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进入仓口陈家村的应该是周姓祖先，大约是明朝中后期迁入此地。后来陆续搬来了陈姓祖先。在此之前的仓口陈家村是什么样子，一片沉寂么，不是的。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人类活动过的痕迹。六十一换家，就是其中的一个。
笔者在上大学之前，就听自己的三姑姑陈晓华说过，土改的时候，在平整小块土地成大块土地的时候，挖出来过很多坟墓，这些坟墓造型和普通坟墓截然不同。是用砖头一层一层垒起来的。里面的人没有棺材，或斜或靠，没有正常的姿势。据祖先流传下来的说法是，这种坟墓叫做六十一换家。人老了，在到了六十一岁以后，由于不能够劳动，就需要由儿子挖一个坟墓，把老人放进去，每七天来送一次饭，加一层砖。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彻底封死坟墓，老人就死在里面。当时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是老人们杜撰的说法。大学的时候，抱着去伪存真的态度，到国家图书馆遍查历史资料，终于在隋朝的史书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
瓦罐坟
六十一换家学名“瓦罐坟”，又名“油篓坟”，据说起于隋朝，盛于唐、宋，元朝初期废止。同时期日本也有同样的习俗发生，电影《楢山节考》就是记录这样的习俗。据韩国考证，同时期也有这样的习俗。
楢山节考
建国以后，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破四旧、平坟活动。那时候讲破除封建迷信，铲除一切牛鬼蛇神。也怪，大抵人是需要点信仰的。那些年代的农村人贼大胆。农村壮劳力的老婆汉子们，都积极投入挖坟运动中去。因是人民公社，集体上工，所以家里有小孩子无人看管的，也就领在坟地里玩。
这油篓坟是老辈子的一个皇帝统治时期定的规矩，就是老人一年满六十一岁，不管你身体健康还是贫病交加，都得在义地（旧时掩埋穷人的公共墓地），用砖砌一座油篓坟，里面放上够几天吃的粮食，水，还有油篓罐，黑色粗陶的普通小罐（我揣测应该是盛豆油之类，放上棉线芯儿，当豆油灯照明的）。然后把人埋进去等死。这就叫“六十一换家”。有农村孝顺孩子，趁着夜色偷偷摸摸去给父母送点干粮和水（据说若是被发现，就要杀头）。有些胆小和不孝顺的孩子，就不去送，这样用不了几天时间被埋在油篓坟里的人，就活活饿死了。
“六十一换家”的死规矩因何原因撤销的故事。传说某个农村里，孝子多。就有这么一个孝子，从小丧父，守寡的母亲把他拉扯长大，又供他读书习武，所以这孩子特别有出息。他就是被封为“御猫”的展昭。
展昭至孝，转眼母亲也到了六十一岁，要六十一换家了。他心碎欲裂。于是大着胆子，在房后修了道夹墙（夹墙在自家房子后墙、后面人家院子南边，比较隐秘，现在我们招远的农村里还有很多这种夹墙），把老娘藏在夹墙里。就说母亲暴毙，棺材里装了石头，掩人耳目埋了。
这一天，展昭愁眉苦脸回家，母亲悄声问怎么了？展昭言说“五鼠闹东京”之事，说皇上下了命令，若御猫连几只老鼠都抓不住，那要来也没用，限期三天，再不将五鼠绳之以法，就要御猫人头落地。
展昭给母亲准备了尽可能多的干粮，跟母亲告别，说这次怕是无法再尽孝了。不想母亲告诉展昭：“儿啊，你只需去寻一只九斤重的大猫，你自然能逃过此劫。”
展昭半信半疑，赶紧四处访探，还真被他找到一只九斤多的大猫。展昭怀里揣了大猫，径直单刀赴会五鼠。五鼠见展昭来了，纷纷讥笑他。正在此时，猛不防九斤的大猫从展昭怀里窜了出去，一口咬了一个，四条腿各踩住一个，那五鼠瞬间现了原型，原来正是五只硕鼠。结果，只有一只猫爪没踩实，跑了一只大老鼠，其余四只，全部被捉。就这样，御猫一战成名，五鼠之患消除，龙颜大悦，老百姓也是欢天喜地。
皇帝要重奖展昭，展昭拒绝了千金封赏万亩良田，只求皇帝赐他一块免死牌。皇帝问原因，展昭不说。直到皇上赐了他免死牌，再问，他才跪下叩头说自己有罪，要求赦免他母亲，可以不受六十一换家之苦。并言说，他此次能够侥幸解了五鼠之患，多亏老母亲的经验。
皇帝听后，很是感动。说：“果然家有一老是一宝，五鼠之乱，朝廷这么多人，居然束手无策，一个老人的经验，就解决了天下大事。从此以后，再无六十一换家一说，要尊重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
自此以后，天下老人和孩子，都心安了。
查找这段历史的资料，才知：六十一换家和油篓坟，根本没有任何史志记载资料，无从查考证实。九斤猫助展昭擒五鼠，更是纯粹的演绎啊！看看挖油篓坟的现场，真够惨的。有些骨骸扑在小水缸前，手和躯干依着水缸，头骨却掉进水缸里。估计是又饿又渴的人，想来水缸舀点水喝，结果晕死过去，多少年后，就成了这样的惨状。
但不管是多么离奇的演绎故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元朝统治时期，并非像某些打着“爱国旗号”的史学家鼓吹的那么伟大昌盛，那是我们汉人屈辱黑暗的一个时期。
六十一换家；汉人娶新媳妇要先送给每个村里住着的那户蒙人（农村人称他们为鞑子）家里，被蒙古男人睡三天，才能领回家；……多么奇耻大辱，灭绝人伦，又忍辱偷生的不堪岁月啊！
黄县北马镇等好几个地方都发现有油篓坟，胶东半岛各县市亦多有发现，甚至外省也有报道。烟台市博物馆编的《考古烟台》一书中，收有林仙庭、申国靖所写的《解开“丘子坟”之谜》一文，对整个胶东油篓坟考古情况做了综述。胶东油篓坟分为两种，一种多用砖石垒砌而成，砖为薄砖，石为碎石，显得十分廉价。碎石不容易起券，故多数倒塌，可见以碎石砌坟者，是更为贫苦的人家。因为这种坟形体很小，不过一米见方，人在里面连身体也躺不开，活像个农家院里的鸡窝，因此又有人把这种坟墓称为“鸡窝坟”。河南称为“砖圈坟”，是转着圈儿用砖砌的。还有的地方称为“瓦罐坟”，其形制略有不同，像躺倒的瓦罐。东县人多称为“丘子坟”，《解开“丘子坟”之谜》一文中认为“这也许是古人丘尸（在正式入葬前停放尸体，书面语叫‘丘厝’）的地方”，故此得名。“丘厝”一词遍查不着，但古代有“浮厝”一词，有些地方称为“丘子”“材丘子”。“厝”指把棺材停放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这里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客死异乡，短时间内无法归葬的，暂时做浮厝处理，等有条件的时候再运回故乡下葬处理；
二是暂时没有选好墓地，或者是妻子先去世，先浮厝等丈夫去世后再一起安葬。浮厝即用砖石将棺木围砌于地上，是为了让家人或者后代可以通过不破土刨坟的方式搬走棺木，让死者更容易被迁葬，且不埋在地下棺材也不易腐烂。
所以这种丘子坟是保护棺材的，与胶东的丘子坟不符。汉扬雄《方言》卷十三：“冢，自关而东谓之丘。小者谓之塿，大者谓之丘。”“丘”“塿”即坟之别称，民间叫成“丘子坟”“塿子坟”，这都是古汉语在胶东方言中的遗存。只是后人没搞明白，把“塿子坟”当成了“篓子坟”了，后来又改为“油篓坟”。
