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秦鹏博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翻译与传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翻译与传播
来源：北京日报
秦鹏博
世界离不开译者，他们为异域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将陌生的词句转化为熟悉的语言，沟通了不同的社会和文明，把缤纷的世界呈现在更多人眼前。1991年国际翻译家联盟将每年的9月30日正式定为“国际翻译日”。
1.要想翻译先创立本国字母表
对于翻译最好的描述是塞万提斯说的：翻译是织锦的另一面。
织锦绸缎艳丽夺目，而早期的译者面临的却是语言的苍白贫瘠。公元348年，译者乌尔菲拉欲将拉丁语文献翻译为哥特语时犯了难，哥特语当时仅是一门口头语言，只有发明一套字母表才能将拉丁文翻译为哥特语。乌尔菲拉用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日耳曼语字母来表示哥特语音，创立了哥特语27字字母表。随后，乌尔菲拉的40年光阴，全部奉献给了翻译事业。为了翻译事业，创造字母表的不只乌尔菲拉一人，还有5世纪的亚美尼亚字母表发明者梅斯罗布·马什托茨，9世纪的格拉哥里字母表发明者西里尔，19世纪的克里音节文字体系发明者詹姆士·伊万斯。
“译事之艰辛，惟当事者知之。”译者不仅造字，还为民族语言唤来生机。1066年9月末，诺曼公爵威廉召集法国封建主率兵入侵英国，要求获得英国王位，英王哈罗德战败于黑斯廷斯，征服者威廉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为英国国王。诺曼征服之后，法语成为英国行政、教育、文学和法律的主要语言，英语则被认为“不适合于文化创作”。直到英国译者廷代尔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著作翻译为英文，才激起了英国人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热情。廷代尔的翻译活动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方式，利用简单的单音节英语词汇创造了很多新词，比如“Passover”（逾越节）、“scapegoat”（替罪羊）等。廷代尔毕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借助当时牛津大学“修辞民族主义”运动，鼓励了以乔叟为代表的英国人使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他对英语的贡献，堪比牛顿之于物理。
正如普希金所说，“不要看不起译者，他们是传播文明的驿马”。
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掀起了知识分子和上层贵族追寻智慧和美德的浪潮，翻译作品纷纷出版，他国的知识不再为学者垄断。通过译作，大量学术借词、新词被引入英国，为英文语言增加了近1万个词汇。
1439年德国发明家约翰·古腾堡制作了木制凸版印刷机，大大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然而，由于印刷机刚刚发明，出版业尚不发达，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译者不得不身兼作家、编辑、出版商和书贩。意想不到的是，译者的多重身份促使涉及诗学、修辞学、语法、拼写和发音等语言方方面面的作品大量激增，还编纂了第一批翻译词典。由羊皮纸、印刷机到广播电台、互联网……新的传播媒介出现，往往会为译者增添新的翅膀，译作穿越时空，流传到世界各地。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译者的勤劳与创造力，又为媒介注入了具有诱惑力的内容，越来越多具备专业翻译素质的译者出现，凭借着不断更新的传播媒介的力量，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翻译即是解释。译者翻译他人著作之时，也是解释著作的开始，对于古代先贤经典作品的翻译，成为了西方诠释学产生的背景之一。
2.翻译官、外交喉舌与奴隶译者
世界迈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后，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译者们追随着麦哲伦、达·伽马以及佩德罗·卡布拉尔，出现在美洲、非洲、东南亚，译者以外交官、探险家的身份与殖民者角色深深捆绑在了一起。
当时，殖民者为了获取本地译者（主要为口译员），采用最多的方式便是掳走当地人，然后教给他们殖民者一方的语言。大多数俘虏会选择跳船逃跑，殖民者便在掳人时将俘虏的家人一同带上船，防止男人们逃跑。除了从零开始培养殖民地译者，殖民者还会从建立的居住点中挑选已经掌握主人语言的仆人或奴隶来从事翻译工作。这些被迫离乡的俘虏译者，作为工具帮助探险家、殖民者与原住民交流、刺探情报，帮助欧洲远征军筹措粮草。作为奴隶的俘虏译者，一旦被自己部族同胞抓获，就会被视作叛徒杀掉。殖民开拓时代的译者是悲惨的，无论是作为远道而来的殖民译者，还是作为背叛同族的俘虏译者，多元交流意味着驱赶和毁灭。
殖民者将黄金和货物运回母国，积累出一个个版图变幻的现代帝国，帝国争霸、枪林弹雨之后的和谈又将译者们推向了权力巅峰。《纽约先驱报》战地记者史蒂芬·邦斯尔由于工作缘故精通多国语言，他在爱德华·豪斯上校举荐下，担任巴黎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翻译官，当时的威尔逊总统被视为“救世主”，他的译者便成为权力的代言人。拥有同样经历的，还有曾做过卡车司机的沃尔特斯将军。由于精通多国语言，沃尔特斯参军后被派到法属摩洛哥，参与战俘审讯工作。最终，沃尔特斯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口译员，先后服务过丘吉尔、戴高乐、卡斯特罗等领袖人物。游走于各种国际会谈的沃尔特斯，天命之年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于2002年逝世，成为了译者从政的代表人物。
