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活着》是余华最负盛名的小说，首发于1992年第6期《收获》杂志，当初还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七万字左右，之后扩充为十二三万字的长篇小说《活着》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中国版权金奖（2018年）等各种奖项，并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其影响力长盛不衰，是纯文学界的畅销奇迹，至今累计销量已逾千万册，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周伟达作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周伟达作家
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活着》是余华最负盛名的小说，首发于1992年第6期《收获》杂志，当初还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七万字左右，之后扩充为十二三万字的长篇小说。《活着》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中国版权金奖（2018年）等各种奖项，并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其影响力长盛不衰，是纯文学界的畅销奇迹，至今累计销量已逾千万册。
为何《活着》以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打动千万读者？答案可能还得回归到《活着》这部小说的文本中来，我想少不了余华之于先锋的转身、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对细部的处理、读者与小说人物悲剧命运的共情以及因之产生的关于活着或死亡的思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从作者的创作经历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余华的写作风格逐渐迥异于几年前的先锋时期。1986年春天，余华读到了卡夫卡，尤其是《乡村医生》那匹自由出入的马让他进一步认识到想象的自由。那年冬天，余华就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并义无反顾地走上先锋之路，成了先锋派文学主将之一。那时余华笔下的人物，譬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主人公“我”没有具体名字，只是作为所有十八岁青年的一种象征。
先锋时期的余华还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其中人物大多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一样，没有特别饱满的血肉或者复杂的灵魂。就像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的坦率，他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当小说人物只是道具时，也许最终也可以较好地在叙述中呈现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各种意涵，但毕竟与读者产生了距离，很难让读者产生共情，这样的人物也只能沦为道具。
余华在创作《活着》时，先锋派文学浪潮逐渐退潮，其笔下的人物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等一批人物上演着自己命运起伏的故事，他们在“活着”这一幅广阔的图景中或走来或离去，读者在小说中遇见的不再是一个个道具。《活着》中的人物所承受的悲欢离合是人之常情，是现实中或不可避免的意外，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生死必修课”，当人们亲近小说人物的内心，于是也便不可遏制地流下眼泪。
福贵是坚韧的、家珍是贤惠的、凤霞是善良的、有庆是懂事的、二喜是踏实的，一个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饱满有力，并在一件件事情中得到深化。小说结尾，福贵已经失去了七位亲人，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盼头了，但是他去买了一头牛。当他偶遇一头即将被宰杀的老牛时，即便已经走出一段路，还是折返回去买下。
余华的这段叙述呈现了更为丰富的福贵，可以从中看出福贵的善良，当众人在讨论牛刀从什么地方刺进去最好时，福贵看到了老牛在吧嗒吧嗒掉眼泪。更深层次地塑造了福贵生命的韧劲，他在几乎再没有什么盼头的人生路上要把活着这件事贯彻到底，买了一头可怜的老牛也许某种程度上投射着福贵的“顾影自怜”，买了牛可以耕田，也好有个陪伴，这也验证了他要继续活下去的打算。