另外一种为石塔墓，分地下墓室和地表石塔两部分，地下部分用大石板四面扣合成口小底大的墓室，外形就像一个装粮食的斗，墓室内格局与砖室墓基本差不多，从陪葬的瓷器看，与砖石墓年代也相仿佛。地表砌筑石塔，墓塔全由整齐的石块砌成，塔底部为多角形束腰须弥座形，上承石条砌筑的圆形覆钵塔身，顶部是笠顶与宝瓶组成的塔刹，如佛寺里的佛塔。
石塔墓要比砖石墓大得多，又称为“鍪子坟”，1936年《牟平县志》卷十“元代石坟”条云：“本县境内多石坟，以块石垒成，高丈许，状若兜鍪，俗称鍪子坟。……以年号考之，均系元时，间亦有明初者。”1988年《牟平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元代石坟——鍪子坟》有记载：“我县有很多元代石坟，显圆鼓形，高3米多，径约2米。传说古时人过花甲不死，后代就按律令将其囚于石坟，由子孙送饭充饥，送至60天即可断饭，最孝者送饭也不超过100天。”“鍪”为古代炊器，圆底敛口，反唇，作战时戴到头上就是头盔，故也称头盔为“鍪”。《广雅》：“鍪，釜也。”《正字通》：“兜鍪，形似釜而反唇，非炊具。《说文长笺》云：军士以首铠为炊具，故曰兜。兜为胄名，鍪则釜名，一物兼二义。”这种小墓形状与鍪相近，故称为“鍪子坟”。又称“模子坟”，当是从鍪子坟转音而致。
湖北民俗学家刘守华教授写有《走进“寄死窑”》一文，对汉江流域的“寄死窑”现象的渊源和历史文化价值从多方面多层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又有许多学者围绕这一现象进行了田野调查，还有人将湖北的寄死窑与胶东半岛的模子坟联系起来，认为有一定的相似性。寄死窑又称“自死窑”，其遗址在汉水中游的河岸、山地普通存在，系人工开凿的窑洞，高约80厘米，深约2米，刚好躺一个人。壁上有一个小油，是放油灯用的。洞口石壁上有凹槽，据说原来装有木门和栅栏，是防野兽用的。当地也流传着“斗鼠记”的故事，和胶东的“六十岁还甲子”类似，都是外国来的大西鼠或大犀鼠，无人能识别和制服，孝子在老人的指导下用猫将其斗败，从此就不再将六十岁老人送进自死窑了。这些故事有不同的版本，虽然表层叙述有所差异，但底层脚本惊人的一致。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故事传说从未见之于正史野史。中国是早熟的农耕文化，血缘和伦理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孝悌乃统治之根本，“六十还甲子”之类的传说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孟子·梁惠王上》：“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食肉是敬老的习俗。《礼记·王制》：“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乎游可也。”五十岁以后的老人，饭食要各样搭配，六十岁的老人要有肉食储备，七十岁老人的副食要多样化，八十岁老人要吃得好而精，九十岁的老人行动不便，吃饭不离寝室，吃什么不必规定，随意吃些就可以了。这可称得上是老人的饮食指南。
《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这是古人详细描述的人的衰老过程，如果都“六十还甲子”了，又何必讲这些呢？《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大夫七十才退休，还要赐以几杖，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犯了罪和七岁儿童一样免于刑罚，这都是尊老爱幼的体现。《孟子》《礼记》均归入十三经，为儒家核心经典，代表的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的均是敬老爱老思想，与民间传说中的遗老弃老习俗格格不入。
《杂宝藏经》为北魏时期的吉迦夜和昙曜所译的汉译佛典，其卷一《弃老国缘》：“过去久远，有国名弃老，彼国土中，有老人者，皆远驱弃。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国法，应在駈遣。大臣孝顺，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屋，置父着中，随时孝养。
“尔时天神，捉持二蛇，着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别雄雌汝国得安；若不别者，汝身及国，七日之后，悉当覆灭。’王闻是已，心怀懊恼，即与群臣，参议斯事，各自陈谢，称不能别。即募国界，‘谁能别者，厚加爵赏。’
“大臣归家，往问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别。以细软物，停蛇着上。其躁扰者，当知是雄；住不动者，当知是雌。’即如其言，果别雄雌。”
这和“六十还甲子”一样，都是发生了老人为国解难题的事才废除弃老习俗的，这样看来，国内类似的故事都是以佛经故事为蓝本，只不过把辨蛇换成斗鼠之类，结构基本相似。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底层民众没有文化，多靠讲述故事来传播佛法，就像后来听说书的一样。在佛经故事的基础上加以演绎，好多民间传说就是这样来的。类似的弃老故事亚洲好多国家都有，日本电影《楢山节考》里也展示了日本信州的一个小山村，保留着因贫困而抛弃老人的传统，老人过了六十五岁，就背着送到山上，让其回到山神那里。古代生产力低下，遇到灾荒年景，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情况所在多有，为保证种族的延续，没有生产和繁殖能力的老人被遗弃，为青壮争取一分活着的机会，这种情况肯定发生过，但并不代表是一种常态，只是发生于特定时间和地域。人类的苦难记忆与佛经故事结合一起，遂让“六十还甲子”之类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
油篓坟考古学上叫作“圆形类屋式墓”，是砖室墓的一种，墓内有砖砌的床，有门有窗有灯台窝（有些是用墨线画的，有些是用一进一出的侧立砖表示），看上去就像活人住的具体而微的小屋。从油篓坟的葬制看，明显属于二次捡骨葬。尸骨均放在砖床上，绝大多数为成堆放置，根本看不出人体原有形态，甚至有的只有肢骨等长骨，整齐地码放一堆，然后再放上人头颅骨。从发掘情况看，有单人二次葬，有夫妻二人或多人二次葬，甚至有祖辈和父辈不同辈分的家族成员葬在一起的，这也从侧面证明油篓坟与“六十还甲子”无关。油篓坟只存在于历史上的某个时段，之前之后都不见它的踪影，说明它应是外来势力带来的，又随着新的统治势力的到来而消失不见。1127年，金灭北宋，山东全境统一属金。而后，随着北方草原蒙古势力的不断强大，蒙古铁骑不断南进，至1234年灭金后逐渐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山东地区又纳入蒙古国版图。