译者身为外交喉舌，权力之大，一言以兴国，一言以误国。1862年，四个英国人在日本骑马时遇到萨摩藩主（萨摩藩：幕府末期的西南大藩之一）岛津久光和他的仪仗队。由于英国人没有按照日本当地习俗行跪拜礼，遭到了当地武士的殴打，造成四名英国人一死三伤。英国立即抽调军舰前往日本，提出惩罚凶手、赔偿财物的要求。当时担任翻译官的福泽谕吉错将“交出杀人凶手”翻译为“交出事件责任人”，而后一句让人理解为英国人是在直指萨摩藩主岛津久光。萨摩藩立即全员出动，不宣而战，双方在日本海大打出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萨英战争”由此爆发。历史的曲折离奇，后人很难查明，而译者掌握的话语技术水平在某些时候或许真的能够影响政治决策。
3.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出现于周朝
伴随着宗教改革、殖民运动、民族崛起、科技革命，外国译者的世界风云变幻。然而译者并非浮萍任水摇，他们穿梭往复的辛劳与开眼看世界的魄力，也会为一个国家带来巨变，这些在中国翻译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国在公元前1100年的周朝出现了最早的翻译活动，主要是翻译祭祀文章。直到汉朝，佛教文化传入，译者才开始服务于本国与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前秦皇帝苻坚征服龟兹，想把高僧鸠摩罗什接到长安，但因后来前秦灭亡，使鸠摩罗什滞留后凉16年。之后，后秦君主姚兴将鸠摩罗什接到长安，使其全身心投入到翻译佛教经典的事业中。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官办性质的译经场，与弟子共同翻译出佛教经典74部384卷。240年后，另一位僧人在长安也设立了一家译经院，这位“三藏法师”同弟子历经20年共翻译经书75部，多达1335卷。
元朝之后，宗教典籍翻译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随着阿拉伯人的涌入，西方科技著作成了翻译界的主流。这些阿拉伯人进入我国之后，通晓汉语，很多成为官员。百年间，这些阿拉伯籍官员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著作翻译成了中文。明朝时期，阿拉伯医药巨著《回回药方》出版，利玛窦同徐光启重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了德国数学家克拉维乌斯著作《论星盘》。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以数学、天文、法律、文学为主，直到18世纪雍正皇帝下旨驱逐西方传教士，译者的行动才戛然而止。
百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清朝末年，中国迎来了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对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翻译迅速增多。同时，近代中国涌现出众多优秀翻译家，王韬、林纾、罗念生、朱生豪、傅雷、杨绛、草婴、何道宽等。他们有的因译事卓绝成为学界泰斗，如“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郑成思、德国哲学研究者邓晓芒；有的翻译与创作双绝，如林语堂、梁实秋；有的因向世界翻译中国作品而闻名，如杨宪益、许渊冲。
其中不乏女性翻译家。我国第一位女翻译家薛绍徽1900年与丈夫陈寿彭合作，首次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环游世界八十天》，后来夫妻档又翻译了《外国列女传》《双线记》等，虽然数量不多，但忠实于原作，质量很高。另一位耳熟能详的女翻译家杨绛，与丈夫钱钟书共同影响中国文坛百余年之久，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其《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事业迎来大发展。最为耀眼的学术译作是商务印书馆1981年开始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38年来印行多达400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翻译都是世界之“最”。
4.机器翻译已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95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利用IBM701型商用科学计算机首次合作完成了英俄双语机器翻译试验，拉开了开发机器翻译的序幕。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所产生的语言文字数据量激增，统计方法因此得到充分应用。微软、百度等科技公司纷纷成立机器翻译研究组，研发了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机器翻译系统，使机器翻译由实验室走向市场。
