽容、体谅、容忍，也许你想到甘地，我用隐忍去平复世间的仇恨，这就是宗教精神。宗月大师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也是老舍笔下的艺术形象，在我们人生中其实也真愿意做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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