契丹人在宋金对峙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八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元代统治者将契丹人、女真人、汉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或多或少都有二次葬的习俗，如天葬、树葬等。契丹、女真兴起于东北地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有上千座辽代墓葬被发现，很多都属于圆形类屋式墓。那里还有一种大石墓，基本上都是多人二次合葬，最多可达百余人。大石墓又称“石棚”，发现有石塔墓的荣成夏庄镇石棚阎家村，其得名是否与此有关呢？（如建立在酥石硼上，或应称石硼阎家村？）入选200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共发现了46座元代墓葬，大部分为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墓，葬制与胶东半岛元代墓相似。
有人认为油篓坟是移民迁徙时带来的祖辈遗骨，但实际上往胶东半岛大规模移民是明初的事情，而从目前发掘或征集的墓志碣石看，油篓坟最早的年代是皇庆元年（1312年），最晚是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前后流行近200年，所以油篓坟是受到契丹、女真、蒙古影响的一种墓制，有钱人建石塔墓，没钱人只能建砖石墓，目前胶东半岛发现的油篓坟，石塔墓是高配，砖石墓是低配，二者是同时代的。
吴语区也有二次葬的习俗，茅盾《冬天》：“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送它。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厝的棺木或者骨殖甏（bèng），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当地人死后先是浮厝，若干年后用骨殖甏（四川话称为“金坛”）入土葬，所以苏州话里骂人会说：“小鬼头要收骨头哉。”“伲侪等着收骨头吧。”“收骨头”相当于收尸，是很恶毒的骂人话。除吴越人之外，闽人、广府人、客家人等中国东南的民系，壮侗民族，台湾少数民族，琉球民族，东南亚地区部分民族，甚至远达马达加斯加的马拉加什人，都有二次葬的习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学者凌纯声认为：“整个二次葬文化圈里诸民族所采行的丧葬文化，基本上均为来自相同起源的一个文化习俗，而这个习俗最早的起源地，正是古代百越民族和南岛民族的分布地。”其与元代北方二次葬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附记：《弃老国缘》里的天神很是麻烦，并不是辨辨蛇就完事了，他又提出好几个难题，逼得藏匿起来的老父不断出谋划策，成了洞中的阿凡提。其中之一我们看着熟悉：“天神又复问言：‘此大白象，有几斤两？’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
“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着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着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
你是不是想到曹冲称象的故事了呢？《三国志·魏志·邓哀王冲传》云：“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陈寅恪先生认为，《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曹冲称象即是其一。《杂宝藏经》虽为北魏时所译，晚于《三国志》，然其书乃杂采诸经而成，故其所载诸国缘，多见佛教传入中国后所译诸佛典中。《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并不太久，印度神话传播已如此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如此之深。
另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类载：“予按：《符子》曰：‘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其巨无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浮舟称豕，是不是也是曹冲称象故事的来源之一呢？
附文：油篓坟的真相（转载）
有一次在酒桌上，一位年长的朋友乘着酒兴，讲到了当年“战山河”的时候，在碓儿徐家村北面挖出了几十座“油篓坟”，所谓的油篓坟，顾名思义，就是形状像盛油的篓子一样的坟墓。这种坟外面没有茔锅台儿，里面没有棺材，墓室很小，只能容下一个人，而且既不能躺也不能站，死人的尸骨在里面倒像是蹲着或坐着。墓壁上砌有门窗，里面放有桌椅、灯台，仿佛居家过日儿一样，且坟上方有一小孔洞。在黄县传说中，这个孔洞是用来送饭的，而且规定只能送一百天，这油篓坟里面的人，最终都是饿死的。关于油篓坟的来历，他讲了一个“六十还甲子”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早年间，老人活到六十岁时，便被认为是无用之人，不值得再浪费粮食，把他送到已修好的油篓坟中封闭起来，只送一百天的饭菜，象征老人的百年之数，此后任由老人们饿死在里面。六十年算一个甲子，这事便称为“六十还甲子”。有一个在朝中作官的孝子，不忍心父母饿死，百日之后仍偷偷送去饭菜。这时有外国使者带一只硕大的鼠样怪物进京，称若不识此物，就要向其称臣纳贡，否则便要举兵入侵。国王以七日为期，命朝中大臣辨识此物，逾期不识尽皆赐死。七日之期将届，却无人识得此物，孝子在送最后的晚餐时，向父亲辞行，称今后恐不能再来送饭了。老父问得详情，说这怪物可能是海外的一种大老鼠，这事好办，八斤猫能伏千斤鼠，你去把咱家的猫抱来。一称七斤半，还差半斤，于是又喂上半斤鱼，正好八斤。第二天上朝，孝子将猫放在袖筒里，到得殿上放将出来，果然怪物浑身觳觫，为其所制——果真是一只硕大的外国老鼠！外国使者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国王大喜，问及此法何来，孝子不得不告之原委。国王听了，觉得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世事还真离不开经验丰富的老者，于是废除了六十岁“还甲子”的规定，老人们从此得以安度晚年。