自2013年以来，随着深度学习在图像、语音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也在逐渐兴起，翻译变得越来越快捷、精确。随着芯片技术和软件系统的双重进步，算法处理能力倍增，帮助翻译机完成了从最初词典式的单词翻译到整句完整转换的飞跃。2019年新上市的翻译机，已经实现了涵盖11种行业术语翻译、58种外语与中文互译的强大功能。AI翻译成为各大语音识别技术公司研发的重点，脱离人工而走向智能的未来翻译场景，对传统译者造成了冲击。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语言服务从业者感受到了危机，未来人工翻译是否会被机器所替代呢？目前没人能给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机器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翻译的难处，却永远不能代替人类理解文字的内涵。
延伸阅读
翻译“三字经”的缔造者
回首中国近代翻译史，有一位译者最让人难忘，他就是我国翻译家严复。
毛泽东曾称赞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严复的译作集中于国外社会科学类著作，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通过这些译作，严复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也介绍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西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起到广泛影响。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的序言《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了翻译“三字经”——“信、达、雅”，凝练总结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都深受这三个字影响。
虽为翻译家，却不只是翻译家。严复作为清朝第一批到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人才，归国后创办俄文馆，主张变法维新。1905年，严复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并任复旦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首任校长。世纪之交，亡国在即，被康有为誉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以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警醒无数迷茫中的国人。严复译作累累，一生致力于介绍西方民主科学，却在遗嘱的第一条写下了“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翻译中国典籍的西方第一人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他在香港生活了近40年，中华文化已深入骨髓。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曾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1873年回到英国后，理雅各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年近古稀的他完全失聪，却坚持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开始翻译工作，70岁时翻译完成《庄子文集》和《法显行传》，直到83岁还在修订《中国经典》丛书，为再版做准备。1897年理雅各在牛津病逝。
不懂外文的译界之王
就像帕瓦罗蒂不识乐谱一样，我国近代大名鼎鼎的西方文学翻译家林纾实际上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古文高手。
1897年，患难与共的夫人去世，林纾郁郁寡欢，他的好友魏瀚和王寿昌为了帮他排解忧郁，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纾婉言推辞，架不住魏瀚力劝，他才开玩笑道“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于是，在往返石鼓山的游船上，王寿昌捧着《茶花女》法文原著，以口语译述故事，林纾则以文言笔录。没过多久译成后，取名《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第一部国人翻译的西洋小说，这本书出版后可谓“一时纸贵洛阳”。
这次意外的成功，给了林纾很大的鼓舞，此后林纾翻译的大门就此敞开，终生不辍，为国人打开了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大门。与其他译者不同，他的作品都是与精通西文的友人合作完成的，先后翻译外国文学类著作180余种，其中至少有四五十种是各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包括很多世界名著。如《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著）、《孤星泪》（雨果著），《鲁滨孙漂流记》（笛福著）以及《伊索寓言》等。他的作品世称“林译小说”，这也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
我国许多著名的现代作家和老一辈的当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在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曾受到过林译小说的熏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