余华初写小说时，颇受川端康成影响，注重小说“细部的描写”。在小说《活着》中，我们常常可以欣赏到这种“细部的描写”，这不仅为文本阅读提供说服力，也产生了极强的感染力。福贵赌博输光家产的那个晚上，他先是“像只瘟鸡似的走出了青楼”，天已经亮了，但是他“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还被一个提着一篮豆腐的熟人叫了一声“早啊，徐家少爷”吓了一跳，在路过丈人米行时，“把脑袋缩了缩，贴着另一端的房屋赶紧走了过去”，接着是“迷迷糊糊走到了城外……脑袋里空空荡荡，像是被捅过的马蜂窝”，就这么一会儿工夫，福贵“瘦了整整一圈，眼都青了”。余华的这些细部描写将一个赌徒输光家产的乍醒、惊吓、绝望乃至又陷入茫然不知所往的状态呈现得淋漓尽致，吃喝嫖赌徐福贵的少爷形象立了起来，也垮得很彻底。
正是因为这些细部的处理，读者也好，观众也好，对福贵因赌博从天上到地下的一败涂地有了强烈认同，继而对他今后的命运产生进一步关注。
还有一处描写，余华本人也常常提及。那是有庆被拉去抽血过度导致意外去世后，家珍终于知道了儿子的死亡，她在村口的路边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福贵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有庆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这里的描写两点很出彩，一点是“有庆的跑”，一点是“月光像盐”。有庆给人一个奔跑少年的形象，他常常在学校、村口、家里的路上跑来跑去，一天得跑五十多里路，就是为了割草喂羊，否则两头羊就得饿死，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学校的短跑健将。就是这样一个对动物充满爱心的阳光少年，最后因献血而遭逢意外，其反差才更令人唏嘘，听不到有庆跑来的声音这件事才更令人痛心。而对月光的比喻，更彰显了余华对细部把控的能力，没有采用“月光如水像眼泪”“月如钩”之类的表达，而是将当时的月光比作了盐，既抓住了盐撒在伤口上的疼痛感，也以日常之物“盐”呈现了死亡、伤心几乎也是难免的生活常态，这样的叙述更贴合百姓常识，更触动读者内心。
一部小说，怎么讲很重要，讲了什么也很重要。《活着》这部小说的读者没有特别的年龄界限，上了年纪、经历颇丰的七八十岁老人或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喜欢看。《活着》受欢迎，一定程度上是读者与小说人物的命运发生了共情，以及产生了对活着意义本身的思考。
《活着》的时空环境是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江南小镇，主人公福贵一生的经历发生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等历史事件的背景下，他是大时代激荡浪潮中的一小朵浪花，一份生存样本。福贵对于个人命运的回忆对于上了年纪的读者是一次生命的回溯，读者的命运大概不会如福贵一般凄惨，但在时代浪潮跌宕起伏的经历上、在年岁渐长经历生离死别这件事上能产生一定的情感共鸣。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较之于父辈、祖辈没有经历时代的大风大浪，在福贵的命运中能够捕捉到的是历史的回响，以及一次次死亡故事所可能带来的生命教育。
站在讲述者福贵的角度，他在生命的暮年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死亡曾多次与他擦肩而过，命运却都让他意外逃生，他被命运留下来经受一个个亲人的离去：父亲因他赌博败家而气死，母亲与妻子家珍病死，儿子有庆因抽血事故而死，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女婿二喜工地出事而死，外孙苦根因饥饿饱食豆子后噎死。福贵从起初经历亲人死亡的悲痛，到对于生命无常的忍受，再到对于死亡这件事的习惯，最终平静地向那位民间歌谣收集者讲述自己的一生。在福贵的故事中，没有生存、幸存之别，没有特别的生活哲理，只有活着本身，他对个人生命经历的简单感受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这么想便又直接感叹“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余华把福贵的这种人生观概括为“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作为农民的福贵，是万千大众中的普通一人，是人群之中朴素而广泛的存在，福贵便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复数，是人类群体生命的一个代表，在面对死亡这件事上我们大概率不会比福贵经历更多，在活着这件事上我们又能探索出多少条必定稳妥的坦途。
我们在《活着》这部小说中跟随人物的命运起伏而起伏，在福贵的生命中观照家业丰败、亲人来去、生死日常，并因此照见自我生命体验的某个部分，拨动内心深处的隐隐思考，我们并不见得比福贵更聪明更坚强，于是我们在死亡的阴影下战栗，又在夏日阳光里充满回忆，我们因为死亡这件事的无可奈何而泪流满面，也为活着这件事的不被打倒而肃然起敬。
这些就是我认为《活着》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
来源： 读嘉新闻客户端 作者：周伟达 编辑：戴群 责编：邓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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