听了这故事我惊为天方奇谭，中国一向是以孝治天下，怎么可能把老人放油篓坟里活活饿死？那岂不是要天怒人怨了。后来上网查询，发现这个故事不只是黄县有，胶东好多地方都有，只是情节略有差异，有的附会为北宋五鼠闹东京故事，有的说是老鼠精迷乱后宫，这说明油篓坟是广泛存在的，但人们不知其来历，只好以荒诞的故事解之。那么油篓坟墓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久。
后来在翻阅一本四川土语辞典时，我发现了端倪，西南方言有个词儿叫“捡金”，即收集死者遗骸，清洗后装在坛子里，重新安埋，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这个坛子也是特制的，叫“金坛”，是捡金时专门用来盛死者遗骸的坛子。再经多方查证，这种丧葬习俗叫“二次葬”或“二次拾骨葬”，《墨子·节葬》最早记载了这一习俗：“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楚之南就是古代所说的百越地区，那里的丧葬习俗与中原地区迥异，要抛肉埋骨才可以称为孝子，即先将死者进行一次土葬或放置一处，待尸体腐烂后再作第二次埋葬。这或许是因为当地多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安置尸骸。或许是因为宗教信仰，认为摆脱此世血肉的拖累，逝者才能真正进入另一个世界。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而直到近代，西南仍有部分地区保留二次葬的传统，这一丧葬习俗沿袭了至少有两千多年。
二次葬分为单人二次葬和多人二次葬。单人二次葬多为仰身直肢式，尸骨迁葬时依人体结构重新摆放，整副骨架形如蹲坐之状，所以往往有骨骼错位的现象出现。多人二次葬多为堆骨式，一般是将肢体骨集中放置在头骨周围，围一圈儿。迁葬过程中经常出现尸骨缺失的情况，这也是油篓坟中往往尸骨不全的原因。可见油篓坟就是二次葬所用的坟墓，与六十还甲子还有猫和老鼠无关，至于油篓坟上留的孔，那是供灵魂出入的，后人附会成送饭的洞。胶东与西南相隔数千里，究竟是油篓坟传到西南改良成了防水性更好的金坛，还是金坛传到胶东因地制宜垒成油篓坟，还需要考古方面的实证研究。
那么问题就来了，仓口陈家村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是明末周姓祖先，可见从宋到明末的这400年之间，这里是没有人居住的。群山环绕的口后10个村子，都是明朝末年迁居此地，只有一个井眼店，是元朝的时候就有人居住。那么瓦罐坟里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在仓口陈家村之前，这里还有过别的村子存在过。
胶东半岛人种构成
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种的民族，只有相对纯种的民族。汉族其实就是古中原地区居民与周边民族不断的融合后形成的一个在文化上统一的民族。
历史上汉族共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潮，第一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在唐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中原人口大量的向长江流域迁徙。第三次南宋末期，当时大金朝灭亡后有800万关内女真（通古斯人）融入北方汉族之中，约占当时北方汉族人口的7分之一。其它融入北方汉族的通古斯人群还有鲜卑、契丹等民族。南蒙古人种在中国南方汉族里面亦占有相当的比例。远古时期，胶东半岛的人种主要是通古斯人（有白种基因）。通古斯是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 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包括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那乃人（都是赫哲人，即原女真人的一支）、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都是原女真人）等，后来苗瑶系驱赶通古斯，成为山东地方的主人，后其首领蚩尤被黄炎打败，炎帝和皇帝等华夏族人都先后来此定居，与当地居民融合成为东夷人，商代的皇家就是东夷人。胶东半岛在先秦时期的一部地理书记《禹贡》中对胶东人称“莱夷”或“嵎夷”，夷是当时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小国或部族的泛称，莱夷就是以“莱”为名号的夷人，嵎夷指的是胶东滨海地区。莱夷文化至晚在一二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莱夷地区便有了人类的创造活动。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胶莱平原上形成了一个古文化共同体——山东龙山文化两城类型。
制陶工艺先进， 农业工具中出现了原始的锄，中耕农具的问世，较早从事农业为主，人工稻米、酿酒、家畜饲养、房屋建筑等，有了发达的造船业、捕捞业与航海业。商、周时期，无论是鱼盐业、矿冶业，还是麻丝纺织业、交通业等，都很发达。入周后莱国因原属于商的属国，开始与周朝的齐 太公争营丘，显示出其强大的军事势力及雄厚的经济实力。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在古代，九不是实指正正好好九个，而是“数量很多”的意思。东夷族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 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风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 姚姓部落等。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共工、祝融、大舜等。
东夷族也叫蚩尤族，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商朝、周朝时期，对东部部族的称呼，是中华民族炎黄之外的第3个祖先。随着商代的东夷与华夏的融合，东夷后来改为对东方外族的泛称。东夷和北狄、西戎、南蛮并称四夷。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夷指中原以外的各族。后来的三国志中的东莱太史慈也是射箭高手，此人是黄县人。商周时期，中原强势文明凭借青铜器的威力开疆拓土，撼动四方。当时尚处于东夷文化阶段的胶东半岛偏居一隅，虽然身处中原文明的高压之下，但是却倔强地保持着本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山东自古称齐鲁，齐和鲁是周王朝在山东地区的两个最大的封国，齐国在营丘（今临淄），鲁国在曲阜。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 传统。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而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源泉。
小麦的出现。这种说法的人认为胶东人的祖先是在6000年前从中亚高加索经河西走廊来到山东半岛与当地的黄种土著结合形成与炎黄并列的东夷部族。他们以鸟为图腾，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莱国。这也是现在莱州，莱阳，莱西，蓬莱的由来。莱是通假字意思是小麦！雅利安人属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该人种身材较大，皮肤浅白，面长多毛，鼻骨高，瞳孔 颜色浅，发色多变。
原居于今天俄罗斯南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古代部落，使用印欧语系的语 言，被认为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纳粹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标准是指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就 是雅利安人支持这种说法的人还从遗传上论证，认为胶东人的血统比较稳定纯正，最早的山东沿海是白种 人, 胶东人凹眼,普遍大眼窝儿,高鼻,高大,肤白。胶东人的白人血统特征一直持续到启建立夏之后华夏族与东夷部落联姻才逐步消失。东夷人首领后羿和蚩尤都是红发碧眼，被炎黄部落称之为红发魔鬼。东夷部落的前身主要是来自于南欧的高加索人和蒙古利亚人种以及北上的极少数越,濮族人的混血后裔，据考证还有一些零星的来自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岛民的血统。
胶东人属于东夷人，东夷人首领后羿和蚩尤都是白皮肤，红发碧眼，被炎黄部落称之为红发 魔鬼。东夷部落的前身主要是来自于南欧的高加索人和蒙古利亚人种以及北上的极少数越,濮族人的 混血后裔，据考证还有一些零星的来自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岛民的血统。《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传说蚩尤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 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死不休，勇猛无比。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黄帝征服东夷，却无法驾御东夷，所以采用怀柔政策，善待蚩尤旧部，封蚩尤为战神。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是不科学的。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比如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黑人与黄种人通婚都可以改变后代的肤色。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 （白种人），直到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 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 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个根据很可能就是描写的东夷人，即蚩尤的后代。蚩尤大约在4600年前，在河北被炎黄游牧民族打败。从中国逃难的蚩尤九黎农耕民族的后 代，一部分逃到山东半岛，变成了东夷人。山东半岛早期除了土著人外，曾经被鲜卑人统治多年。只是元末明初的大移民，使胶东地区混 杂了一些南蛮基因。胶东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体格特征在整个黄种人群里都是极特殊的一个种群，他们与雅利安白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三国时东吴史学家韦昭在注解《国语》该文时曾讲，鲜卑来自东夷族，是上古东夷大支系邾 娄---重黎---祝融的后代。民间有“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中间是华夏”的说法。“华夏为大，蛮狄戎夷为小”。其实戎蛮夷皆为炎帝之苗裔，狄则是黄帝之苗裔。所谓华夏族，只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炎黄贵族的后 裔，与戎蛮夷狄在血统上没有什么区别。2008年奥运会期间，韩国有个射箭教练说韩国的射箭水平之所以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是因为韩国的射箭历史悠久。说韩国在远古时期属于夷族人，是发明和使用弓箭的人。这个韩国教练可能忘了一点，夷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首领叫蚩尤，是神农氏炎帝族的第八世孙。如此说 来，韩国人也是中国老祖宗炎帝的后代。鲜卑人金发黄胡子，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
异姓诸部加入拓跋联盟按照原来是否为部落大人和内入后的功绩，分化出穆、陆、贺、刘、 楼、于、嵇、尉八姓，称为“勋臣八姓”。胶东人除当地土著人、鲜卑人外，很大一部分是山西移民和安徽、江苏、浙江、云南军籍落户留下来的。明初，驻守在云南一带明朝军队连家眷调防到胶东防蒙古军和倭寇骚扰，组建了灵山卫和威海卫两个军事基地。卫是军事组织，卫下面设“所”，如乳山的海阳所，日照的石臼 所。他们虽然是从云南迁来的，实际祖籍大多都是江淮一带的朱元璋派系的，被误传为祖籍是小云南人。
据《乳山市志》的内容，元代前，境内居民姓氏有姜、孙、王、刘、于、张、黄、邵、赫、 郝、纪、贾、乔、窦、宫、宋、唐、吕、苗、管、花、翁、毛、白、童、沈、解、东、郭、 史、韩、安等姓。金、元战乱，居民或遭杀戮，或迁走。民国期间编修《牟平县志》时调查， 境内除姜、孙、于、唐、丛等姓为胶东土著旧族外，其余姓氏皆系元、明时期迁户。这种调查不一定准确，肯定会有漏户。即使是有漏户也不会太多，一方面会有一些元末明初留居的各姓 氏居民除土著大族外，其他各姓少数“漏户”居民多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元末明初时迁入境 内的同姓大族之列。另一方面说明胶东半岛的居民外来移民确实很多。现在的胶东人绝大多数 是黄种人，其血统中主要是汉族血统，也包含一定的高加索人血统、鲜卑血统、蒙古血统和苗瑶血统，与其他省份相比，汉族血统比例稍低，鲜卑血统比例稍高，蒙古血统比例很低，这种现象与历史发展有关。
综上所述，胶东半岛的人有几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当地的土著人，第二部分是欧洲或中亚高加索人，第三部分是鲜卑人或其它少数民族，第四部分是山西移民，第五部分是军藉落户的江淮人。这几部分人在一起经过几千年的繁衍杂交，形成了今天中国胶东半岛独特的人种和文化。
独特的四川移民文化
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大夏政权旧部“余孽”迁徙到山东？北方山西洪洞大槐树大型移民运 动，已经足以把遭受战乱重创的山东社会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如果是为了惩罚带有“罪孽” 的大夏政权旧部，把他们迁徙到人口稀少的“蛮荒之地”，岂不是更好？这些大夏政权旧部，最终被朱元璋迁徙到了山东的哪些地方？如今他们的后裔生存情况。
节县铁碓臼、丰都县铁碓臼、南溪县铁碓臼、绵竹县铁碓臼、隆昌县铁碓臼、峨眉县铁碓等说法。为什么都带有铁碓臼这个名字？铁碓臼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像明初和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一样，只是一个地名符号的指代？各种史料表明，胶东半岛移民最多 。明朝山东胶东半岛的莱州府，府治在掖县（今莱州市）。莱州府的东边，是登州府，府治在蓬莱县（今蓬莱市）。
今莱州市程郭镇五佛蒋村的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蒋兴、蒋旺两兄弟在明朝初年时从四川迁居而来，如今已传到30多代人了。另外，该市夏丘镇燕窝蒋家村、沙河镇蒋家村的蒋 人，其先祖也是明初从四川移民迁居来的。
山东龙口市《东莱赵氏家乘》中记载，其先祖是原籍“四川成都府红花市内”的赵守 义，“明初任金州卫经历，以防御海寇，功擢佥事，因家东莱。”
在“民国”版《莱州志》中，有当地不少家族始祖在明初从四川迁来的记录。如杜氏 “明初由蜀迁莱，世居掖西，聚族为村”，赵氏“其先四川成都人，永乐时徙……各别为族 者，皆于明徙”，潍县“考、李、徐、庄、梁、齐、刘、魏诸姓氏始祖，于明初由四川成都 府迁居潍县”等。并在考证当地方言风俗时证实：“查掖民多迁自蜀，故沿其旧音。”
明朝中后期的莱州人吕时望说：“掖人来四川者十有八九，惟我吕氏系东莱故家。”这 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追溯山东川籍移民祖籍来源的文本资料。
清乾隆10年（1745），出身于莱州望族的毛贽，在他私修的地方史志《识小录》中， 溯本地族姓源流时说：“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余多成都人。”
据《莱州市地名志》《招远市地名志》《莱西县地名志》统计，在莱州市1068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在招远市724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 个，占村落总数的10.36%；在莱西市839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个；在昌邑县812个村 中，四川移民村有129个，占村落总数的15.9%。
以上族谱和史料记载以及看似枯燥但又极其重要的数字表明，明初，大夏政权旧部被迁 徙到了山东胶东半岛的莱州府和登州府一带。这些川籍移民的后裔，如今广泛分布在莱州市、招远市、莱西市和昌邑县等地，并且还保留有四川方言等风俗习惯。
另外，川籍移民迁徙到山东，并非是一次，而是多次，并持续了多年，从朱元璋的洪武 年间一直到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永乐年间的川籍移民，不排除换防的可能性。但在最初的移民运动中，肯定是朱元璋出于对大夏旧部的清算行为。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大夏旧部迁徙到山东呢？山东倭患严重，大夏降卒前去镇防。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教授在《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中认为，以大夏政 权降卒叛军为主要对象的川籍移民，较之于一般经济性质的移民、军户遣戍换防屯垦的移民，以及罪徒流徙的移民，具有更加突出的军事性和强制性。很显然，大夏旧部移民到山东，带有强烈的事前精心策划的印记和统一布局的意图，这是其他移民难以见到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朱元璋在攻克北平后，即将出兵征讨大夏政权前，精心策划了一 个强制性的移民行动：把旧政权的降卒部署到即将展开的巴蜀前线去，让他们为自己打天 下。
所以，朱元璋把大夏旧部迁到山东，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将要开展的战事和将要实现的政治军事目标联系在一起，是朱元璋在明初全国棋盘上落下的一枚重要棋子。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北方有些被他打败的人，并没有顺从新的政权，而是逃亡到海边的小岛上，成为海盗。他们与日本的倭寇勾结，经常侵扰山东“滨海州县”，让当地苦不堪言。洪武5年（1372）三月，朱元璋设置胶州守卫千户所。第二年，朱元璋任命名将於显为总兵官，出海打击倭寇。没想到，倭寇疯狂报复，加大了对莱州府和登州府的侵扰。洪武7年（1374）正月，朱元璋命令靖海侯吴祯为总兵、於显为副总兵，率领江阴、广大卫所严加防范。
正在这时，四川的卫所里有一大批大夏旧部等待着“分配”工作，何不让那些人到山东的卫所去？一方面，以四川兵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加强山东沿海一带的防御能力；另一方 面，也能对大夏政权残余势力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从而稳定四川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势。由此，一批又一批的大夏旧部将士，奉命开赴到了山东莱州府、登州府等地的卫所中。当然，那些大夏将士并非洪武14年后才到的山东，在吴祯、於显远征倭寇后，就已有一些移防到了山东，只是规模没有后来那么大。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有多少人呢？目前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在数万人，不仅有将士，还有他们的家属。
明朝中期前，实行的是军户制度，即士兵及家属的户籍隶属于军府，军户子弟世袭为兵，未经准许不得脱离军籍。也就是说，只要属于军户人家，就世代都是当兵的。
所以，被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将士，除以男丁为主外，还有父子、兄弟、亲戚等同行的，甚至有“姊妹五人”从四川迁去的。他们驻扎在当地，形成了许多自然村落。
那些村落的名字，由军营长官姓氏或村中大姓命名，如前述的蒋村、蒋家村等。有的村落名字，则由军户人员的职业取名，如原是大夏政权盐场灶户的，就取名皂户（灶户）村 等。迁到山东的人，成都府移民占一半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籍贯构成又是怎样的呢？据学者刘德增统计，在莱州市751个川籍移民村中，来自成都府的移民村有88个，占川籍移民村总数的11.72%。
除成都府外，还有祖籍来自成都府辖县的，如成都、华阳、新都、郫县、广汉、金堂、 内江、资阳；也有来自成都府属州辖县的，如绵竹、德阳；更有来自成都府以外各县的，如川西片区的雅安，川北片区的梓潼、岳池、射洪，川南片区的永宁、夹江、南溪、峨眉、泸 州、隆昌，川东片区的丰都、奉节等。算下来，原籍成都府的人占了一半多。为什么成都府的移民那么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历来是四川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明玉 珍虽然是在重庆建都，但他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也非常重视，派出重臣戴寿经略成 都。川西地区也以其雄厚的兵源和经济基础，为大夏政权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大夏灭亡后，驻守在成都的3万将士归降明朝，并聚集在当地。3万具有战斗力的将士不是小数，再加上其背后的家属群体，更是让朱元璋不可忽视。所以，朱元璋对他们采取强制移徙措施势在必行。川北片区是成都平原的外围地区，扼守着通往成都平原的险关要道。明朝军队在征讨大夏政权中，大夏军队凭借着险要地势，与明朝军队激烈交战，让明朝军队损兵折将，代价惨 重。
战争结束后，这些曾经的“敌人”怎么可能受到朱元璋的善待呢？朱元璋对他们进行清算，把他们远徙到山东，合情合理。川南片区是元、大夏、明初湖广移民的叠压汇聚地。从元朝中后期起，大量湖广人利用邻近巴蜀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进入川南地区，开创了楚人迁川的先河。明玉珍占据四 川，建立大夏政权，定都在重庆，他的部众及家属、乡邻纷纷跟随入川依附聚集，大都分布在靠近重庆的川南地区。
大夏政权灭亡后，大夏旧部四处溃逃，回原籍湖广显然行不通，只有回到在川南地区的落脚点。彭普贵起兵反明，就是依靠这一社会基础积蓄了力量。明朝平定彭普贵反叛后，作为大夏旧势力复辟的温床与土壤的川南地区，自然成为清洗的重点区域。相比川西、川北和川南片区，籍贯在川东地区的移民却很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大夏政权的都城在川东地区的中心城市重庆，明昇归降明朝后，除少数在川西和川北的重要大臣和将领如戴寿、向大亨、吴友仁等外，在重庆的大夏大部分重臣和将士也都跟着投降。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明朝几乎把大夏政权的政治、军事核心力量都一网打尽了。所以，川东的大夏旧部没有参与后来的反明运动，也基本上没有迁往其他地方。在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中，就鲜有川东籍的人了。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在如今胶东半岛的一些居民中，还广泛流传着他们的先祖来自云南、“小云南”和乌撒卫的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山东川籍移民，其中包括有云南人，这事说起来，还与大夏政权一段远征云南的历史有关。
天统2年（1364）正月，明玉珍在重庆称帝。二月，明玉珍为拓宽疆土，派遣部将万胜带兵征讨云南。万胜带领号称3万人马，兵分3路：中路军由万胜带领，从界首（今叙永县 内）进入；另外两路由建昌（今西昌市）和宁番（今冕宁县）进入。万胜所向披靡，攻陷中庆城（今昆明市），元梁王与云南行省官员弃城逃奔到威楚（今 楚雄市）。万胜孤军深入到大理时，遭到大理国与元梁王的联合抵抗。万胜接连遭受失败最终因孤军深悬、寡不敌众而撤退。大夏政权征讨云南，宣告一段落。
万胜出兵的界首，在元朝属于永宁路管辖，毗邻乌蒙山区。生活在乌蒙山区的，有云南大理国管辖的彝族乌蒙、亦奚不薛、乌撒等部。大夏政权在今叙永县东城设立永宁镇边都元帅府，与川、滇、黔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极力搞好关系。当万胜出征云南途经那一片地区时，得到了当地各部首领的全力配合和支持。粮草自然不在话下，行军有人带路，安营有人指点。更为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不少兵源。
大夏军从云南撤回四川，也没有空手而归。他们带回了产自云南的各种战利品，如大象和良马。万胜进入云南打了第一个胜仗后，就派侍中杨源向明玉珍报喜，并把缴获的大象献给明玉珍。
这里的大象，不是像我们今天在动物园看到的观赏性动物，而是用于战争的象兵。喜欢玩古代战争游戏的人知道，象兵是一种战斗力巨大的兵种，主要出自少数民族的战斗部队。
万胜把象兵安置在成都。在明朝征讨大夏时，大夏左丞相戴寿退守成都，把象兵派上了用场。《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当傅友德的军队围困成都并与守城大夏军队交战时，遭受到了象兵的攻击。
大夏军队“以象戴甲士，列于阵前”，双方交战，象兵冲入明军阵营，大象用脚踩踏、 用象牙挑捅明军，大象身上的士兵用长矛刺杀明军，战况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当戴寿在成都投降明朝时，他统领的“士马三万”也一起投诚。那些来自云南少数民族的士卒，当然也不可能拍拍衣服站起来回老家，也被聚集在一起等候发落。毕竟，他们也是大夏军队的组成部分。
戴寿蹊跷死后，作为戴寿旧部的降卒，要么被明朝遣散处置，要么远徙到异地他乡。那批云南少数民族士卒，成了以成都为中转站的二次移民，到了山东。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是从成都出发的。在川籍移民集中的莱 州市、招远市等地，川籍移民后裔广为流传的是，先祖是从成都府铁碓臼迁来的。这个铁碓 臼，又是怎么回事呢？成都前卫驻地，就在成都南门附近。
在胶东半岛的川籍移民后裔中流传的祖籍地，除四川成都府铁碓臼外，还有奉节县铁碓 臼、丰都县铁碓臼、南溪县铁碓臼、绵竹县铁碓臼、隆昌县铁碓臼、峨眉县铁碓臼等说法。不难看出，无论是哪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铁碓臼。难道那么多个县都有碓臼这个地名吗？又那么凑巧，他们都来自各地叫铁碓臼的地方？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这 几乎不可能。
陈世松教授研究认为，在中国的移民史上，大量移民后裔声称祖先来自同一个地方， 此形成了许多讲述祖先的故事。故事中所称的移民发源地，并不一定是移民的真正祖籍地，大多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集合地和出发地。的确如此，纵观中国史上几次著名的大型移民运动，都有一个显著的地名，如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等。
臼迁于莱郡掖北，卜居柳林头。莱州市南十里堡乡地名志记载：“明初，李姓从四川成都府南关铁碓臼李家迁此建村取名碓臼李家村。” 招远市蚕庄镇地名志记载说：“明洪武年间，王氏祖由四川成都府华阳县南门外铁碓王家，迁至莱州市西广儿头。”
上述3个记载，都说铁碓臼位于成都府华阳县（今属成都锦江区）偏南的一个地方。明时，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4年九月，明朝在四川内设置的第一个卫所——成都前卫，就在这里。
成都前卫的具体位置在成都府治南6里，属于华阳县境内，处在成都东城偏南、紧邻南且与成都东门不远的地方。到了清初，明朝在成都设置的前中右后4个卫所的公署，都被废弃。
设在华阳县的成都前卫公署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建在公署旧址上的前卫街却一直保存了下来。遗憾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前卫街也从成都地图上消失了。
尽管如此，也没有说明成都前卫与铁碓臼有什么直接联系。从字面上理解，碓臼，就是打米机还没出现前用来舂米的碓窝，一般都是用石料做成，很少有用铁做的。
难道说，成都前卫所在地的地名叫铁碓臼？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陈世松教授另辟蹊径地认为，这得把成都前卫驻地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解读。
失去人身自由的大夏政权降卒，被集中关押在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卫所里，成天所见的不外乎就是军营里的物什。军营里什么东西能给他们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呢？成都府铁碓臼，真相隐藏在传说中。答案是：明初军队的旌旗。明朝军队非常看重旌旗，军中旌旗名目繁多，旗杆制作也非常讲究。
旗杆一般用木头做成，杆顶用铁制的枪头套上去；杆底大多制作成葫芦形状，目的是便于插旗。有的旗杆还在底端加套一个铁制的“枪头”。这个“枪头”上大下小，呈圆锥形很像一个微缩版的碓臼。
用这个“枪头”的好处是，行军时，可以把“枪头”卸下来，便于手拿旗子；扎营时把“枪头”套上，方便插在地上。这样的旗杆，是大夏降卒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根据自身生活经历，这种铁“枪头”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老家舂米时用的碓窝（有可能那时不叫碓窝，叫碓臼），所以形象地将其称为铁碓臼。甚至有可能私下里就把成都前卫军营称为铁碓臼，就像给人取外号一样。
那些大夏降卒在成都前卫集中生活一段时间后，被遣发到四面八方，有的到了山东胶东半岛。时隔多年后，在山东相对稳定的生活中，他们会时常回忆起在成都前卫军营中所见到的一切，尤其是军营中无处不在的军旗以及那一个个微缩的铁碓臼般的“枪头”。
在给后代子孙讲述那段过去的岁月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用铁碓臼这个通俗而形象的词语来代指成都前卫所在地。于是，后世子孙在回忆先祖来自何处时，就根据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法，说成是来自“四川成都府铁碓臼”了。
而潜藏在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就像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后遗症”一样，大家都认为祖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山东的川籍移民后裔在说祖源地时，都要把铁碓臼加上去呢。陈世松的观点是，在一个众多移民聚居的社会中，不同地区、不同省籍的移民后裔，受到不同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在传承祖先记忆、讲述祖先来历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
最早进入山东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家族，凭借迁入时间早、较早融入当地社会，因此能率先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在当地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对他们而言，认同铁碓臼、认原乡四川，就等于承认其社会地位。
所以，对成都府以外的其他州县的移民后裔来说，把自己的祖籍与成都府华阳县铁碓 挂上钩，意味着他们对迁入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社会地位最高的移民前辈的附会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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